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員筆記】從白色恐怖到十信案:島嶼歷史的空白之處

申飛/調查員 檔案調閱15次

禮拜五的晚上,時針顯示七點,台北冬天的雨沒有打算停的意思,幾個同事說了下週見,出版社不大的辦公室,還是顯得空蕩起來。泡了一杯紅茶,回了幾封工作的信,打開word,準備在回家前把十信案的調查報告打完。

在youtube上繞了幾圈,先是停在Liberation Music Orchestra在1970年的〈Song fro Che〉,然後換成大友良英在2012年的吉他獨奏。風起雲湧世界革命的時代遠去,那首為了非洲殖民地獨立而寫,獻給切格瓦拉的曲子,也難以保持原來的樣子。在旋律的限制邊緣遊走,在未來的頌歌與樂器的自由之間揚起帆布,這樣的自由爵士已經是四十年前的事。在大友良英手中,這首曲子充滿噪音破片,不協調的高頻,急速的突進,只能在幾個片刻裡,辨認出主旋律。

就像後來從出土材料人們知道的,切格瓦拉的死並不那麼浪漫。切輸出革命,到非洲到南美都沒有群眾基礎。在留下的日記裡,他抱怨非洲部落沈溺內鬥,抱怨印地安農民樂天順從,招募不到士兵。世界革命的時代顯得越來越遠,並不只是風尚易變,也是因為人們發現身處的世界是一個巨大而難以說清的複雜系統。

眼前這份十信案的調查,可以說是從十年前開始的,也可以說是這半年前作的。

十年前,我還待在學校研究所,跟幾個朋友一起進行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口述歷史。經費自掏腰包,形式克難。不過比起早期台灣省文獻會的訪談,那時前輩們開始比較願意,也比較不害怕談起半個世紀前的事。不像最初都說是冤枉是被牽連,幾次拜訪,東談西聊,熟了之後,有時他們會終於開始談起地下黨的事,眼睛看著遠方說,「其實,當年我是有參加。」

歷史的另一種樣貌逐漸重建,在台灣各地,當年的農村、工廠、學校、部落,儘管只是初步的連結,在1950年韓戰爆發,島嶼歷史走向確定之前幾年,面對戰後國民黨統治的失序,確實有過幾千人,在國共內戰的夾縫中,抱持著改變社會的理想而成為地下黨的一員,然後用生命與青春換取。

只是,儘管為這段歷史的復原感到振奮,搭著客運與地方公車,一位前輩牽線另外一位,按下電鈴拜訪,與此同時,我也帶著疑惑。這段歷史跟今天的台灣的關係究竟是什麼?

「不要忘記歷史,希望後來的人們都能記得,不會讓台灣再發生這樣的事。」這樣的解釋顯得美好,也多少顯得空泛。

戰後台灣的戒嚴長達三十八年,政治案件與軍法槍決集中在1950年代前半。在中國內戰失敗後,流亡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與東歐、南非、南美相比,具有一個奇特的性格。它既採取非民主的軍事戒嚴,但同時也試圖推行現代化建設。在後面的三十多年,它的體制儘管充滿各種壓制,但並不全是非人性的。美國的壓力,從中國搬來寫著民主的憲法條文,自由中國的名號,地方治理的妥協,冷戰中的美國國際貿易陣營,中國官僚系統長期以來的現代化構想,這些,使得在戒嚴黨國體制下,有著不完全的市場經濟,不完全的地方選舉,不完全的言論出版空間……。在這之中,戒嚴體制與其縫隙,一同將台灣打造成一個近代社會與國家的結構。

不像東歐與南非,黨的控制與種族隔離,將日常生活牢牢抓住;不像南美,軍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只能出於大規模屠殺;當民主化歷史軌跡最類似的韓國,在1980年光州事件出動陸軍鎮壓,民眾死去近兩百人時,前一年台灣發生的美麗島事件儘管引發大量逮捕,政府的槍口卻沒有直接的煙硝。

