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拜五的晚上，時針顯示七點，台北冬天的雨沒有打算停的意思，幾個同事說了下週見，出版社不大的辦公室，還是顯得空蕩起來。泡了一杯紅茶，回了幾封工作的信，打開word，準備在回家前把十信案的調查報告打完。
在youtube上繞了幾圈，先是停在Liberation Music Orchestra在1970年的〈Song fro Che〉，然後換成大友良英在2012年的吉他獨奏。風起雲湧世界革命的時代遠去，那首為了非洲殖民地獨立而寫，獻給切格瓦拉的曲子，也難以保持原來的樣子。在旋律的限制邊緣遊走，在未來的頌歌與樂器的自由之間揚起帆布，這樣的自由爵士已經是四十年前的事。在大友良英手中，這首曲子充滿噪音破片，不協調的高頻，急速的突進，只能在幾個片刻裡，辨認出主旋律。
就像後來從出土材料人們知道的，切格瓦拉的死並不那麼浪漫。切輸出革命，到非洲到南美都沒有群眾基礎。在留下的日記裡，他抱怨非洲部落沈溺內鬥，抱怨印地安農民樂天順從，招募不到士兵。世界革命的時代顯得越來越遠，並不只是風尚易變，也是因為人們發現身處的世界是一個巨大而難以說清的複雜系統。
眼前這份十信案的調查，可以說是從十年前開始的，也可以說是這半年前作的。
十年前，我還待在學校研究所，跟幾個朋友一起進行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口述歷史。經費自掏腰包，形式克難。不過比起早期台灣省文獻會的訪談，那時前輩們開始比較願意，也比較不害怕談起半個世紀前的事。不像最初都說是冤枉是被牽連，幾次拜訪，東談西聊，熟了之後，有時他們會終於開始談起地下黨的事，眼睛看著遠方說，「其實，當年我是有參加。」
歷史的另一種樣貌逐漸重建，在台灣各地，當年的農村、工廠、學校、部落，儘管只是初步的連結，在1950年韓戰爆發，島嶼歷史走向確定之前幾年，面對戰後國民黨統治的失序，確實有過幾千人，在國共內戰的夾縫中，抱持著改變社會的理想而成為地下黨的一員，然後用生命與青春換取。
只是，儘管為這段歷史的復原感到振奮，搭著客運與地方公車，一位前輩牽線另外一位，按下電鈴拜訪，與此同時，我也帶著疑惑。這段歷史跟今天的台灣的關係究竟是什麼？
「不要忘記歷史，希望後來的人們都能記得，不會讓台灣再發生這樣的事。」這樣的解釋顯得美好，也多少顯得空泛。
戰後台灣的戒嚴長達三十八年，政治案件與軍法槍決集中在1950年代前半。在中國內戰失敗後，流亡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與東歐、南非、南美相比，具有一個奇特的性格。它既採取非民主的軍事戒嚴，但同時也試圖推行現代化建設。在後面的三十多年，它的體制儘管充滿各種壓制，但並不全是非人性的。美國的壓力，從中國搬來寫著民主的憲法條文，自由中國的名號，地方治理的妥協，冷戰中的美國國際貿易陣營，中國官僚系統長期以來的現代化構想，這些，使得在戒嚴黨國體制下，有著不完全的市場經濟，不完全的地方選舉，不完全的言論出版空間……。在這之中，戒嚴體制與其縫隙，一同將台灣打造成一個近代社會與國家的結構。
