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楔子：槍響
砰！
砰！
接連的兩聲槍響，在夜晚靜謐的山谷間迴盪。這不是對空示警的槍響，六十一年前的這兩顆子彈，貨真價實地打入人體，當場奪走了一條人命。
這無疑是場兇殺案，加害人與被害人身份明確，幾乎是當場破案。然而卻沒有人想到，事件的真相至今竟仍懸而未決，更沒有人想到在幾十天之後，這起命案會成為台灣重大的歷史事件，在台北市的大街上激起了一場暴動。
或許當下的各種跡象，一開始就注定了這場命案的終將複雜難解的宿命。
陽明山美軍宿舍群的前世今生
命案發生在「陽明山美軍宿舍群」，這今日已經轉型成觀光景點的區域，看似熟悉的存在，一旦細想，骨子裡充滿著各式各樣的不協調。「陽明山」過去並不叫這個「偉大」的名字，而是叫做素樸的「草山」，因為山頭滿佈著高大芒草，一說因為山上盛產硫磺，清朝官員為了怕人盜採，定期放火燒山，只剩下繁殖週期快速的芒草能存活。日本治台初年，簡大獅就曾以此地為據點，和日方作戰，在對戰的過程裡，讓日方發現了草山的觀光價值，積極開發，被譽為「台灣的箱根」。
1945年台灣交歸中華民國政府，1949年蔣介石政權於中國敗退遷台，在官邸完工之前，蔣介石一家人暫時居住在草山行館，一生推崇明代思想家王陽明的老蔣，就將草山更名為陽明山，表達紀念之意。
美軍宿舍群的成立，前因更為複雜，留待下文再慢慢詳述，1950年之後美方軍事援助來台，大批美籍技術或軍事人員住在這西式洋房的社區，影響所及，從宿舍在地，一路到中山北路，形成獨特的美國風情。
「陽明山美軍宿舍群」代表著兩群不同的外來者，在時代作弄下，來到了同一座島嶼，彼此合作，共同生活。
那麼這兩聲槍響，是怎麼回事呢？
那是美軍上士雷諾（Robert G. Reynolds）在自家門前，當場擊斃在中華民國革命實踐研究院職員，本籍江蘇的三十二歲男子劉自然時，所發出的槍響。劉自然也住在陽明山上研究院的宿舍。照理來說，若不是歷史奇特的因緣際會，這兩個出身背景完全不同的人，不會有任何命運的牽連，但正因為歷史的糾合，這起謀殺案將在日後引起渲然大波。
二聲槍響，一具屍體，這裡沒有社會新聞裡重口味的懸疑，但案子裡種種未解的謎題，道盡1950年代臺灣不為人知的神秘。
二、舞台：落敗將軍和彼此不信任的盟友
對許多四十歲以上的中年人，「光輝十月」是深植在成長記憶中的印象，在那個沒有週休二日的日子裡，除了夏天因颱風的天災外，大概只有十月才能頻繁的放假，十月十日「國慶日」、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節」、十月三十一日「先總統蔣公誕辰紀念日」，這三大節日充滿著政治的意味，反應著台灣戰後面臨的命運。
1945年10月25日，兩個月前宣佈無條件投降的日本政府，在今日台北延平南路上的中山堂（日本時期原名為台北公會堂）舉行受降典禮，台灣由日本的統治正式交由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紀念辛亥革命成功、民國肇立的「國慶日」也成為台灣要慶祝的國慶。
這是臺灣命運的重要轉折，由二十一世紀回頭觀看，大概沒有多少人會相信過去威權教科書裡書寫的美好。交由中華民國治下的台灣，在政權的交接期裡，面對著太多的波折和傷痛。
代表著國民政府受降的陳儀，早年有留日經驗，並曾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還曾在省主席任上出版過《台灣考察報告》，在中日戰爭的尾聲，一直主導著對台灣的接受規劃。然而再多的考察報告，也不能抹滅五十年不同發展的差異。在日本治下的台灣雖然是被殖民者，在參政權等各方面是無法和日本人平起平坐的「次等公民」，然而在硬體建設方面，則是現代國家等級的規模，即使許多權力被壓抑，但對於現代國家及其台下公民的理解和想像，也絕對是走在時代的尖端。1920年代呼應著日本大正民主的氛圍，台灣知識份子曾持動大規模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長達十多年，雖然最後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崛起下，終告失敗，但也換取到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規模可能有限，卻是台灣人重要的政治啟蒙。