鐵籠的疼痛,只屬於試圖衝撞飛出的鳥。不完全的自由下,經濟起飛的奇蹟與政權轉移的和平,使得島嶼上大多數的人們,與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相對遙遠。「過去的事就過去了」,「在那種時代也沒有辦法」,「建設國家也有功勞」,於是當被噤口的疼痛揭開,這樣的反應四處可見。於是最好的,也只能是,「不要忘記歷史」,「不能讓國家侵害人權」。

那幾年,在曾經是集中營的綠島,舉辦過幾次營隊。看著二十歲上下的學員,與八十歲的前輩並肩坐下,聊起過去,心裡一邊感到欣慰,另一邊也總有不能解答的問題浮現,重新挖掘這段歷史的方法,只靠溫暖與善意真的夠嗎?

十年後,政權再次輪替,當年的黨外人士除了總統選舉,也第一次拿下國會多數,「促轉會」進入立法院議程,「轉型正義」概念不時在兩黨交鋒中出現。當時的一些朋友,有的進入了政府做事,有的在民間監督,相關的學術論文,也開始累積成果。而作口述歷史時,東奔西跑,作息不正常的我,則在第三年患了胃潰瘍,離開學校,久沒見到那些前輩。養病幾年後,進了這家專作推理小說的出版社。

 

本來以為那段歷史終於可以進入公共的視野,在衰老追上他們的年紀之前,撞到鐵籠的鳥,可以跟錯覺自由的鳥,談一談自己的故事。但一年過去,「促轉會」的成立,反而讓不同的記憶更強烈對立,在各方政治盤算下,寸步難行。

新政府推行各種改革,也在成效出現前在各種反對下中挫修正,這一年裡,在版權往來信函、改編翻拍片場、各大小說獎項的特稿之間,我常想起那時的事,也想起跟我一樣,後來沒有待在學術工作的W。當年總是一起喝酒的W,一度到美國念博士,沒有回到台灣,沒有進到促轉會,也沒有在民間NGO監督。在博班第四年,他沒跟指導教授說原因,買了一張機票去了廣州當台幹。有時,翻牆連上網路的時候,會傳來幾張當地的照片,像是他們公司新研發的芒果香味除臭劑,像是小攤子上印著習近平的年曆。

每次放假回台相聚,當他還像當年一樣,喝了半瓶艾雷島威士忌,陷入半醉,而我以茶代酒,還醒著的時候,我總想問他,為什麼去了廣州。但我也一直沒有開口,那答案,大概就跟那時候他寄來的明信片上寫的一樣吧。「紐約的冬天太冷了,但只有波本,沒有好的威士忌。我最近在想,歷史學者的心是太大了。總是以為自己可以解釋世界怎麼變成了這樣。」

也在那一陣子,翻到一位久未碰面的政治犯前輩回憶錄時,看到一條線索,把我帶到這份調查報告上。

多年前在綠島營隊時,一起在海邊散步的T前輩,在八十七歲高齡時,終於提筆寫下回憶錄,裡面除了被捕的事,也寫到日後在國信集團的工作與被十信案牽連的經歷。

T是個有難忘笑容的老派紳士,溫文而堅定。第一次碰面時,他提到一位在綠島新生訓導處的朋友,因為傳紙條給隔壁分隊的女生,被送回軍法處重新審判,最後槍決。他說,每次在中正紀念堂看到飛舞的蝴蝶,他便會想,那位朋友,應該已經變成彩色的蝴蝶了吧。

1950年,T剛從高中畢業,任職地方鄉公所,也在這一年被逮捕,在綠島度過十年。他本質是一位文藝青年,在戰後台灣動盪的時局下,對於左翼的思想發生興趣,而涉入中共地下黨在台灣發展的外圍組織。

出獄後,他靠著手上的一隻筆,辦起了少年雜誌,只是沒多久遇到颱風水災,又從頭來過。結清雜誌社負債後,受邀到國信集團,先負責對日本的廣告業務,接著受到蔡辰男賞識,調派到文化出版部門,主持一套百科全書的刊行計畫。

