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吃案
陳同學回想起警方接到報案電話的時候，其實就帶點漫不經心的語氣。包括她跟房東的女兒一起去派出所反應這件事情，都遭到警方的冷處理，甚至覺得是她們在惡作劇。
9月30日，秋天的腳步還不太近，穿著短袖和短裙的陳同學，走在兩旁長滿雜草的路上，高架鐵路劃過此處，人煙稀少，偶爾只見呼嘯而過的貨車跟卡車，往工廠的方向駛去。車站與高架鐵路把這裡分出了比較具備生活機能的北區，以及南邊的校區，兩區之間是靠著高架鐵路下的便道來通行，步行不超過半小時的路程，但沿途的路燈非常少，甚至有些區段是沒有路燈的，很多學生走這條路的時候都會心驚膽顫。
陳同學回想起來，她很確定，差不多就是走到高架鐵軌下方的時候，忽然有一雙粗壯肉厚的手臂，夾帶著腥臭的菸臭味從她後方襲來，而且還沒來得及反應，她的口鼻就被摀住了。
陳同學從未面對過這種事情，但多少都學過要如何對付這類歹徒，她使出全身的力氣，猛打猛擊，好不容易掙脫了背後的壓迫，陳同學放聲大呼，喊著救命，喊著殺人，喊著失火，所有學過的求生呼叫方法都喊過一遍。歹徒被這麼一喊，也是失了方寸，很快就往橋下陰暗處跑去。
「所以你沒看到他？」在房東女兒的陪同下，陳同學前往歸仁分局大潭派出所報案，但警察只是聽完她的描述，沒拿出三聯單讓她填寫，也沒打算正式做筆錄。或許他們覺得這種是偶發事件，什麼都沒看到，沒有發生實質的損害，要査辦起來也沒有頭緒，所以不太想理會這起報案。
「因為沒有路燈，而且，我很害怕，我只想趕快逃離現場。」陳同學驚魂未甫地說：「但我很確定，他後來上了一輛銀色休旅車。」
「有車號嗎？」
「沒有。」
「沒有車號也沒有長相，陳同學，這樣我們很難辦耶，這樣吧，我先幫你建檔，然後你這幾天出入小心一點。」
房東女兒看警察沒有要受理的樣子，便開口質問：「就這樣嗎？不用做筆錄什麼的？」
「放心，我們建檔，意思差不多的。」
陳同學是半信將疑，但房東女兒知道警察就是想吃案。小老百姓沒權沒勢，就算在派出所吵著要做筆錄，做完了警察不去查，意思還是一樣的。
兩人就這麼無奈地離開派出所。
直到一個月後，同樣的地方再度發生一樣的事件，陳同學才真正意識到，她與死神錯身而過。
驚動兩國的兇殺案
10月29日早上八點，室友發現鍾同學徹夜未歸，於是前往派出所報案。
來自馬來西亞的鍾同學，文靜乖巧，自開學以來不曾在外面留宿，室友們從昨天晚上就開始在找她，說好大概九點會回家，卻整晚都不見蹤影，手機、臉書、LINE也都統統沒有回覆。
因為是來自馬來西亞，室友們也擔心她會不會是人生地不熟，在哪裡迷路了。找了一個晚上都沒有結果，於是決定隔天一早就去派出所報案。
校方也緊接著啓動安全機制，協助搜尋鍾同學，警方調閱了監視攝影機，確定鍾同學約莫在10月28日晚上八點左右離開學校，最後身影就是走往上個月發生擄人未遂的高架鐵道下。
警方果然在鐵道下的草叢中找到了鍾同學的鞋子，於是便開始過濾這一區的監視攝影機，果不其然，在車流不大的這段路上，出現了一輛行跡鬼祟，速度緩慢，最後莫名停靠在路邊的銀色休旅車。
這一帶不要說是住家，連個檳榔攤都沒有，休旅車停在這個地方，未免太啓人疑竇。再加上陳同學上個月來報案建檔的資訊，警方便比對出車主梁育誌有重大嫌疑。
