沒有言論自由的時代
1960年的雲林縣長選舉，已經連任四屆的雲林縣無黨籍議員蘇東啟，迎戰國民黨籍林金生，僅以6000票的些微差距落選。蘇東啟沒有因此感到消沉，因為縣長位子對人稱「蘇大砲」的他來說，絕不是從政唯一的選項，深耕雲林多年，累積的聲望與人脈其實早已通透全臺，以他的能力，不僅可以為家鄉做更多事情，也可以為這座島的未來擘畫更民主、更自由的寬廣道路。
當雷震創辦的雜誌《自由中國》，立場從1949以降的「擁蔣反共」，漸漸開始重視「國家正常化」的問題，刊登了多篇反對蔣介石三度連任總統、批評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社論文章，甚至投入「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時，蘇東啟一貫都是深表支持與贊成的。
在那個批評政府就會揹上匪諜罪名而被感訓甚至判處死刑的年代，雷震籌組反對黨的進度沒有歇停，而且多頭並進，直到《自由中國》刊登了殷海光那篇被指為「為匪宣傳」的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激起了最後的浪花，正式惹怒執政當局，下令抓捕「中國民主黨」的相關人等。
當局逮捕雷震與劉子英、馬之驌、傅正等人，藉殷海光的社論為由，在軍事法庭以「為匪宣傳」、「知匪不報」等罪名，判處劉子英十二年、雷震十年徒刑，其他人則是感化三至五年不等。
至於殷海光，一直到他49歲，在身心疾患與骨癌交互侵蝕死去之前，終身都受到黨國的監視與控制。
逮捕雷震等人的判決出來的時候，胡適覺得這些判決理由非常不妥，向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諫言：「雷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國》雜誌當然停刊，政府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
但胡適的聲援並未帶來任何正面效果。在那個時代，表達不同政治意見，就必須承擔坐牢的風險，這才是真正失去言論自由的極權政府。
儘管蔣介石習以為常地干預司法，甚至要求雷震等人的「刑期不得少於十年」，縣議員Aka落選縣長蘇東啟，依然無所畏懼地在雲林縣議會要求蔣介石即刻釋放雷震，而且這個提案還獲得全體議會的支持。
蘇東啟的敢言敢衝，最終當然毫無懸念地為他招來禍端，但也因此間接催生了泰源監獄的臺灣獨立事件。
沒人覺得自己是英雄
民雄戲院的張茂鐘老闆，親眼目睹嘉義地區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時，也不過是個13歲的孩子，心有餘悸聽著不斷傳來的死訊，他不僅感慨畫家陳澄波、醫師潘木枝等人的犧牲，更不滿國民黨專權獨斷，視人命如草芥的執政態度。他當然知道政治雜誌《自由中國》的努力，是希望國民黨趕緊醒過來，遵照憲法體現真正的民主政黨政治，但是他更激進的想法，是要推翻這個政府，全部重新開始，讓臺灣人做台灣的主人。
張茂鐘透過雲林鄉親詹益仁等人的牽線，特地在蘇東啟當選縣議員時，前往蘇家道賀，並向蘇東啟說出獨立革命計劃，希望他能透過對社會的影響力，讓更多人響應這個計劃。蘇東啟聞言，著實嚇了一跳，因為不僅有商人、農人、工人涉入其中，連軍隊裡都有臺籍與原住民籍的士兵被他吸收，包括駕駛兵、通信兵、空軍訓練中心的班長等等。
