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執筆自白時，心裡好難過，回想這件事發生於兩年前，我先生入獄時，常去水源地游泳，認識黃焜平這個人，以後也常在一起游泳(碧潭也去了幾次)，我們的關係是普通朋友。在前年九月間某一天，我因需要錢跟他商量，他說：「我有辦法，明天給你回信。」我要借的是三千元，第二天在水源地他借給我三千元不要利息，他說這幾千元是自己的沒關係，有錢再還好了。
過了約半個月，我再向他借二千元，他說剛好有一千五百元現鈔在身上，你拿去好了，我一共欠他四千五百元，用了快兩年。今年他到我家門口幾次找我要錢，我說沒有怎麼辦？他說最近生意做垮了很需要錢，最好有錢先還給他。我說好，有就先還你，他說過幾天再來看看。
直到本六月五日下午十二時左右，他來了，說這錢非還不可。我約他八日來，但他沒有來，到六月十日下午一點鐘左右才來。我因跟小余約好押款，沒有時間跟他談，而且我也不願意他到我家去，就跟他說：「你先回去，今天下午約好借一筆錢，你明天下午三時半左右到國都樓下冰果室見面。」
十一日到國都會面因借不到錢，我跟他說：「沒有借到錢，怎麼辦？」他說：「無論如何你都要想辦法給我，我很需要錢。」我說：「沒有怎麼辦呢？」他追的很急，我突然想起我姐姐家有六兩金子，就跟他說，他說：「好呀，我們現在去拿。」我說現在拿不到，沒有人在家，他馬上問我姐姐家裡情形，我告訴他夫妻倆都在上班，而且我也不願意，因怕我先生知道。他說：「我們倆人到他家看看好了，去想辦法去。」
坐三輪車到二姐家時，我說：現在我們到二姐家沒有人怎麼辦，下女認得我，他說沒關係幹掉他算了。我講殺人不行的，要賠命的，他說：「他家裡無人，殺了沒人知，怕什麼？」我們這時在杭州南路口，下三輪車走路進去，到黃玉春家門口我按鈴叫門，這時大約四點十分，下女阿娥開門，她因認得我，請我們進去坐在客廳上，她去倒茶，這時我對她說：「我有六兩金子在二姐家裡，我想自己找找看。」她說：「不可以，太太不在家，不要翻她的東西。」
這時我倆人入臥室，看看四面櫥櫃，阿娥來阻止我們，小黃說：「我一定要搜！」 阿娥說：「你們再翻，我就要叫了。」這時，小黃指著她說：「你敢叫，我就要你的命！」這時，小黃從身上取出一把摺刀，長約五寸，欲撬開櫃櫥門，阿娥上前用手拉他阻止，小黃一拳打過去。小孩看見打架，哭了，這時我趕快將小孩抱起到客廳，這時有毆打聲音，我恐怕看見哭，所以將小孩抱到院子站著，打的時候我聽阿娥哭聲，到院子時，就聽不到聲音了。
這時將小孩放在院子裡，叫他不要哭，不要進來。我再進去時，我看見阿娥倒在地板上，我問他說：「你打死她了。」他說沒有死，暈了。這時櫥門已撬開了，這時小孩又進來了，我抱起他，這時小黃已將櫥裡的東西翻了一大堆出來。我問他：「找到東西沒有?」他說還沒有。
這時，我又抱著小孩出院子，約兩三分鐘時，我看到小黃出來，走到中間臥房壁櫥處，用刀子撬開櫥門。小孩說：「我有好多毛衣在那裡，不要給我拿去。」(因為小孩看見小黃在翻箱)我這又把小孩抱到他看不見的地方。這時我又把大門打開，心裡好怕，看看外面有沒有人，看到沒有人再關上門。抱著小孩走來走去，我自己看到裡面，不讓小孩看到。
這時，我已經看到阿娥已移到飯廳地板上，我看到小黃滿身大汗，他到處找繩子(因為我問他找什麼，他說的)。這時我懷疑他已經找到東西了，因我看見兩個褲袋鼓鼓的。我心裡想：東西找不到，找繩子幹什麼?小黃又去翻，我又把小孩抱到外面看看風。我催他快一點，要下班了。這時，我看到他找到繩子勒阿娥的頭，我心裡害怕，走到客廳，小孩一直抱在我的手裡，我心慌意亂不敢看。