人生終於踏上安穩道路之際,卻又遇到十信案。作為國信關係企業的主管,政府介入清算集團金流時,他變成債務負責人,背上6億元的公司債。此後,過著名下沒有財產的生活,直到多年後與轉手多次的債權銀行談判,才以200萬代價結清這筆莫須有的債務,然後開始投入白色恐怖的平反工作。

在酷刑與禁錮之下,仍然深深抱著理想主義和浪漫情懷的T,卻在回憶錄裡,將十信案稱之為「白色恐怖時代下的犧牲性產物」。[1]親身在綠島集中營裡度過十年青春的他,「白色恐怖」這四個字當不是輕易用上的,這四個字彷彿是說著,那背後有著類似的政權構造。

這條線索,最終讓我清出一個櫃子,用來堆放下班後去印回來的各種資料剪報:官方報紙、商業週刊、黨外雜誌、各高層官員與蔣經國的傳記資料。這些把我帶到我準備上小學的那一年。那一年,兒童報紙上的科學專欄,描繪人類的未來,我們將在長大的時候,到月球工作。那專欄沒有預測到,比起正在飛出太陽系的航海家一號,我們所在的這個島嶼,將會有著更複雜的改變。

這些線索交會,說著: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有著一個清楚但一直沒有被探討的變化,在政府跟民間經濟活動之間展開。過去,我們往往用民主化過程來理解這個國家三十年來的改變,談論民主化的理想、政黨惡鬥、民粹傾向。部份偏向左翼的聲音,則將改變歸諸於新自由主義與資本流動的全球化,批評政府逐漸變成財團的代理人。這兩種觀點,很少彼此相遇,很少注意到,兩者都是針對1980年代戒嚴體制的失效,而演變出的答案的一部分——儘管是並不充分的答案。

這個等待填寫的空白,需要一種對戒嚴體制的新認識。戒嚴體制並不是一架予取予求的殺人機器,至少,經過三十年,它更接近一台零件充滿矛盾,難以順暢運轉的機器。在它裡面成長起來的這個現代國家與經濟體,已經變成舊有的運轉邏輯無法處理,卻也無法自行找到新邏輯的怪物。

這份調查報告生產的過程,像是某些閱讀詭計的偵探小說,當你看到一面,以為真兇呼之欲出,便在下一章看到另一面,事情並不只這樣。只是在最後,十信案甚至沒有一個責任所指的兇手。在這裡,參與其中的每個角色,甚至不能簡單地以加害者受害者劃分,他們都被這個扭曲的機器所限制。那壟罩在島嶼上方的,交錯所有人的影子,對未來的不安,比我們在民主化的想像中,所要打倒的敵人還要巨大。

但也在這裡,在這個跟著重在政治案件不同的白色恐怖定義上,我們可能終於得以看到這台機器跟今天台灣的關係,然後將那些對過去的哀痛,與眼前的任務相連。在這裡,戒嚴體制垮下的尾聲,與更為肅殺的開端,需要同樣的關注。那並不只是被忘記的歷史,不只是凋零的高尚人們,而是今天仍然卡住的體制的根源。那既不是「都過去了」的事,也不是拿來相抵的功過,而是延續到眼前的,即便要「拚經濟」都要去解決的現實問題。

這樣,到這裡,幾次加進新的信封之後,十信案的資料,或許終於可以收拾歸檔,暫時放進櫃子裡。

沒有開上大半夜的山路,抵達剛剛槍響的豪宅。沒有潛入庫房,用挨了一棒的後腦杓,換得機密的檔案。有的只是在當年的雜誌與日後的回憶傳記之間往復剪貼勞動,把那些矛盾違反常情,卻各自言之成理的說法放在一起,試著看看什麼會在虛擬的對話之間洩漏出來。