不像東歐與南非，黨的控制與種族隔離，將日常生活牢牢抓住；不像南美，軍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只能出於大規模屠殺；當民主化歷史軌跡最類似的韓國，在1980年光州事件出動陸軍鎮壓，民眾死去近兩百人時，前一年台灣發生的美麗島事件儘管引發大量逮捕，政府的槍口卻沒有直接的煙硝。
鐵籠的疼痛，只屬於試圖衝撞飛出的鳥。不完全的自由下，經濟起飛的奇蹟與政權轉移的和平，使得島嶼上大多數的人們，與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相對遙遠。「過去的事就過去了」，「在那種時代也沒有辦法」，「建設國家也有功勞」，於是當被噤口的疼痛揭開，這樣的反應四處可見。於是最好的，也只能是，「不要忘記歷史」，「不能讓國家侵害人權」。
那幾年，在曾經是集中營的綠島，舉辦過幾次營隊。看著二十歲上下的學員，與八十歲的前輩並肩坐下，聊起過去，心裡一邊感到欣慰，另一邊也總有不能解答的問題浮現，重新挖掘這段歷史的方法，只靠溫暖與善意真的夠嗎？
十年後，政權再次輪替，當年的黨外人士除了總統選舉，也第一次拿下國會多數，「促轉會」進入立法院議程，「轉型正義」概念不時在兩黨交鋒中出現。當時的一些朋友，有的進入了政府做事，有的在民間監督，相關的學術論文，也開始累積成果。而作口述歷史時，東奔西跑，作息不正常的我，則在第三年患了胃潰瘍，離開學校，久沒見到那些前輩。養病幾年後，進了這家專作推理小說的出版社。
本來以為那段歷史終於可以進入公共的視野，在衰老追上他們的年紀之前，撞到鐵籠的鳥，可以跟錯覺自由的鳥，談一談自己的故事。但一年過去，「促轉會」的成立，反而讓不同的記憶更強烈對立，在各方政治盤算下，寸步難行。
新政府推行各種改革，也在成效出現前在各種反對下中挫修正，這一年裡，在版權往來信函、改編翻拍片場、各大小說獎項的特稿之間，我常想起那時的事，也想起跟我一樣，後來沒有待在學術工作的W。當年總是一起喝酒的W，一度到美國念博士，沒有回到台灣，沒有進到促轉會，也沒有在民間NGO監督。在博班第四年，他沒跟指導教授說原因，買了一張機票去了廣州當台幹。有時，翻牆連上網路的時候，會傳來幾張當地的照片，像是他們公司新研發的芒果香味除臭劑，像是小攤子上印著習近平的年曆。
每次放假回台相聚，當他還像當年一樣，喝了半瓶艾雷島威士忌，陷入半醉，而我以茶代酒，還醒著的時候，我總想問他，為什麼去了廣州。但我也一直沒有開口，那答案，大概就跟那時候他寄來的明信片上寫的一樣吧。「紐約的冬天太冷了，但只有波本，沒有好的威士忌。我最近在想，歷史學者的心是太大了。總是以為自己可以解釋世界怎麼變成了這樣。」
也在那一陣子，翻到一位久未碰面的政治犯前輩回憶錄時，看到一條線索，把我帶到這份調查報告上。
多年前在綠島營隊時，一起在海邊散步的T前輩，在八十七歲高齡時，終於提筆寫下回憶錄，裡面除了被捕的事，也寫到日後在國信集團的工作與被十信案牽連的經歷。
T是個有難忘笑容的老派紳士，溫文而堅定。第一次碰面時，他提到一位在綠島新生訓導處的朋友，因為傳紙條給隔壁分隊的女生，被送回軍法處重新審判，最後槍決。他說，每次在中正紀念堂看到飛舞的蝴蝶，他便會想，那位朋友，應該已經變成彩色的蝴蝶了吧。
1950年，T剛從高中畢業，任職地方鄉公所，也在這一年被逮捕，在綠島度過十年。他本質是一位文藝青年，在戰後台灣動盪的時局下，對於左翼的思想發生興趣，而涉入中共地下黨在台灣發展的外圍組織。
