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自然事件】兩聲槍響,一條人命,引爆台美幽怨衝突(一)

翁風飄/調查員 檔案調閱816次

 

一、楔子:槍響

砰!

砰!

接連的兩聲槍響,在夜晚靜謐的山谷間迴盪。這不是對空示警的槍響,六十一年前的這兩顆子彈,貨真價實地打入人體,當場奪走了一條人命。

這無疑是場兇殺案,加害人與被害人身份明確,幾乎是當場破案。然而卻沒有人想到,事件的真相至今竟仍懸而未決,更沒有人想到在幾十天之後,這起命案會成為台灣重大的歷史事件,在台北市的大街上激起了一場暴動。

或許當下的各種跡象,一開始就注定了這場命案的終將複雜難解的宿命。

 

陽明山美軍宿舍群的前世今生

命案發生在「陽明山美軍宿舍群」,這今日已經轉型成觀光景點的區域,看似熟悉的存在,一旦細想,骨子裡充滿著各式各樣的不協調。「陽明山」過去並不叫這個「偉大」的名字,而是叫做素樸的「草山」,因為山頭滿佈著高大芒草,一說因為山上盛產硫磺,清朝官員為了怕人盜採,定期放火燒山,只剩下繁殖週期快速的芒草能存活。日本治台初年,簡大獅就曾以此地為據點,和日方作戰,在對戰的過程裡,讓日方發現了草山的觀光價值,積極開發,被譽為「台灣的箱根」。

1945年台灣交歸中華民國政府,1949年蔣介石政權於中國敗退遷台,在官邸完工之前,蔣介石一家人暫時居住在草山行館,一生推崇明代思想家王陽明的老蔣,就將草山更名為陽明山,表達紀念之意。

美軍宿舍群的成立,前因更為複雜,留待下文再慢慢詳述,1950年之後美方軍事援助來台,大批美籍技術或軍事人員住在這西式洋房的社區,影響所及,從宿舍在地,一路到中山北路,形成獨特的美國風情。

「陽明山美軍宿舍群」代表著兩群不同的外來者,在時代作弄下,來到了同一座島嶼,彼此合作,共同生活。

那麼這兩聲槍響,是怎麼回事呢?

那是美軍上士雷諾(Robert G. Reynolds)在自家門前,當場擊斃在中華民國革命實踐研究院職員,本籍江蘇的三十二歲男子劉自然時,所發出的槍響。劉自然也住在陽明山上研究院的宿舍。照理來說,若不是歷史奇特的因緣際會,這兩個出身背景完全不同的人,不會有任何命運的牽連,但正因為歷史的糾合,這起謀殺案將在日後引起渲然大波。

二聲槍響,一具屍體,這裡沒有社會新聞裡重口味的懸疑,但案子裡種種未解的謎題,道盡1950年代臺灣不為人知的神秘。

 

二、舞台:落敗將軍和彼此不信任的盟友

對許多四十歲以上的中年人,「光輝十月」是深植在成長記憶中的印象,在那個沒有週休二日的日子裡,除了夏天因颱風的天災外,大概只有十月才能頻繁的放假,十月十日「國慶日」、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節」、十月三十一日「先總統蔣公誕辰紀念日」,這三大節日充滿著政治的意味,反應著台灣戰後面臨的命運。

1945年10月25日,兩個月前宣佈無條件投降的日本政府,在今日台北延平南路上的中山堂(日本時期原名為台北公會堂)舉行受降典禮,台灣由日本的統治正式交由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紀念辛亥革命成功、民國肇立的「國慶日」也成為台灣要慶祝的國慶。

這是臺灣命運的重要轉折,由二十一世紀回頭觀看,大概沒有多少人會相信過去威權教科書裡書寫的美好。交由中華民國治下的台灣,在政權的交接期裡,面對著太多的波折和傷痛。

代表著國民政府受降的陳儀,早年有留日經驗,並曾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還曾在省主席任上出版過《台灣考察報告》,在中日戰爭的尾聲,一直主導著對台灣的接受規劃。然而再多的考察報告,也不能抹滅五十年不同發展的差異。在日本治下的台灣雖然是被殖民者,在參政權等各方面是無法和日本人平起平坐的「次等公民」,然而在硬體建設方面,則是現代國家等級的規模,即使許多權力被壓抑,但對於現代國家及其台下公民的理解和想像,也絕對是走在時代的尖端。1920年代呼應著日本大正民主的氛圍,台灣知識份子曾持動大規模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長達十多年,雖然最後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崛起下,終告失敗,但也換取到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規模可能有限,卻是台灣人重要的政治啟蒙。