台灣人民不需要「光復式」的解救，而是期待將那被統治者壓抑多時、旺盛的生命力，得到舒展和解放的機會。不幸的，這樣的期待換來完全背反的結果，新來的統治者和日本人並無不同，甚至還更為差勁。在心態上，曾替日方作戰，深受日本文化洗禮的台灣人，在許多中國人眼裡，不久前還是在戰場上兵戎相對的敵人，雖然官方極力淡化，那巨大的文化鴻溝仍卡在兩個不同族群之間。更嚴重的，這文化差異的組成，還涉了「進步」和「落後」的價值差異，日本治下的生活不論在物質或價值上，都遠勝過彼岸，在主政者缺乏解決問題的自覺和誠意下，衝突在所難免。
戰後陳儀政府的亂像，以「接受」之名，行貪污、「揩油」之實，變成了「劫收」。當時人在台灣，來自南京《大剛報》的記者唐賢龍，都忍不住提出批判：「自從國內來的很多人員接管以後，便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時那一套毛病，通通都搬到了台灣，使台灣人非常看不起。」雙方的衝突益發升高，結果就是二二八事件的爆發。
關於二二八事件的經過和影響，已有許多的討論，那些在事件中被屠殺的生命，不僅抹去台灣辛苦培育出來的各界菁英，更重要的是摧毀了台灣社會旺盛的活力，從此倖存的人們選擇了噤聲，過去被外人統治時，積極尋求自治可能的熱情徹底被澆熄，政治成為禁區，將治權拱手讓人，很長的一段時間或選擇遠走他鄉，自我放逐於海外，或只能在島內選擇沉默看待統治者的宰制。
壓抑的自由火焰
「接收」變「劫收」，反應著更根本的問題，戰爭帶來的巨大扭曲，於戰後同時考驗著勝利和失敗的雙方，從「戰時體制」要回歸常態，並要試圖在秩序蕩然無存的焦土上，建立起新的規範，收束在戰時被釋放的人性醜惡，這樣的重建工作對任何政府都是極大的考驗。從結果來看，蔣介石主政的南京國民政府，面對這樣的過程幾乎是束手無策，顧此失彼，短短三四年之間，從人人擁戴的「蔣委員長」，到被迫下野，退逃台灣。
關於蔣介石和國民黨如何失去中國大陸，敗給中共，是歷史學界重要的議題，甚至是永恆的命題，箇中原委，或許永遠都難以釐清，留待不同世代的史家提出近的觀點。可以確定的，當國共內戰節節敗退時，蔣介石已經陸續派人來台，安排徹退的事宜。這當然是歷史的偶然，二二八事件的對台灣菁英的殺戮，似乎預先提供了蔣政權來台時在心理和精神層面上的預備。
逃難所激起的亂象絕對高於接受，試想一塊只有600多萬人口的土地，於戰後快速增加了200萬人，其中大半還是1949年到1950年間快速遷入，要安頓這麼龐大數量的外來人口，即使在二十一世紀都是棘手的難題。當時採取的是某種近乎隔離雙軌制的安排，在民間設置眷村、眷區，在政治上則是打造以大陸人為主導的軍公教系統，這些安排當然有政治上的考量和算計，也是要在那麼短的時間內給安頓這些流離人口，不得不的斷然舉措。類雙軌制的推行，從此「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間的隔閡和衝突，成為日後政治上的重要問題，過程中衝擊最大的本省族群，只能繼續選擇沉默以對。
外省族群的日子也並不好過，於台灣復行視事，重任總統一職的蔣介石，從失去中國大陸的過程中檢討，利用戒嚴的宣佈，搭配〈戒嚴法〉、〈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法律，建立起威權體制，高舉「反共抗俄」的大旗，利用國家安全局為首各級情報單位，推動「白色恐怖」的肅清，再次對台灣內部的異議份子進行管束，除了台獨運動和山地菁英外，大量的外省人也在這波清洗中，被視為中共地下黨員加以迫害，原本凝結的政治空氣變成更加沈重。
這威權體制緊緊纏繞著台灣，即使蔣介石去世，他本身也變成用來強化體制的符號，成為「光輝十月」的第三個重要節日。外來的政權，幻滅的解放和強人的形象，這「光輝」著實有著令人忍不住淚流的刺眼。