出獄後，他靠著手上的一隻筆，辦起了少年雜誌，只是沒多久遇到颱風水災，又從頭來過。結清雜誌社負債後，受邀到國信集團，先負責對日本的廣告業務，接著受到蔡辰男賞識，調派到文化出版部門，主持一套百科全書的刊行計畫。
人生終於踏上安穩道路之際，卻又遇到十信案。作為國信關係企業的主管，政府介入清算集團金流時，他變成債務負責人，背上6億元的公司債。此後，過著名下沒有財產的生活，直到多年後與轉手多次的債權銀行談判，才以200萬代價結清這筆莫須有的債務，然後開始投入白色恐怖的平反工作。
在酷刑與禁錮之下，仍然深深抱著理想主義和浪漫情懷的T，卻在回憶錄裡，將十信案稱之為「白色恐怖時代下的犧牲性產物」。[1]親身在綠島集中營裡度過十年青春的他，「白色恐怖」這四個字當不是輕易用上的，這四個字彷彿是說著，那背後有著類似的政權構造。
這條線索，最終讓我清出一個櫃子，用來堆放下班後去印回來的各種資料剪報：官方報紙、商業週刊、黨外雜誌、各高層官員與蔣經國的傳記資料。這些把我帶到我準備上小學的那一年。那一年，兒童報紙上的科學專欄，描繪人類的未來，我們將在長大的時候，到月球工作。那專欄沒有預測到，比起正在飛出太陽系的航海家一號，我們所在的這個島嶼，將會有著更複雜的改變。
這些線索交會，說著：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有著一個清楚但一直沒有被探討的變化，在政府跟民間經濟活動之間展開。過去，我們往往用民主化過程來理解這個國家三十年來的改變，談論民主化的理想、政黨惡鬥、民粹傾向。部份偏向左翼的聲音，則將改變歸諸於新自由主義與資本流動的全球化，批評政府逐漸變成財團的代理人。這兩種觀點，很少彼此相遇，很少注意到，兩者都是針對1980年代戒嚴體制的失效，而演變出的答案的一部分——儘管是並不充分的答案。
這個等待填寫的空白，需要一種對戒嚴體制的新認識。戒嚴體制並不是一架予取予求的殺人機器，至少，經過三十年，它更接近一台零件充滿矛盾，難以順暢運轉的機器。在它裡面成長起來的這個現代國家與經濟體，已經變成舊有的運轉邏輯無法處理，卻也無法自行找到新邏輯的怪物。
這份調查報告生產的過程，像是某些閱讀詭計的偵探小說，當你看到一面，以為真兇呼之欲出，便在下一章看到另一面，事情並不只這樣。只是在最後，十信案甚至沒有一個責任所指的兇手。在這裡，參與其中的每個角色，甚至不能簡單地以加害者受害者劃分，他們都被這個扭曲的機器所限制。那壟罩在島嶼上方的，交錯所有人的影子，對未來的不安，比我們在民主化的想像中，所要打倒的敵人還要巨大。
但也在這裡，在這個跟著重在政治案件不同的白色恐怖定義上，我們可能終於得以看到這台機器跟今天台灣的關係，然後將那些對過去的哀痛，與眼前的任務相連。在這裡，戒嚴體制垮下的尾聲，與更為肅殺的開端，需要同樣的關注。那並不只是被忘記的歷史，不只是凋零的高尚人們，而是今天仍然卡住的體制的根源。那既不是「都過去了」的事，也不是拿來相抵的功過，而是延續到眼前的，即便要「拚經濟」都要去解決的現實問題。
這樣，到這裡，幾次加進新的信封之後，十信案的資料，或許終於可以收拾歸檔，暫時放進櫃子裡。
沒有開上大半夜的山路，抵達剛剛槍響的豪宅。沒有潛入庫房，用挨了一棒的後腦杓，換得機密的檔案。有的只是在當年的雜誌與日後的回憶傳記之間往復剪貼勞動，把那些矛盾違反常情，卻各自言之成理的說法放在一起，試著看看什麼會在虛擬的對話之間洩漏出來。