小黃出來了，到客廳，小黃說：下女已勒死了。我問他東西找到沒有，他說沒有，我說這怎麼辦呢？這時我突然想起小孩認得我，怎麼辦呢？小黃說：「一不做，二不休，把他也幹掉算了。」我說：「怎麼可以將小孩弄死呢？」他說：「他認識你怎麼辦？這事情就穿了。」這時我把小孩放到床上。我自己跑出去不敢看。我那時聽小孩哭一、二聲，就沒有聲音了。
這時，我進去叫小黃：「快走！快走！」他說：「等一下，我放火將房子燒掉！」以後，因我害怕，又跑到院子裡，走來走去，又跑進客廳，看小黃正在用打火機點報紙。這時地板上好多報紙(在第二房靠窗門邊)，我看見他點火後，報紙燒著了，我說：「快走！」他說要房子燒著了才走。我心裡很害怕，我說：「我先走了！」我說：「你最好不要到我家。」他說：「我也要到南部去避避風。」以後，我就走了。
我走時，房子煙好大。小黃什麼時候走，我不知道。
我走出大門後，向東門市場邊跑邊走。我在東門市場外面信義路口攔到一輛紅色計程車，到我家和平西路九巷口付十元車資。到家後，化妝好再出去坐三輪車到許家。未坐車時，我碰到老劉。我對老劉說：「小平呢？」因車上不見小平。老劉說：「小平在婆婆家。」
以後都在許家玩了，時間記不清了。這件事做錯了，我現在心裡好難過，好懊悔，我對不起我姊姊，更對不起小侖，對不起阿娥，希望社會能夠原諒我，使我能夠重新做人。我係害在賭博上面，希望社會上人慎重交朋友，戒絕賭博。以上所講都是實在情形，我憑良心自白。
自白人 張韻淑
張韻淑認罪後，被記者形容為「寵兒、野馬、頑強賭徒」。
據悉其父張學東為於大陸行醫之本省籍醫生，其母劉玉珍為湖南人，她家中兄弟姐妹眾多，上有兄姐，下有弟妹，因聰明能幹甚得父母寵愛。
她出生於廣州，能說流利的廣東話，綽號為「小廣東」，12歲隨父母來台，居於桃園中壢，在學期間為運動健將，擅長籃球、排球、游泳與田徑。
職校畢業後，她與蘇昌良相識相戀，不顧父母反對在20歲步上紅毯，於永和經營布疋生意，生活優渥，婚後不久生下一子。
民國49年，因布店生意欠佳，她搬回娘家以節省開支。民國50年年底，娘家在大火中損失慘重，隨後其夫又因貪汙案入獄，一連串打擊使其沉迷賭博，並從中滿足好勝心。她從打麻將開始，到參與牌九、羅宋、梭哈等鉅賭，癮頭日益增大，每回賭注皆為萬元上下，也因而欠下數萬元賭債。
案情至此看似水落石出，剩下的便是找到其自白書中的共犯黃焜平。根據張韻淑的描述，他年約35歲～38歲，廣東人，身高170公分，中等身材，右下顎有條約一寸半長的疤痕。
然而警方連黃焜平的影子都還沒見到，另一人的出現卻教他們傷透腦筋。
此人不是別人，正是張韻淑的母親劉玉珍。
她按鈴控告刑警大隊，稱他們刑求張韻淑。
對警方而言，情況似乎比辦案成果歸零更加不利了。
因為除了張韻淑翻供，稱自白書是因刑求而寫，雙方的爭論更從火窟雙屍案的案情，延伸至警方是否刑求。
關於刑求，張韻淑有著多種說法：
一說是：警方雖未對她刑訊卻不斷逼供，她被逼到走投無路只好編謊話騙他們，而自白書中的黃焜平也是她捏造出來的；
另一說是：「在刑警大隊訊問時，他們打我，他們三個人一班輪流問我，三天三夜不讓我睡覺，叫我脫了衣服倒在桌面上，用繩子綁起來，我受不了曾大喊救命，被我母親聽到，到法院按鈴申告。後來移送地檢處時，他們還威脅我不准翻供，不准說被刑訊，否則又會把我提回去，所以我曾請求檢察官不要把我送回刑警大隊；」
她甚至聲稱，自白書的內容是省警務處刑事科長馮文堯教她寫的，「不要說我是一個小市民，不承認要挨打，就是連檢察官被送去訊問，也照樣挨過打。」
她並指出，當時她在做口供時，與馮文堯的談話錄音中（兩人使用粵語交談），有「……你不用吃這麼多苦嘛」及「最好你寫給我抄」，可見對方是刑求逼供，且自白書內容並非出於她的自由意願。