以偵探小說的標準,這不是一個夠好的案子,儘管涉及豪門,涉及政府高層,涉及科學家,甚至也帶有一間VIP俱樂部的酒杯和脂粉,但終究沒有出現應該負責的兇手,沒有一個策劃了所有陰謀的反派,有的只是每個角色在自己位置上最有利的方案,只是各自不安的交錯,一點一點地將系統推向崩解。

沒有一個可以在歸檔後拉下鐵門的結局,好灌下一杯廉價的威士忌,用起碼的正義,迎接這個城市看起來變得乾淨一點的天明。

儘管如此,扣掉那些標準要素之後,十信案仍然讓我想起那些寫於20世紀前半的冷硬派偵探小說。在那裡面,資本主義文明與近代官僚國家已然熟爛,華麗而一天一天磨損。每個位置上的人們都像齒輪一樣,有著固定的姿態,有的大有的小,可以轉動,也必須轉動,但只有很微弱的皮帶聯繫彼此。被納入系統的生活的複雜,比皮帶能規範的要多,但也很少有人能夠去想像不同的樣子。能夠跨過規則的,對自己誠實的,只有反派和我們坐在廉價偵探社桌子後面的主角,雖然雙方對正義的看法並不一致。

戰後四十年,因著殖民的遺緒、黨國的技術官僚、橫跨美日的國際生產鍊,這個島嶼上的人們脫離了舊有的生活,打拚出起飛的經濟數字,也將自己變成一個巨大經濟體的一員。而當所謂的現代化社會成為常見字詞,島上生活,越發靠近嚮往的美國模板,人們也逐漸感受到整個社會的運轉開始超出自己能夠理解的範圍,許多日常,都受到遠方的經濟波動與幕後的交易乃至陰謀影響。那建立在便宜行事、專業管制、人為特權之間的制度,看起來猶原堅硬,但慢慢無力回應生活的複雜,只是生產著日復一日的耗損與灰色地帶。

只是與那些小說裡的城市不同,黨國體制的僵硬與外加,既使得一切看似不可回頭地卡在那裡,也使得那不安普遍地瀰漫,使得各個位置的人們,都隱隱約約地想像,舊的體制打開之後,前面會是什麼。那使得喧囂與憤怒,遠遠超過冷硬派小說裡個別案件所牽動的,也使得關於正義的看法,超出佈滿灰塵偵探社招牌的直接了當。

 

從1985年眺望今天,那些不安的交會,帶來一個更艱難的轉型挑戰,但也給了一點我們在這三十年來耗盡的勇氣,它們彷彿仍然說著:我們還沒真正一起修改這個系統不是嗎?也說著:你這遍體鱗傷的傢伙,喝完這杯,趕快去睡一覺吧,明天還有好多事要作呢。

這樣,也在這裡,在跟冷硬派小說的相似與不同之間,把電腦關掉之前,我想起還有兩件得作的事。

雖然外頭末班公車已經駛去,只有幾個背包客還在路上,往隔壁書局改建的青年旅館走著,在十二點的指針下,沒有一隻青色的蒼蠅,停在透過窗戶照進來的夕陽下,電話簿也沒有被我拿起來,往一方陽光丟過去,然後攤開重要的一頁;但確實得傳一封訊息,然後翻開記事本,找出好一陣子沒打的電話號碼。

訊息給不知哪天會翻牆出來的W,跟正在幫工廠修改環保指標的他說,「下次回台北,欠了很久沒有乾的威士忌,我想我的胃是時候喝一杯了。」

然後在明天早上T桑電話接通的時候,我會再一次聊起在綠島的事情,但比起那時他指著星星說著當年怎麼辨識夏季大三角,我躊躇沒有開口的「那時候,你真的參加了共黨的地下組織?」,我想,我問的會是,「T桑,後來,經過這些之後,你在心裡是怎麼作到,同時帶著不安也帶著這些笑容的呢?」

 

[1] 蔡焜霖,《逆風行走的人生》(台北:玉山社,2017),頁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