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19日早晨，一向瀰漫著安詳靜好氛圍、學術氣氛濃厚的青田街，被一連串帶著猶疑的腳步聲給打散了。
那是青田街六號許家的女傭王月嬌。年方18歲的她，是淡水孩子。她的同事是同樣出身淡水的十七歲幫傭王美昭。儘管兩人的年齡和生於1928年12月的許家四小姐許世瑋相類，但命運卻截然不同──月嬌和美昭，不知道有沒有羨慕過僅僅大他們兩歲，但卻是台大農學院高材生的許世瑋呢？我們不得而知。然而，走在往別棟的庭院中，準備要去通知許世瑋家中有異狀的王月嬌，若對許小姐有任何欣羨，這份欣羨也將很快地轉為知足常樂的自我安慰。
「小姐，先生還未起來，叫他也唔應。」操著生硬國語的王月嬌，從主屋橫越庭院，來到許世瑋獨自居住的別棟前面。許宅分成南北兩屋，南屋應該較北屋大上許多，因為幫傭的王月嬌、王美昭兩人，是和許家的大家長住在南屋，而許世瑋則單獨住在北屋──這樣看來，與其用「南屋」、「北屋」來區分，或許應該以「主屋」和「別棟」的概念來區分，會更好理解。
「已經早上五點半了，父親還沒有起床？這可真是怪事。」許世瑋知道父親的習慣：晚上九點睡覺，凌晨三點即起，或讀書或寫作，數十年如一日。心知有異的她，趕緊到前往主屋──而那門竟然是開著的，鎖已然被扭開。到了臥室，狀況更是凌亂：稿紙、書籍等被翻的亂七八糟，散落一地。更不妙的是，蚊帳上竟然有血跡。在蚊帳中，則有著隆成一團的棉被。不及仔細思考，許世瑋掀開了蚊帳與棉被，看到了她從來沒有想過的景象──她的父親，時任台灣大學中文系系主任的許壽裳倒臥在床上，頸部被連砍數刀，血流遍了臥鋪，已然身亡。
六神無主的許世瑋，在發現父親橫陳的屍體後，連忙跑去找同學陳耀強，要他去報警。許世瑋本人則去找父親舊友、師範學院的李季谷院長。不巧的是，李季谷剛好去洗溫泉了，許世瑋於是又到台大通知此事的發生。等到許世瑋回到家中，校方、警察、檢察官，以及在師範學院國文系任教，因此住在學校宿舍的大哥許世瑛都來到了家中。一向寧靜的青田街六號，瞬間變的嘈雜一片。
遭到殺害的台灣學推手
由於許壽裳的身分十分特殊──來台不過21個月的他，不僅是前行政公署長官陳儀的同鄉兼同學，更是文學家魯迅的至交好友。戰後，作為行政公署長官的陳儀，想要推動「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文化建設工作，於是聘了已成知名學者的許壽裳前來主持「台灣省編譯館」。覺得當時台灣政治氣氛遠較南京穩定的許壽裳，為了希望能一邊工作，一邊撰寫《魯迅傳》與《蔡元培傳》，因而毅然應聘。來到台灣的許壽裳，儘管肩負著「再中國化」的使命，但他卻並不如後來的國民黨政府對台灣文化不屑一顧，反而非常重視台灣文學與學術成果，在「學校教材」、「社會讀物」之外，另設了「名著編譯」和「台灣研究」兩組，並邀來李霽野、楊雲萍、淺井惠倫、國分直一、池田敏雄、立石鐵臣等加入編輯團隊，可說是開啟戰後台灣學研究的重要推手──儘管編譯館在政治干預下，運作不到十個月就匆匆閉幕，但這個工作團隊竟已出版20幾種圖書與300萬字的文稿。這樣的工作效率，實在是頗為驚人。
這樣的許壽裳，或許正如同其摯友魯迅之成為中國知識份子精神領袖一般，距離成為全台灣知識份子精神領袖的時日並不遙遠。因此他的遇害份外敏感，撩撥著台灣知識份子的神經。
事發當時，台灣省主席魏道明、警備司令彭孟緝，正陪同國民政府副主席孫科赴台南視察。事件一發生，彭孟緝立刻下達了限期破案的指令。而警備副司令鈕先銘、憲兵第四團長張慕陶、省警備處長王民寧、副處長劉戈青、陸遂初、地檢處首席檢察官沙宗棠、檢察官蔡萬田、方宗南、台北市警察局長李德洋等，陸續到場檢視。但缺乏證據保存概念的當局，在案發後並未封鎖現場。親友前往探視的結果，等到刑警到場時，案發現場的蚊帳都已經被擠到掉下來，而殘留在柴刀上面的指紋，則被員警以手拾起，包在報紙裡面。那一點點可供判斷的跡證，就此宣告消失。
