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或始自記憶錯謬，或源於內心恐懼，關於1947年國民黨軍登陸基隆港，展開無差別掃射以致基隆港灣被染得腥紅的確切日子，根據新聞版面、個人日記暨回憶錄、綏靖報告書、學術研究等不同文獻，至今都有一日之差的爭議。
倖存的人能夠鼓起勇氣講述當時的狀況，誠屬不易，唯一能確定的事實，就是在三月八日或三月九日的某一日中，基隆港灣與田寮河曾因遭到國民黨軍警的槍枝射擊而一夕染紅，這是當地人親眼所見甚至親身所歷，縱使政治意識型態不同，都不能將軍警武裝鎮壓的歷史事實抹去。
各地方的二二八
由於導火線是二二八事件，故又被稱為基隆人的「二二八」。
台北圓環因為查緝私菸而引發一連串的警民衝突，其實是始自1945年國民黨接收台灣島之後，日積月累的民怨所致。
這股民怨，從「敵糖」事件就能看出端倪。二二八爆發衝突後，全島沸騰，陳儀向蔣介石討救兵，白崇禧奉蔣介石的命令來台善後二二八事件，貌似要仲裁民眾與行政長官公署的糾紛。此時，台灣省參議員王添灯希望能化解軍民對立，代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草擬三十二條處理大綱，條條分明都是希望能免去軍民衝突的罪責歸屬，或是改革當時的省政體制等等，但其中卻有一項十分特殊的要求，不談政治，不談鎮壓，只希望中央能將運往上海的15萬噸白糖歸還台灣省。
這條看似與二二八毫不相干的要求，其實就是二二八之所以會蔓延至全島，導致基隆、嘉義、高雄都揭竿起義的真正原因。
敵糖
這15萬噸的白糖，是日本數家糖廠來不及帶走而留下的，故當時又稱「敵糖」，國民黨政府想利用糖的外匯價格來穩定國共內戰造成的通貨膨脹，解決糖糧短缺等經濟問題，故將這些白糖徵收並運往上海。但對台灣人民而言，這些糖都是產自台灣這片土地，是台灣人辛苦耕耘的血汗結晶，不按價購買而強制徵收的舉動，簡直比日本人的株式會社還要蠻橫。台灣俗諺：「第一戇，種甘蔗給會社磅」，道盡了台灣農民對日本人把持製糖產業的無奈，如今面對國民黨政府的無理要求，難免會有「狗去豬來」的想法。從此一端，可見台灣人對國民黨政府有多麼失望，才會在短短數天之內，掀起這場永遠在台灣人心中烙下印記的事件。
而當時負責這批「敵糖」來去的第一任台糖總經理沈鎮南先生，是留學美國的製糖專家，其任務本是復甦台灣糖業，扶助台灣蔗農，卻因為擋住了某些人升官發財的道路，1950年被羅織罪名，以「資匪」論罪，槍決於馬場町。
誰是匪
談二二八，不能不談到共產黨。
在日本統治的背景之下，1928年，由謝雪紅、林木順等台籍左翼人士籌組台灣共產黨，並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上海法國租界宣讀政治大綱，其內容包括「台灣人民獨立萬歲」、「建立台灣共和國」等等。
這是為了對抗日本統治的伏筆，也是為了消滅中華民國的暗樁，以便中華人民共和國未來可以學習蘇聯政府，聚集諸多共產小國為一赤色聯盟。若以台灣全體人民的前途利益著想，成立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從此不受日本或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當然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但當時蘇維埃政府喊出這樣的口號只是為了分化國家，各種假解放之名行真獨裁軍統之實的手段，並不遜於日本扶植的偽政權。
傳聞有許多共產黨員都投入二二八事件，為的就是掀起更劇烈的暴動，讓軍民關係徹底破裂，以便他們順理成章散播台灣獨立的思想，吸收更多的黨員，讓中華民國繼失去中國領土之後，無處可去。
這樣的說法絕非空穴來風，因為早在1936年，毛澤東就曾發表這樣的談話：