思想管控或威權領導，可以視為蔣介石對失去中國大陸後的檢討，在根除異議的雜音外，也積極設立官方思想的宣傳組織如「革命實踐研究院」、「中國青年救國團」、等機構，用來拔擢、培育人才，培養國民黨純正的幹部，兩個機構負責的年齡層和對象並不相同，但宗旨則為一致，關係密切。
在主政者強力的壓抑下，台灣陷入了一片沉靜，不復過去向日人爭取自治的活力，要在街頭上，再次發生示威遊行乃至暴動，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誰都沒有想到，在這死氣沉沉的舞台上，會因為劉自然的命案，掀起一場遷台以來最大的暴亂。
暴亂的苗頭如何能官方層層禁錮下找到竄出的機會，還是有心人另開啟了大門，成為這起案件背後最大的問號，甚或超越了案件的本身。
舞台的另一邊：美國
在蔣介石失去中國大陸的過程中，蔣介石政府和美國之間的關係，降至最冰點。在作戰期間，蔣介石和駐華美軍司令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便鬧到不可開交，弄到羅斯福總統必須派私人代表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前來調解，最後美方由另派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將軍接替史迪威的工作收場。這次衝突，看來像是美方對蔣介石妥協，但美國軍隊和政府內部，已有部分人對蔣抱持強烈的不滿和反感。
戰後國共內戰，軍旅出身、時任美國國務卿的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受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指派，前來中國進行調停，馬歇爾過去曾任史迪威的上司，對蔣介石政權並不友善。達成的停戰協定，也因為國共雙方各種算計和角力，宣告失敗，也使美方對於涉入中國事務逐漸感受到絕望。最明顯的，就美援物資逐漸減少，特別是軍火和資金上，協助國民政府進行接受工作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更是大幅撤出。對從中日戰爭起，把美方當作靠山的國民黨政府，美方援助的減少近乎中斷，無疑是致命的一擊。雙方關係的凝結，一直持續到國民黨退守台灣。
1950年6月25日北韓軍隊入侵南韓，韓戰爆發，也宣佈美蘇兩強敵對的冷戰開始。在中共積極投入對北韓的支援後，美國重新調整了對亞洲的戰略，也改變對台灣的態度，派第七艦隊前往台灣海峽，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訪台時，宣佈協防台灣，美援開始大量的湧入台灣，改變了中華民國的命運，也影響了台灣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從杜魯門到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兩任美國政府，擔心若台灣失守，會引起「骨牌效應」，影響美方在亞洲的防線，不僅給予台灣物資，同時並派員協助陸海空三軍的建立或重整。1954年中華民國與美國簽署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55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台灣決議案〉都是這樣策略的實踐，1960年艾森豪的訪台，更是台美雙方關係的頂點。
台美的合作，外表看起來緊密，內部夾雜著不少雜音。美國援助的心態，本來就以自身利益為主要的考量，偏重速效，希望能用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成效，並保有彈性，儘量不要讓自己身陷泥淖，對局勢的判斷常參雜許多主觀的認知，經常是在危機爆發之後，才被動做出修正和回應。同時美國官方內部，對蔣介石政府仍充滿著不信任，深怕蔣會真的要「反攻大陸」，讓美國捲入世界大戰中，也覺得蔣是獨裁軍頭。在蔣這方面，得到美國援助，當然是一劑強心針，但將也有自己的自尊和堅持，不希望美國對他的施政比手畫腳，更不滿美國一直要逼他交出政權，一心讓台灣走向美式民主。雙方對於和中共作戰的不同目標和想法，影響到了建軍和治軍的戰略方向，更是讓蔣政府覺得綁手綁腳，檯面上或檯面下的衝突不斷。