到最後，比較能拿的出手的證據，只剩下兇手遺留在現場的柴刀、屍體上的傷痕、血跡濺灑的方向與門上遺留的雨鞋腳痕。從這些證據中，警方推想許壽裳遇害時應是處於清醒的狀態，且與兇手熟識，可能因為撞見竊案現場而遭謀害。
但許壽裳的家屬與友人並不接受這樣的推斷。他們提出了一些反證，概略可以歸納成以下三點：第一，發現遺體的許世瑋認為父親的面容安詳，表情不似知道即將被殺，應係睡夢中遭害。第二，一向清廉自持的許壽裳，家中僅有台幣千餘元，此外並無長物可供盜竊。最後，包裹凶器的報紙是漢口版的《和平日報》，這份隸屬軍系的報紙，當時並未在台灣公開發行，也不是許家所有，那麼肯定是兇手帶來的──加上許壽裳在言論上常與政府作對，於是自然而然地，「特務暗殺說」的陰影，壟罩在其命案之上。稍晚在1950年由許壽裳台大同事李何林，與本案主審法官陳醒民撰述的幾篇文章，更加深了這樣的說法。
竊賊失風滅口被害人？
但警方自然不可能朝向這個方向偵辦。他們按照既定的步調開始調查，許壽裳的日記於是成了重要的線索──警方發現，「沒什麼好偷」的許宅，日前才兩度遭竊，於是鎖定熟人犯案。很快的，許壽裳的學生周家風，與許世瑋的好友陳耀強，紛紛成為調查的對象：周家風是因為被懷疑偷錢，陳耀強則「在他的皮鞋、襪子、手指上發現了血跡。胸部和大拇指等處有類似傷痕，同時又丟了一件衣服、一雙襪子。」至於動機呢？則是與許世瑋的戀情遭到許壽裳反對。
說也奇怪，當時辦案可說以草率出名的中華民國警方，對於這樣的一個可疑的不能再可疑的情況，竟然不是直接抓起來了事，而是「審慎檢討，認為罪證不足」，繼續展開偵查。
事件在案發後的三日有了重大的突破，警察局長李德洋突然靈光一閃，想到鑰匙的問題：「許氏的寓所係日本式的建築，一般日式房屋每門各有不同之鑰匙兩把，但現場許宅僅有一把。」那麼，另外一把顯然在兇手的手上。而兇手則必與許家相熟。
但按照這個線索搜查下去，卻發現許家在住進來的時候就只拿到了一把鑰匙。那麼，前一把鑰匙去哪裡了？警方找上了在許家搬入之前，為他們暫時看管房子的兩個工友，陳合和高萬俥。神態可疑的高萬俥很快地被警方鎖定，而後在他身上搜出五張當票。高萬俥隨即供認，他確實是兇手。
住在羅斯福路四段的高萬俥，曾是台灣省編譯館的工友，因此認識了許壽裳。1948年1月，高萬俥在台灣省編審委員會的工作沒了。失去了金錢來源，卻又有八口弟妹與老父老母有待供養的他，於是萌生了偷竊許家腳踏車的念頭。在日記中，許壽裳曾經對此事作出推斷──他認為竊賊應該是從女傭沒有鎖好的炊所（廚房）進入，卻沒想到竊賊其實擁有另一把鑰匙。
警方很高興的在時限之內破案了。同時也反省了一下應該要更認真對待許宅竊案云云。很快地，高萬俥在3月13日接受審判，在庭上再次認罪，同時強調沒有任何人在背後指使。18日，高萬俥被處死刑──真是好一個「速審速決」。被判死刑之後，高萬俥很快地在24日申請上訴。但奇怪的是，他的上訴理由僅有「不服上訴」四個字。他的上訴很快地被駁回。7月26日，高萬俥在台北監獄遭到槍決。
儘管兇手已經伏法，但許家的親友與許多文化界人士卻不認為這是全部的真相。而許壽裳之死，也被視為白色恐怖的起點之一。其引發的寒蟬效應，不僅使得繼任的中文系主任喬大壯與臺靜農，一者自殺身亡，一者從此不問世事，更使得大批來台暫居的省外人士從此不敢再於台灣停留。
無法散去的陰謀之影