「不僅要保衛長城以南的主權，也要收復我國全部的失地……當我們收回中國的失地達成獨立以後，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枷鎖，我們將熱烈支援他們爭取獨立的鬥爭。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
事後檢討二二八事件的諸般意見中，有人認為針對共產黨員滲透，寧可錯殺不可錯放，進而選擇寬宥國民黨政府在二二八事件當下的作為以及之後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
那錯殺的比例未免也太高，許多受難者包括畫家陳澄波、參議員黃媽典、律師湯德章、牧師蕭朝金、醫師參議員潘木枝等人，他們的身分背景乃至思想言論皆與共產黨毫無瓜葛，卻都遭到極為惡毒粗暴的拷問甚至殘殺，其他被殺害的社會菁英更是不計其數，短短數月之間，台籍菁英呈現真空狀態，成為台灣歷史上永遠無法抹滅的苦痛印記。
就連前述的參議員王添灯，他本來是出面作和事佬的，卻被臺北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逼供拷打，甚至被當庭潑汽油點火，活活燒死。
匪是一定要剿的，但，究竟誰是匪呢？
時間軸
張慕陶是三月一日接的團長職位，他欺騙台灣民眾，說中央政府絕對不會對台出兵動武。但當時福州憲兵第四團第三營、第廿一團第一營早就預定將在三月八日抵達基隆港；三月九日則是上海的廿一師438團。由於八日的那艘船上有監察院長于右任委派的二二八事件調查委員楊亮功，因此不可能在他抵赴基隆之後才展開血腥鎮壓，因此可以斷定血染基隆港的事件，就是發生在三月八日上午，即楊亮功尚未抵台的時候，以肅清街頭的名義，將集會遊行的人一一射殺，導致他們跌入田寮河與港灣之中。至於一般常聽說是上海廿一師進入基隆港的時候進行無差別掃射，此事雖難以確認真偽，但根據楊亮功抵台後所見的屍橫遍野。
「我借用長官公署轎車。車旁站有憲兵以示警戒。所過街道，哨兵林立、行人斷絕。時見有死人，橫屍於途。」
基隆在地的台灣史學者楊逸舟的口述歷史雖有提及港邊掃射，但不知是否是廿一師所為：
「登陸的士兵對著碼頭工人與苦力，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機槍掃射，瞬時有數十名、數百名的工人應聲倒下，悲鳴與號聲四起。市民見狀，便亂奔亂竄，慢一步的人就成為槍口的獵物。惡魔突然降臨，橫掃市街，死傷者倒在路面，到處皆是……。數百名被認為『暴徒』的人們，足踝被貫穿鐵線，三五人一組被拋進海中。有時，十數人一組，同鐵線貫穿手掌，有的已氣絕，有的半氣絕，統統綑成一團，拖入海中。不數日，無數的無名屍像海綿似的吸飽海水，浮上海面，漂到海邊來。」
廿一師抵台的時候，局勢已經被鎮壓得差不多了，基隆要塞司令部針對基隆一地的肅清，應該才是港灣被染紅的真正原因。
報告書（壹）
楊亮功抵台之後幾乎看不到任何動亂，唯一一次較為驚險的事件，就是有人試圖狙擊楊亮功，但他旋即查明真相，返回中國後寫成報告：「據云在京滬的台籍人士在報上看見此消息後，曾謁見于院長，特別說明：放槍打車者並非本省人，而是警備總司令部要擴大事件。」
可見他並非耳頇目盲之輩。
警總參謀長柯遠芬帶著楊亮功到圓山陸軍倉庫，指著數百具屍體，說是暴徒欲襲擊陸軍倉庫，搶奪槍枝，幸而被國軍擊斃。
楊亮功也並未信服，因為倒在地上的都是手無寸鐵的十八、九歲男學生，倉庫附近也全無戰鬥動亂跡象，所以他返回中國所寫的報告書，算是相當中肯的意見：