然而，雖然對彼此不滿，有時甚至爾虞我詐，但美台雙方的關係卻越來越緊密，就算美國內部有種各式雜音，蔣介石心底有百般不願，美國仍是台灣最重要的盟友，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地位亦無法被輕易替代。
美援是美台之間，各種猜忌與各種需要雜揉在一起的結果。
貴族般的美國人
人們談起美援總是會想到那麵粉袋做成的內褲，因為那實在太具視覺效果，而且說明當時台灣人民是多麼的物質缺乏，需要仰賴美國的協助。除了一般民生物資的影響，美援是有系統而大規模的改變了台灣的體質，無論農業、工業、衛生醫療……等等，直接或間接的促成戰後台灣的轉型，為日後「經濟奇蹟」或「亞洲四小龍」的傳奇打下基礎。此外，雙方在軍事上的合作，是美援最直接的重點，不只是硬體上武器的支援，和中日戰爭一樣，也提供了「軟體」上的指導，派遣美方軍人員來台指導，成立了「美國軍事援助技術團」（Military Assistance and Advisory Group），也就是所謂的「美軍顧問團」。
美軍顧問團於1951年〈中美共同互助協定〉簽署後成立，團本部最初設在美國大使館旁，位於今天的中山北路上，後遷到信義區也就是日後美國在台協會的位置。美軍顧問團除了積極涉入台灣的國防，從預算、運作、訓練、教學，甚或戰術、戰略的擬定，也擔任對蔣政府的監督，防止軍事上的冒進；之後越南戰事爆發，也肩負起後防的補給和支援。
任務多重，來台承辦的人員自然也多，為了安置這些人員，政府於天母、陽明山山仔後一帶，興建美軍宿舍，被戲稱為「阿督仔厝」，這些美國大兵再加上隨行的家人，一路往下，整條中山北路都是外國人的身影。大量的外來人口，白天在中山北路附近辦公，下班或假日則在附近休閒、娛樂，他們的日常生活需求，改變了這一帶地貌，成為在台灣的「小美國」。
美方駐台的首任大使藍欽（Karl L. Rankin）就對這樣大量入住台灣的美方人員感到不安，曾數次向美國政府反應，深怕這些在台灣生活的美國人，會破壞美軍的形象，甚至給當地住民「殖民」的觀感。因為和這些美國人的生活相比，當時普遍貧窮的台灣人，搞不好連稱做「次等公民」都有點勉強。他們有穩定的收入，住在有院子的房舍，有著錄音機、電視機、摩托車等台灣人民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還可享用冰淇淋、牛排等豪華餐飲。美金比起台幣更是優勢貨幣，據當時人回憶，和美金比起來，新台幣像是玩具紙鈔；同時他們還能接觸到免稅商品，轉手進行黑市買賣。來華的美國軍人，可以享受貴族般的生活，可以僱用便宜人力服伺自己，也能讓他們能在下班時盡情享樂夜生活。中間或許還有一個最關鍵的原因，從一開始在台美雙方的協議中，駐台美軍就被視為「外交人員」，享有「治外法權」，換句話說，不受中華民國政府管轄，執法人員也拿他們沒輒。
關於貴族般的美國人，黃春明的小說〈蘋果的滋味〉或許是最誇張但也最寫實的描繪，故事主角是一工人江阿發，在騎腳踏車上班的途中，被美國駐台上校的賓士車撞上，送入醫院，原本貧苦的家庭立刻陷入愁雲慘霧之中。肇事的美軍上校承諾負負到底，不僅來探病送上了三明治、牛奶、汽水和蘋果這些江家人吃不到的食物，還給一筆錢當作慰問，並要協助江阿發的啞吧女兒赴美接受教育，在高級病房啃著蘋果的阿發一家人，突然覺得被車撞斷腿是多麼的幸運。
落敗來台的蔣氏政權，不得不和蔣介石合作的美國政府，身為案件主角的劉自然和雷諾，也因為這敗退的將軍和充滿猜忌的聯盟，來到了這座這島上，在那屬於美國人的「貴族」社區裡，在這歷史機緣聚合的奇妙舞台上，上演意外的殺戮，不僅以血色染紅了舞台，也把壓抑在舞台之下錯綜複雜的各種糾葛，掀到陽光之下。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