蘇東啟起初有點猶豫，他是體制裡的人，當然期望能從體制內改變現況。但是在雷震與殷海光等人接連因言獲罪之後，蘇東啟也動搖了。
奈何1961年9月19，行跡敗露，張茂鐘與蘇東啟等人被捕，其中的同屬海軍陸戰隊1074部隊的鄭金河、詹天增、陳良、鄭正成等人也因為涉入其中被捕。雖然蘇東啟由死刑改判為無期徒刑，但從此蘇家也面臨了漫長的政治監視，諸多不自由，朝不保夕的恐懼感，隨時都籠罩在蘇家上方。
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前雲林縣長蘇治芬面對家族政治的質疑時，會霸氣地回應「是否有膽量做我蘇家人？」身為蘇東啟的女兒，從小就深諳黨國勢力與情報系統的緊迫盯人，如果出了任何差錯，隨時都會被政治清算的。
同時，高雄中學以陳三興為首的「臺灣民主聯盟」、高雄中正中學施明德與蔡財源組成的「亞細亞同盟」、還有就讀台中一中的江炳興等人所成立的「自治互助會」，在1961年正式合併為「臺灣獨立聯盟」。這些青年結社起初並未直接展開武裝獨立行動，多半是先潛藏在社會裡，或報考官校，試圖從軍中吸收成員，逐步壯大聲勢。像江炳興跟蔡財源都是陸軍官校同期同班，並各自在軍中吸收了一些成員之後，才輾轉發現對方的意識形態相同，而有了讓三個組織有合併的契機。
「臺灣獨立聯盟」是在合併隔年，也就是1962年曝光的，主因是遭到內奸出賣，民間與軍中成員陸續被捕，其中原「自治互助會」的成員吳炳麟更被偵訊刑求致死，將屍體丟到鐵軌上佯裝成他是畏罪跳火車身亡，宛如臺灣版的下山事件。
先後因為雷震案、蘇東啟案、臺灣獨立聯盟案而被捕的政治思想犯，陸續被移監到臺東泰源監獄，五至十年不等的刑期，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充實自己，並在監中交換臺獨運動的心得，甚至也開始吸收監獄裡的人加入他們。
這才有了泰源事件的爆發。
臺獨只有一小撮人啦
泰源事件爆發之前，還有兩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一是在這些政治思想犯被抓的1962年，彭明敏草擬了《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文末呼告著：「讓我們結束這個黑暗的日子吧！讓我們來號召不願受共產黨統治、又不甘心被蔣介石毀滅的人們，團結奮鬥，摧毀蔣介石的暴政，建設我們的自由國土。」
曾獲蔣介石召見的十大傑出青年，臺大政治系教授彭明敏親自戳破國民黨的反攻大陸謊言，不僅鼓舞了當時所有的政治思想犯，也讓更多人思考當時的臺灣政府制度的確違背了民主自由的真諦。
因此彭明敏在被逮捕又獲特赦之後，便審慎地準備逃亡事宜，最後躲過了官方軍警的嚴密監視，由外籍人士協助掩護，製作假護照，易容變裝，順利出逃至瑞典。
彭明敏逃出臺灣的日子，是1970年1月4日，當時因為前項幾個獨立運動而被移監到泰源監獄裡的政治思想犯們知悉這個消息的時候，甚為鼓舞，也因此決定要在農曆春節假期，趁著人們沉浸在節日氣氛而疏於防備的時候，展開搶奪槍械以控制監獄，佔領廣播塔台，最後登上海軍軍艦的計劃。
另外一件小事就是，當美聯社記者訪問蔣介石如何看待臺獨分子時，他居然認為這只是「一小撮臺灣人的行為」。
這「一小撮」已經把原本僅能收容200人的泰源監獄擠到超過300人；這「一小撮」驚動全世界的關注，連國際特赦組織都要為彭明敏發聲；聽到蔣介石是這麼看待人的性命，泰源監獄裡的人就更加篤定要讓他知道這「一小撮」的厲害。
泰源事件的經過