無業的梁嫌有竊盜前科，偷了鄰居婦女的內衣褲，其父交付了29萬的易科罰金，才讓他免去牢獄之殃，但他卻毫無悔意地開始進行這種隨機跟蹤並等到暗巷再擄人的行為。
梁嫌被捕之後，先是承認他有擄拐鍾同學，但辯稱她跳車逃走了。這個主意或許就是來自他上個月的擄人未遂。而因為警方曉得這種有重度性癮的前科犯，很難在一時半刻之內扭轉過來，於是在警方綿密的逼問之下，他才說出實情。
鍾同學已經被他性侵後殺害，並棄屍在高雄大崗山附近。
馬來西亞的學生在臺灣遭到殺害，這起事件驚動兩國人民，馬國很快就有網路傳媒報導，認為臺灣近幾年都沒有執行死刑，散佈了幾則「在臺灣殺人不會判死刑」、「臺灣的精神病殺人無罪」等言論。然而臺灣這邊也立刻做出回應，包括總統親自致歉，校長辭職，協助家長來臺釐清案情等作為。
而歸仁分局的分局長，以及大潭派出所吃案的員警等九名警察，也被判處調職或改敘。但因為這些人還是在執法單位上，如果無法從此學到任何教訓，這樣的人事異動其實根本無法代表什麼。
關於跟騷法的後續
經過調查，梁嫌其實在高架鐵道下觀察很久了，他都會把車子停在一旁，用步行的方式跟蹤女學生。他還上網研究了麻繩打結的方法，第一次空手擒捉陳同學失敗，於是他就學了麻繩繩結，用在第二次的鍾同學身上。法官也是因此認定他預謀犯案，罪行重大，且被捕之後，幾乎沒有任何悔意，只擔心會被引渡到馬來西亞受審，因此在2022年判處死刑。
在司法上雖然給了鍾同學跟馬來西亞國人一個交代，但死刑終究只是最末端的一種情感報償手段，對於刑案的發生及預防，完全沒有直接的正相關，由於此類跟蹤事件尚未有一套完整的法規可以防範或懲處，因此在2021年4月，《跟蹤騷擾防治法》即進入立法院議程，也在2022年6月1日正式實施。
可以說，是鍾同學用她的生命，迫使臺灣正視跟蹤騷擾的問題，才通過了這個延宕五年的法案。
縱觀亞洲各國，例如本案相關的馬來西亞，至今依舊沒有一個完整的《騷擾法》或配套措施，行動黨努力多年，法案卻遭到一再展延，被跟蹤與被騷擾的受害者，即使經過曠時費日的司法審判程序，可能都還不一定盼得到正義。
日本在2000年，因為桶川跟蹤殺人事件才制定了《跟蹤規制法》，但是這20年間，日本的跟蹤騷擾，甚至殺人事件，不但未因此而滅跡，反而因為網路犯罪的興起而凸顯出法案的過時。例如2012年的逗子事件、2019年女性加害者的高岡由佳事件，民眾看到的只有愈來愈驚悚的跟蹤騷擾新聞，讓警方應接不暇。
或是像韓國的《跟蹤犯罪處罰法》，自2021年10月21日起正式實施，但是最高只判處3年以下徒刑、3千萬韓元，約合70萬台幣的過輕罰則，也不斷被韓國民眾檢討。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要處理跟蹤狂的執念是相當棘手的，跟蹤狂類似於某種癮頭，但是又不必依靠藥物，跟蹤狂彷彿打從心底就能孳生出讓自己成癮的激素，就算依法獲報了跟蹤嫌疑犯，相關的心理輔助與治療，還是得要透過長時間的觀察與引導，才有可能將之慢慢導正。跟騷法無法遏阻案件的發生，但跟騷法的制定，是重視跟蹤狂問題的開端，不會是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