台灣人民不需要「光復式」的解救,而是期待將那被統治者壓抑多時、旺盛的生命力,得到舒展和解放的機會。不幸的,這樣的期待換來完全背反的結果,新來的統治者和日本人並無不同,甚至還更為差勁。在心態上,曾替日方作戰,深受日本文化洗禮的台灣人,在許多中國人眼裡,不久前還是在戰場上兵戎相對的敵人,雖然官方極力淡化,那巨大的文化鴻溝仍卡在兩個不同族群之間。更嚴重的,這文化差異的組成,還涉了「進步」和「落後」的價值差異,日本治下的生活不論在物質或價值上,都遠勝過彼岸,在主政者缺乏解決問題的自覺和誠意下,衝突在所難免。

戰後陳儀政府的亂像,以「接受」之名,行貪污、「揩油」之實,變成了「劫收」。當時人在台灣,來自南京《大剛報》的記者唐賢龍,都忍不住提出批判:「自從國內來的很多人員接管以後,便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時那一套毛病,通通都搬到了台灣,使台灣人非常看不起。」雙方的衝突益發升高,結果就是二二八事件的爆發。

關於二二八事件的經過和影響,已有許多的討論,那些在事件中被屠殺的生命,不僅抹去台灣辛苦培育出來的各界菁英,更重要的是摧毀了台灣社會旺盛的活力,從此倖存的人們選擇了噤聲,過去被外人統治時,積極尋求自治可能的熱情徹底被澆熄,政治成為禁區,將治權拱手讓人,很長的一段時間或選擇遠走他鄉,自我放逐於海外,或只能在島內選擇沉默看待統治者的宰制。

壓抑的自由火焰

「接收」變「劫收」,反應著更根本的問題,戰爭帶來的巨大扭曲,於戰後同時考驗著勝利和失敗的雙方,從「戰時體制」要回歸常態,並要試圖在秩序蕩然無存的焦土上,建立起新的規範,收束在戰時被釋放的人性醜惡,這樣的重建工作對任何政府都是極大的考驗。從結果來看,蔣介石主政的南京國民政府,面對這樣的過程幾乎是束手無策,顧此失彼,短短三四年之間,從人人擁戴的「蔣委員長」,到被迫下野,退逃台灣。

關於蔣介石和國民黨如何失去中國大陸,敗給中共,是歷史學界重要的議題,甚至是永恆的命題,箇中原委,或許永遠都難以釐清,留待不同世代的史家提出近的觀點。可以確定的,當國共內戰節節敗退時,蔣介石已經陸續派人來台,安排徹退的事宜。這當然是歷史的偶然,二二八事件的對台灣菁英的殺戮,似乎預先提供了蔣政權來台時在心理和精神層面上的預備。

逃難所激起的亂象絕對高於接受,試想一塊只有600多萬人口的土地,於戰後快速增加了200萬人,其中大半還是1949年到1950年間快速遷入,要安頓這麼龐大數量的外來人口,即使在二十一世紀都是棘手的難題。當時採取的是某種近乎隔離雙軌制的安排,在民間設置眷村、眷區,在政治上則是打造以大陸人為主導的軍公教系統,這些安排當然有政治上的考量和算計,也是要在那麼短的時間內給安頓這些流離人口,不得不的斷然舉措。類雙軌制的推行,從此「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間的隔閡和衝突,成為日後政治上的重要問題,過程中衝擊最大的本省族群,只能繼續選擇沉默以對。

外省族群的日子也並不好過,於台灣復行視事,重任總統一職的蔣介石,從失去中國大陸的過程中檢討,利用戒嚴的宣佈,搭配〈戒嚴法〉、〈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法律,建立起威權體制,高舉「反共抗俄」的大旗,利用國家安全局為首各級情報單位,推動「白色恐怖」的肅清,再次對台灣內部的異議份子進行管束,除了台獨運動和山地菁英外,大量的外省人也在這波清洗中,被視為中共地下黨員加以迫害,原本凝結的政治空氣變成更加沈重。