2月8日，大年初三，由受過專業軍事訓練的江炳興為首，在換哨的鬆懈機會，與鄭金河、陳良、詹天增、謝東榮共五人，外加一位鄭正成，六個人裡外聯合了擔任警衛的臺籍士官兵、同樣因政治思想被捕的牢友、當地原住民等上百位參與者，準備奪下班長龍潤年的槍。
帶頭的江炳興大吼一聲：「台灣獨立了！把槍交出來！」
這是第一戰，成功奪槍，但很不幸地，在奪下槍枝之後，他們並未確實地將龍潤年滅口，以至於讓他成功呼救，驚動泰源監獄所有的警衛，連周遭的軍警單位也都開始集結增援。泰源監獄所在的位置，不利於逃亡，而且最近的軍事單位只需要二十分鐘就可以抵達，第一戰的失策，導致了後面的敗亡。
原本最好的計劃是，先確保槍械子彈的優勢火力，放出牢房同夥，占領監獄，利用廣播電台，播送早先由外籍神父備妥，以國、臺、英、日四聲道錄音並印製，由江炳興所草擬的〈臺灣獨立宣言書〉，鼓舞民眾響應獨立運動：「我們深信唯有台灣獨立，人民的自由與幸福，能得到保障，唯有台灣獨立亞洲能得到安寧，世界能得到和平，我們的奮鬥是有意義的，我們的犧牲是有代價的，相信我們的呼求必得到響應，我們的行動必得到正義支持，我們祈求苦難的人們，早日得著安息，世界早日進入和平。」
但因為第一戰的失敗，六人不得已持槍械逃入山區。不過一周左右，便相繼被捕。
4月16日，國防部參謀本部要將他們送往綠島集中管訓的公文，傳到蔣介石那裡，由於當月24日蔣經國不巧在美國遭到黃文雄刺殺未遂，從蘇東啟、彭明敏到黃文雄，還有這些或大或小的組織犯罪，讓蔣介石頭疼不已，為了維穩，遂一如往常地指導司法：「如此重大叛亂案，豈可以集中綠島管理了事，應將此六犯皆判刑槍決。」
被捕的六人，總共串聯了超過百名牢友、警衛，面對偵訊刑求，卻自始至終沒有供出任何一位共犯，其中五人更聲稱鄭正成是被他們綁架脅迫，五人合力擔下所有罪名，打算讓鄭正成保住一條命，不僅為這五人託孤，也要作這整起事件的見證與紀錄者。此案牽連甚大，如果讓民眾知道泰源監獄的獨立份子已經有能力搞出集體暴動，那局面必定一發不可收拾，各地的響應勢必讓獨立運動遍地開花，因此獄方與官方都不希望本案查得太透徹，既然這五個人堅持要承擔所有罪名，那就出具這五個人名單，有殺雞儆猴的效果就好。
5月30日，泰源監獄事件的主謀江炳興、鄭金河、陳良、詹天增、謝東榮等五人，在新店安坑刑場遭到槍決。
或許有人會覺得，當時的政府是在對抗武裝暴動分子，政府是為了維持國家安全秩序。但這種想法只是看泰源監獄事件的結果，卻忽略了所有的前因。
無視彭明敏的訴求，嫌惡蘇東啟的勸諭，不顧胡適的提醒，忽略雷震的諷諫，査禁殷海光的思想。國民黨政府在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之下，就是這樣步步錯，才會造成今日這麼多的政治冤案。
泰源監獄事件的爆發，其實跟殷海光那篇社論隔了十年而遙遙呼應著：「大江總是向東海奔流的。我們深信，凡屬大多數人合理的共同願望遲早總有實現的一天。自由，民主，人權保障這些要求，絕不是霸佔國家權力的少數私人所能永久阻遏的。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可以看到共黨暴徒在大家的一共同願望中倒下去。同樣的，少數人拿種種藉口來阻撓和打擊這一願望的動作，也將在公意之前停止。自由、民主、人權一定會在大家的醒覺和努力之中真正現實。」
如此正常不過，如此簡單不過對國家的盼望和期許，被國民黨政府視為有毒的赤化思想。這就是白色恐怖時代，失去言論自由的真相。
幸而，殷海光等的那個不久的將來，就是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