「問陳在此次事變中警備總部到底逮捕了多少人，處決了多少人? 我回到南京時可能有人問及此事。陳就推說要他的參謀長柯遠芬來見我向我報告，稍後柯遠芬來見我，我再問他到底拘捕私處決了多少人，他即交給我一張名單：『蔣渭川、謝雪紅、張睛川、黃朝生、王添燈、白成枝、呂伯雄、李仁貴、郭（鄧）進益、廖進平、陳屋、郭國基、潘渠源、林日高、林棟材、王萬德(得)、潘欽信、蘇新、徐春卿、王名貴、陳旺成、林連宗、駱水源、陳篡地、陳瑞安、張忠誠、張武曲、顏欽賢、廖文毅、廖文奎等。』我一看這名單就是報紙上公佈被通緝的三十幾人的名單。當時我很生氣，我問柯除了名單上的三十幾人外，還有多少人被補或被處決。他並未答覆我，也沒再說什麼，即辭去。實際上他本人就是違法殺人作惡，所以他不能詳作報告。有林家花園主人林某（按即林宗賢），柯說他曾參加暴動，命其寫悔過書即可無事。等待林某悔過書寫成，柯即據其悔過書加以勒索鉅款。當時我已回到南京，接獲台北辦事處主任鮑良傅報告，當即電陳公洽查詢，陳覆電已命將此案移交新成立省政府處理，柯氏之敲詐，遂未得逞。此不過是柯氏作惡之一例。」
楊亮功甚明事理地釐清了事變原因，在民生方面物價高漲、失業增加；而內政的統治政策失當，部分公務員貪污失職，因此他建議蔣介石撤銷長官公署，改設省政府，選用省內人士任職；實行二五減租，公地分配；撤銷專賣、貿易局，輔助產業發展；進行賠償、撫恤；鼓勵台灣與內地文化教育交流等措施，在在顯示他的所見所聞，的確能與當時台灣人的處境相符合。
報告書（貳）
不知道為什麼，楊亮功的報告書似乎沒有打進蔣介石的耳膜子裡。
反而是白崇禧於三月十七日抵台後的電報，讓蔣介石吃了秤砣鐵了心，決意要走上戒嚴的路線，徹底禁絕台灣人民的民主自由。
白崇禧先是稱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馬公要塞司令史文桂等，鎮壓最為得力。」
緊接著三月二十四日，白崇禧的一通電報，把事變原因扭曲成日本統治跟中共滲透：
「查此次臺灣事變之遠因，乃由臺胞青年過去受日本五十餘年狹隘褊激教育影響，致國家觀念，民族意識薄弱。其近因，即抗戰勝利後，中共假言論自由之名，恣意詆毀本黨及政府軍隊。臺省一般不正確之報章輿論亦同出一轍。醞釀既久，臺人有政治野心者乘機操縱，伺機爆發。故最近以臺專賣局緝私事件籍題發揮，因少數共黨分子及日軍投降後自海南島遣回之臺籍退伍軍人與地方莠民勾結煽惑叛亂，臺省青年學生妄動盲從，省縣市各級民意機關參議員等多盲從，起而附和，致叛亂擴大，全面暴動。…其企圖不僅如在京所聞係出於不滿現狀。自有關文件中獲悉，彼輩所謂高度自治及所提無理要求，則直欲奪取政權，已無疑義。」
兩份報告書的內容南轅北轍，歷史已經告訴我們蔣介石最後相信了誰的說詞。
基隆人的底氣
除了是憲兵登岸的地方之外，基隆青年從日本統治時代就非常有自己的見解，敢於對抗不公的強權。
1942年，基隆高中應屆畢業生呂燕卿拿著簽名簿，請同學簽名留念。但是他只找台灣籍的同學簽名，完全不理會日本籍的同學。更在簽名簿的封面寫上「FM」二字，後來破譯出來這個縮寫，即是Formosa Man福爾摩莎人的意思，這件事情挑動了日本當局緊繃的情緒，日本警察進入校園搜捕學生，並拘留審訊，最後還把呂燕卿等五名即將畢業的同學強制轉學至內地，最後半年都不讓他們在台灣念完，就是為了防止他們在台灣人之間鼓譟出反日情結。
緊接著是1946年5月4日，基隆高中再度發起紀念五四運動的遊行，吹響了戰後學生運動的第一支號角。
當時日本政府全面撤離，但國民政府陷於內戰還未能顧及台灣，由於時局緊張，國民黨多少也掌握了共產黨正在滲透台灣的情資，當然嚴格控管台灣人舉辦各種名目的集會遊行。一聽到學生要組織遊行，國民政府的軍警進入基隆高中，並採取暴力鎮壓的手段，中止了五四遊行。
這樣的怨氣不斷累積，終於在1947年的三月八日爆發。造成了基隆人的二二八事件。
而一年後，1948年的秋天，風雨飄搖地擔任了兩年基隆高中校長的鍾浩東，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基隆中學支部」，發行了由呂赫若等作家共同編纂的地下刊物《光明報》，正式展開了共產黨的地下工作。 與其被扣上紅帽子，沒有來由地被軍警欺壓，那不如就起來造反啊！基隆人的二二八何嘗不是一起官逼民反的老故事旋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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