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轉會解散,疑案辦繼續堅守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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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5月20日台灣頒布戒嚴令以降,至1987年7月15日解嚴為止,臺灣度過了世界史上罕見的漫長戒嚴。長達38年的戒嚴時間,幸好有敘利亞的阿薩德政府頂著,才沒在「戒嚴期」這個項目上拿到世界第一。但話說回來,還是領了個難堪的銀牌。畢竟,到底是要多不得民心,才必須如此嚴密地控管一個「蕞爾小島」呢?一個小小的參考是,阿薩德政府在1982年哈馬大屠殺中,使近4萬平民喪命;在2011年開始的動亂中,又有25萬人殞命、數百萬平民流離失所。

戰後以來,除了二二八之外,臺灣似乎沒有這麼大規模的衝突,這是我們的幸運之處。然而另一方面,在二二八與後續的「清鄉行動」中,有多少人喪生?到如今卻仍充斥著爭議。與此同時,在戒嚴時期四處瀰漫的「白色恐怖」中,有多少人受到了什麼樣不公平的審判?多少人為了脫罪而傾家蕩產?又有多少人狐假虎威、假借權勢賺了個缽滿盆溢?那些「善於投資」的夫人與高官,是真的眼光精準,亦或商人為了免除禍端與打通關節,私底下悄悄地「讓利」?作為回報,又有多少本該是國家公產的土地與事業體被賤價出售?多少條例開了合法通融的大門?事易時移,這些原先在檯面下的交易,逐漸成了歷史迷霧中的「共業」。反正死者不會開口說話,更沒辦法站起來拿出什麼板上釘釘的證據,而「站對邊」的獲利者,早已達到榮華富貴的巔峰,又有誰敢攫其鋒呢?歷史本該這樣下去,本該沒有人記得那些冤魂。誰敢喚起強者所遺忘的?畢竟,「都過這麼久了」。

然而,大水滾滾,江河滔滔,在時光的長流裡,總是有一群人頑固的不肯放手。他們的固執終於使得社會開始傾聽,開始理解為什麼過了這麼久,還有必要去釐清那一團是是非非。

2017年12月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隔年5月31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正式掛牌成立。它的任務是「針對過去的威權獨裁統治時期,規劃和推動還原歷史真相、開放政治檔案、平復司法不公、促進社會和解、不當黨產的處理及運用等工作。」

這一長串的術語,指向的其實是一個單純的句子,也就是「釐清,並讓眾人皆知在戒嚴時期到底都發生了什麼事,並且改善那些還未改善的部分。」句子看起來單純,任務卻複雜無比。在後現代的今日,光就什麼是「真相」,便可以吵上好長一段時間。「你有你的真相,我有我的。」,有些人會這樣說。但他們不提的是,詮釋是一回事,文件與檔案又是另一回事。就像,我說我討厭蘋果,但這不代表蘋果就不存在一樣。姑且不論「事件」的是非曲直,引發爭議的「事件」必然存在,否則爭議由何而生呢?總不會是像耶穌一樣憑空落在聖母瑪利亞的肚子裡的吧?檔案固然不必然昭示著真相,但檔案的不公開、被刻意地銷毀而「不存在」,乃至於過於繁複的調閱方式,則絕對是可疑的徵兆吧。

說到這裡,筆者想起了曾因興趣而想調閱與政治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國民黨史料(好像就是想看一下1949年以前漢口的國民黨會議紀錄吧,至於為什麼想看,呃,我已經忘了。),但卻因為過於有限的開放日、繁瑣的手續與顯然非常不樂意協助的館員而放棄了。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但即使到了今日,在國民黨將史料數位建檔後,要連通其資料庫也相當不簡單:若非親自到黨史館內(只有一、三、五的上班時間開放),否則就是要到特定的大學圖書館(如台大、政大)內使用--國家圖書館、公共資訊圖書館與國立台灣圖書館這些一般人就能使用的圖書館,竟然付之闕如。

如果要讓政敵無法「一手遮天」,最好的辦法難道不是把這些檔案全數公開,讓「他人的毀謗」被事實打臉嗎?為什麼當促轉會的「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作到了能上網就能使用的狀況下,國民黨的黨史資料庫卻反其道而行地設下一道又一道的關卡?這不禁讓人更加好奇檔案裡到底寫了些什麼難以公開的「機密資訊」了吧。

歷經了兩次延長的促轉會,因其任務特性即是釐清與政治相關的歷史事件,使得它本身脫不開政爭的陰影。而其間相關人等帶有私心的發言,更使得促轉會陷入了「東廠」的爭議。無可否認的,它的成立、經歷與成果,離「完美」一詞仍非常遙遠。然而,又有什麼人能將這麼複雜又富含爭議的事情在不到10年間做到好呢?那可是長達38年(而如果將解嚴後才發生的鄭南榕案與1991年發生的獨台會案納入,那時間又拉的更長了)的漫長時光。可以說,「促轉會」僅僅是一個開端,標示著台灣社會終於達到了由體制內的政府機關回首爬梳歷史爭議之共識,而相關的研究也才能在相對不受限制的狀態下逐步開展的時刻。也因此,儘管促轉會將於今日熄燈,但對轉型正義的探究卻不會一併告終。

寫在促轉會解散的今日,疑案辦作為一個與促轉會差不多同一時間成立的組織,也不會停止挖掘已被社會遺忘的案件與未解的懸案,無論它們與政治是否相關。

正義的火炬,仍將繼續燃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