許壽裳命案的真相，是否真如當時的警方所說，是高萬俥一人所為；又或如文化界人士所堅信的，背後有國民黨特務隱然蠢動的影子，在兩說都頗為啟人疑竇的狀況下，如今已不得而知。「謀財害命說」的疑點，在於高萬俥既然意欲偷竊，又熟習許家，為何不挑選許家無人的時間點，而硬是要闖入有人在睡覺的臥室行竊？
另一方面，「政治暗殺說」的疑點，則首先在於國民黨政府手下一堆外省專業特務，但卻找了個本省業餘竊賊來執行這起行動？另外，關於家屬質疑的〈和平日報〉應為兇手攜來一點，既然案發後是警察「以報紙包起來」破壞了柴刀上的指紋，那麼這份報紙很有可能是該名警察帶來的。而常被用來做為此說有力佐證的許案主審官陳醒民日後的〈自白〉，則一概忽視了陳醒民提出此份〈自白〉的時間點──1950年「新中國」的政治動機，和1948年國民黨政府，只怕不相上下。
但我們就因此無法破案了嗎？我不這麼認為。我相信，只要能找到原始的偵查檔案，重建時間軸、案發現場與人物關係，再加上事後各方對此事件的追述。在已然能夠排除一定程度政治偏見的現代，我們還是能找到一個可信度較高的合理結論，或者判斷出哪個假說的可信度較高。然而可惜的是，由於長期以來，刑事檔案開放給公眾的相關討論仍然不足，以及早期政府對於檔案資料保存整理的「積極性怠惰」，我們就連這些偵查檔案是否存在都難以確知。
對於檔案搜查上的碰壁，我已有心理準備，也準備之後慢慢找下去。但我沒料到的是，在當下的台北，竟然連「青田街六號」的確切位置在哪裡，都難以確知。就連調閱圖資，以疊圖的方式做今古地圖的對照，也難以尋覓。於是我不禁感到迷惑了──在經歷此種悲劇之後，青田街六號也隨著他的舊主一同消散了嗎？原址現今會是空地，又或蓋著什麼樣的建物呢？
延伸閱讀：
參考資料：
- 〈許壽裳案兇手 高萬俥捕獲前後〉，《星島日報》，1948年2月26日。
- 〈台灣大學教授 許壽裳被暗殺 原因謀財害命〉，《華僑日報》，1948年2月26日。
- 毛守豐，〈一個不可補償的損失 許壽裳案破獲經過實錄〉，《中央日報》（湖南），1948年2月29日。
- 〈台省文化界 公祭許壽裳〉，《申報》，1948年2月24日。
- 〈許壽裳案兇手 判處死刑後 大書不服上訴〉，《申報》，1948年3月25日。
- 〈許壽裳血案 兇手高萬俥槍決〉，《申報》，1948年7月26日。
- 台灣大學許壽裳相關公文。
- 許世瑋，〈憶先父許壽裳〉，《魯迅研究動態》，1983年2月。
- 陳漱渝，〈薪盡火傳，教澤永懷──許壽裳先生殉難五十年祭〉，《魯迅研究月刊》，第二期，1998年。
- 張啟宗，〈許壽裳先生在台被害五十年記〉，《魯迅研究月刊》，第一期，1998年。
- 許壽裳著、北岡正子編，《許壽裳日記：1940-1948》，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年。
- 蔡登山，《魯迅愛過的人》，台北：秀威，2007年。
- 宋百興，六十年前的疑案：關於許壽裳之死，《炎黃縱橫》，2008年7月。
- 謝金蓉，〈許壽裳與「阿里蒼蒼、氣象熾昌」：1945-1948〉，《魯迅研究月刊》，第三期，2008年。
- 鈴木政夫撰，陳俐甫、夏榮和合譯，〈關於陳儀之備忘錄–與魯迅許壽裳郁達夫之間的關係〉，《台灣風物》，第42期，1992年。
- 蔡登山，〈長夜憑誰叩曉鐘──許壽裳為魯迅而死〉，《全國新書資訊月刊》，2006年10月號。
- 陳占彪，〈斧聲燭影太無端──1948年許壽裳台島案件經緯〉，《文匯學人》，2018年6月15日。
辦公室調查員
心情隨著天氣變化起伏，熱愛香水，擁有一隻野生的馴化貓頭鷹。人生的格言是”Revenge. It’s even better than biscuits.”，但到現在都還沒復過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