這威權體制緊緊纏繞著台灣,即使蔣介石去世,他本身也變成用來強化體制的符號,成為「光輝十月」的第三個重要節日。外來的政權,幻滅的解放和強人的形象,這「光輝」著實有著令人忍不住淚流的刺眼。

思想管控或威權領導,可以視為蔣介石對失去中國大陸後的檢討,在根除異議的雜音外,也積極設立官方思想的宣傳組織如「革命實踐研究院」、「中國青年救國團」、等機構,用來拔擢、培育人才,培養國民黨純正的幹部,兩個機構負責的年齡層和對象並不相同,但宗旨則為一致,關係密切。

在主政者強力的壓抑下,台灣陷入了一片沉靜,不復過去向日人爭取自治的活力,要在街頭上,再次發生示威遊行乃至暴動,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誰都沒有想到,在這死氣沉沉的舞台上,會因為劉自然的命案,掀起一場遷台以來最大的暴亂。

暴亂的苗頭如何能官方層層禁錮下找到竄出的機會,還是有心人另開啟了大門,成為這起案件背後最大的問號,甚或超越了案件的本身。

美軍顧問團

舞台的另一邊:美國

在蔣介石失去中國大陸的過程中,蔣介石政府和美國之間的關係,降至最冰點。在作戰期間,蔣介石和駐華美軍司令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便鬧到不可開交,弄到羅斯福總統必須派私人代表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前來調解,最後美方由另派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將軍接替史迪威的工作收場。這次衝突,看來像是美方對蔣介石妥協,但美國軍隊和政府內部,已有部分人對蔣抱持強烈的不滿和反感。

戰後國共內戰,軍旅出身、時任美國國務卿的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受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指派,前來中國進行調停,馬歇爾過去曾任史迪威的上司,對蔣介石政權並不友善。達成的停戰協定,也因為國共雙方各種算計和角力,宣告失敗,也使美方對於涉入中國事務逐漸感受到絕望。最明顯的,就美援物資逐漸減少,特別是軍火和資金上,協助國民政府進行接受工作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更是大幅撤出。對從中日戰爭起,把美方當作靠山的國民黨政府,美方援助的減少近乎中斷,無疑是致命的一擊。雙方關係的凝結,一直持續到國民黨退守台灣。

1950年6月25日北韓軍隊入侵南韓,韓戰爆發,也宣佈美蘇兩強敵對的冷戰開始。在中共積極投入對北韓的支援後,美國重新調整了對亞洲的戰略,也改變對台灣的態度,派第七艦隊前往台灣海峽,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訪台時,宣佈協防台灣,美援開始大量的湧入台灣,改變了中華民國的命運,也影響了台灣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從杜魯門到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兩任美國政府,擔心若台灣失守,會引起「骨牌效應」,影響美方在亞洲的防線,不僅給予台灣物資,同時並派員協助陸海空三軍的建立或重整。1954年中華民國與美國簽署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55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台灣決議案〉都是這樣策略的實踐,1960年艾森豪的訪台,更是台美雙方關係的頂點。

台美的合作,外表看起來緊密,內部夾雜著不少雜音。美國援助的心態,本來就以自身利益為主要的考量,偏重速效,希望能用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成效,並保有彈性,儘量不要讓自己身陷泥淖,對局勢的判斷常參雜許多主觀的認知,經常是在危機爆發之後,才被動做出修正和回應。同時美國官方內部,對蔣介石政府仍充滿著不信任,深怕蔣會真的要「反攻大陸」,讓美國捲入世界大戰中,也覺得蔣是獨裁軍頭。在蔣這方面,得到美國援助,當然是一劑強心針,但將也有自己的自尊和堅持,不希望美國對他的施政比手畫腳,更不滿美國一直要逼他交出政權,一心讓台灣走向美式民主。雙方對於和中共作戰的不同目標和想法,影響到了建軍和治軍的戰略方向,更是讓蔣政府覺得綁手綁腳,檯面上或檯面下的衝突不斷。