以偵探小說的標準，這不是一個夠好的案子，儘管涉及豪門，涉及政府高層，涉及科學家，甚至也帶有一間VIP俱樂部的酒杯和脂粉，但終究沒有出現應該負責的兇手，沒有一個策劃了所有陰謀的反派，有的只是每個角色在自己位置上最有利的方案，只是各自不安的交錯，一點一點地將系統推向崩解。
沒有一個可以在歸檔後拉下鐵門的結局，好灌下一杯廉價的威士忌，用起碼的正義，迎接這個城市看起來變得乾淨一點的天明。
儘管如此，扣掉那些標準要素之後，十信案仍然讓我想起那些寫於20世紀前半的冷硬派偵探小說。在那裡面，資本主義文明與近代官僚國家已然熟爛，華麗而一天一天磨損。每個位置上的人們都像齒輪一樣，有著固定的姿態，有的大有的小，可以轉動，也必須轉動，但只有很微弱的皮帶聯繫彼此。被納入系統的生活的複雜，比皮帶能規範的要多，但也很少有人能夠去想像不同的樣子。能夠跨過規則的，對自己誠實的，只有反派和我們坐在廉價偵探社桌子後面的主角，雖然雙方對正義的看法並不一致。
戰後四十年，因著殖民的遺緒、黨國的技術官僚、橫跨美日的國際生產鍊，這個島嶼上的人們脫離了舊有的生活，打拚出起飛的經濟數字，也將自己變成一個巨大經濟體的一員。而當所謂的現代化社會成為常見字詞，島上生活，越發靠近嚮往的美國模板，人們也逐漸感受到整個社會的運轉開始超出自己能夠理解的範圍，許多日常，都受到遠方的經濟波動與幕後的交易乃至陰謀影響。那建立在便宜行事、專業管制、人為特權之間的制度，看起來猶原堅硬，但慢慢無力回應生活的複雜，只是生產著日復一日的耗損與灰色地帶。
只是與那些小說裡的城市不同，黨國體制的僵硬與外加，既使得一切看似不可回頭地卡在那裡，也使得那不安普遍地瀰漫，使得各個位置的人們，都隱隱約約地想像，舊的體制打開之後，前面會是什麼。那使得喧囂與憤怒，遠遠超過冷硬派小說裡個別案件所牽動的，也使得關於正義的看法，超出佈滿灰塵偵探社招牌的直接了當。
從1985年眺望今天，那些不安的交會，帶來一個更艱難的轉型挑戰，但也給了一點我們在這三十年來耗盡的勇氣，它們彷彿仍然說著：我們還沒真正一起修改這個系統不是嗎？也說著：你這遍體鱗傷的傢伙，喝完這杯，趕快去睡一覺吧，明天還有好多事要作呢。
這樣，也在這裡，在跟冷硬派小說的相似與不同之間，把電腦關掉之前，我想起還有兩件得作的事。
雖然外頭末班公車已經駛去，只有幾個背包客還在路上，往隔壁書局改建的青年旅館走著，在十二點的指針下，沒有一隻青色的蒼蠅，停在透過窗戶照進來的夕陽下，電話簿也沒有被我拿起來，往一方陽光丟過去，然後攤開重要的一頁；但確實得傳一封訊息，然後翻開記事本，找出好一陣子沒打的電話號碼。
訊息給不知哪天會翻牆出來的W，跟正在幫工廠修改環保指標的他說，「下次回台北，欠了很久沒有乾的威士忌，我想我的胃是時候喝一杯了。」
然後在明天早上T桑電話接通的時候，我會再一次聊起在綠島的事情，但比起那時他指著星星說著當年怎麼辨識夏季大三角，我躊躇沒有開口的「那時候，你真的參加了共黨的地下組織？」，我想，我問的會是，「T桑，後來，經過這些之後，你在心裡是怎麼作到，同時帶著不安也帶著這些笑容的呢？」
[1] 蔡焜霖，《逆風行走的人生》（台北：玉山社，2017），頁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