然而,雖然對彼此不滿,有時甚至爾虞我詐,但美台雙方的關係卻越來越緊密,就算美國內部有種各式雜音,蔣介石心底有百般不願,美國仍是台灣最重要的盟友,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地位亦無法被輕易替代。

美援是美台之間,各種猜忌與各種需要雜揉在一起的結果。

電影《蘋果的滋味》(改編自黃春明同名小說)劇照

貴族般的美國人

人們談起美援總是會想到那麵粉袋做成的內褲,因為那實在太具視覺效果,而且說明當時台灣人民是多麼的物質缺乏,需要仰賴美國的協助。除了一般民生物資的影響,美援是有系統而大規模的改變了台灣的體質,無論農業、工業、衛生醫療……等等,直接或間接的促成戰後台灣的轉型,為日後「經濟奇蹟」或「亞洲四小龍」的傳奇打下基礎。此外,雙方在軍事上的合作,是美援最直接的重點,不只是硬體上武器的支援,和中日戰爭一樣,也提供了「軟體」上的指導,派遣美方軍人員來台指導,成立了「美國軍事援助技術團」(Military Assistance and Advisory Group),也就是所謂的「美軍顧問團」。

美軍顧問團於1951年〈中美共同互助協定〉簽署後成立,團本部最初設在美國大使館旁,位於今天的中山北路上,後遷到信義區也就是日後美國在台協會的位置。美軍顧問團除了積極涉入台灣的國防,從預算、運作、訓練、教學,甚或戰術、戰略的擬定,也擔任對蔣政府的監督,防止軍事上的冒進;之後越南戰事爆發,也肩負起後防的補給和支援。

任務多重,來台承辦的人員自然也多,為了安置這些人員,政府於天母、陽明山山仔後一帶,興建美軍宿舍,被戲稱為「阿督仔厝」,這些美國大兵再加上隨行的家人,一路往下,整條中山北路都是外國人的身影。大量的外來人口,白天在中山北路附近辦公,下班或假日則在附近休閒、娛樂,他們的日常生活需求,改變了這一帶地貌,成為在台灣的「小美國」。

美方駐台的首任大使藍欽(Karl L. Rankin)就對這樣大量入住台灣的美方人員感到不安,曾數次向美國政府反應,深怕這些在台灣生活的美國人,會破壞美軍的形象,甚至給當地住民「殖民」的觀感。因為和這些美國人的生活相比,當時普遍貧窮的台灣人,搞不好連稱做「次等公民」都有點勉強。他們有穩定的收入,住在有院子的房舍,有著錄音機、電視機、摩托車等台灣人民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還可享用冰淇淋、牛排等豪華餐飲。美金比起台幣更是優勢貨幣,據當時人回憶,和美金比起來,新台幣像是玩具紙鈔;同時他們還能接觸到免稅商品,轉手進行黑市買賣。來華的美國軍人,可以享受貴族般的生活,可以僱用便宜人力服伺自己,也能讓他們能在下班時盡情享樂夜生活。中間或許還有一個最關鍵的原因,從一開始在台美雙方的協議中,駐台美軍就被視為「外交人員」,享有「治外法權」,換句話說,不受中華民國政府管轄,執法人員也拿他們沒輒。

關於貴族般的美國人,黃春明的小說〈蘋果的滋味〉或許是最誇張但也最寫實的描繪,故事主角是一工人江阿發,在騎腳踏車上班的途中,被美國駐台上校的賓士車撞上,送入醫院,原本貧苦的家庭立刻陷入愁雲慘霧之中。肇事的美軍上校承諾負負到底,不僅來探病送上了三明治、牛奶、汽水和蘋果這些江家人吃不到的食物,還給一筆錢當作慰問,並要協助江阿發的啞吧女兒赴美接受教育,在高級病房啃著蘋果的阿發一家人,突然覺得被車撞斷腿是多麼的幸運。

落敗來台的蔣氏政權,不得不和蔣介石合作的美國政府,身為案件主角的劉自然和雷諾,也因為這敗退的將軍和充滿猜忌的聯盟,來到了這座這島上,在那屬於美國人的「貴族」社區裡,在這歷史機緣聚合的奇妙舞台上,上演意外的殺戮,不僅以血色染紅了舞台,也把壓抑在舞台之下錯綜複雜的各種糾葛,掀到陽光之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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