上述指控引起了司法行政部的注意，並對其下屬單位發出命令，稱近來常有重大刑案嫌犯聲稱遭到刑求，不僅妨礙審判進行，也使社會觀感不佳。對刑訊之事，必須嚴查嚴辦。
而警方則不斷喊冤，稱她之所以認罪，是因露出了一連串破綻：
首先是她母親為她身上傷痕所做的證詞被警方揭穿，再來是替她做不在場證明的弟弟──就讀於中興中學夜間部的張良平證詞反覆，追問下才承認是姊姊給了他一張表，要他將表上的作息時間告知警方，但他背不起來所以亂了套。
最後是除了王接外的第二位現場目擊證人──三輪車伕陳復生的出現。陳復生指證：「當時我的車子停在巷口，見她從巷內跑出來，她所穿的衣服遠看是黃色，近看是白色，右手拿著皮包，左手挾個牛皮紙袋。她跑到我附近時，低著頭從我車後穿過去，因為走路的人，百分之百是從我車子面前走過去，只有她是穿過車子後面，所以我才注意她。」
警方說，當時張韻淑辯稱是陳復生認錯人，直到晚上與母親和弟弟面對面，得知他倆的供詞漏洞百出後，才突然跪在地上，哭喊道：「賭慘了，連命都輸掉了！」，並要求把與她相熟的馮科長請來，她才願意吐實。
馮科長也稱，當天是凌晨3、4點接到電話過去的，對方的自白書也是在他面前撰寫，絕無刑求之事。至於談話錄音中的「你照實說出來好嘛，你不用吃這麼多苦嘛」，是因看對方當時精神沮喪，才會勸其坦白一切以減少精神負擔。
檢察官派法醫檢驗張韻淑，並未驗出有新傷，再加上錄音帶中張韻淑語調平和，並無被刑訊之跡象，最後刑求控訴遭到駁回。
私刑疑雲暫告一段落的同時，更多的疑點卻繼續層層疊加，使本案被化不開的濃霧所籠罩。
「我坐在車上午睡時，夢見鄭春娥叫我出來為她伸冤，一連作了三天的夢，所以才出來作證。」
三輪車伕陳復生被張韻淑的律師金品琅詢問「為何案發後十幾天才向警方提供線索時」答道。
在法庭上，雙方最大的交鋒重點，便是張韻淑的不在場證明，而陳復生的一舉一動幾乎搶盡所有風采。
被法官傳喚時，他先用尖銳嗓音高喊「有！」，並在全場注目下，從旁聽席揚著下巴走上法庭，口若懸河地敘述當日目擊張韻淑走出黃宅之情形。他甚至回到旁聽席拿取自己繪製的當日現場圖，指出其停車位置及張韻淑走的路線，還模仿起她走路的樣子。
當法官請他確認，張韻淑是否就是他當日所見之黃衣女郎時，他大力拍了下被告席前的欄杆，瞪大眼指著她說：「就是她。」
法官拿出三個手提包讓他指認，他看了片刻，再度大力拍其中的黑色皮包：「就是這個。」
由於其動作表情太過誇大，法庭上數度出現笑聲，金律師立刻質疑：「陳復生在檢察官偵查時，說是只看到張韻淑的背影，是小小的腰圓圓的屁股，因為沒有見到正面，所以不敢出來作證。如今卻說是鄭春娥托夢，而且當天曾看到張韻淑的正面，看得很清楚。」
金律師繼續說：「證人可能有一種狂想症，因為看到報上的新聞，起了一種狂想的念頭，編了一套話出來作證，所以請求庭上請專家對他作個檢查，是否有問題？」
法官問陳復生：「你的精神是否有毛病？」，陳復生搖頭。
張韻淑則反譏陳復生，說作證並無獎金，為何他還熱心地自製現場圖？「說不定你就是凶手，才會如此清楚當天的事，希望我代你頂罪，才如此熱心的作證。」
除了陳復生的指證歷歷，女傭王接也維持原本證詞，稱在黃宅起火前，曾目擊一個與張韻淑相似的女人，從黃宅走向巷口的電話亭。
檢察官並點出張韻淑所提之反證的矛盾處：
她說自己下午4點左右已抵達賭場，但三輪車伕劉效純卻是在4點50分左右才於和平西路一段的她家附近遇到她，當時她還問對方：「老劉，我的孩子有沒有送回家去？」且多名賭場人士也供稱，是在5點左右才見到她。
而根據三位法醫提出的驗屍報告，兩名死者胃內有米飯及豆類的菜，消化時間約為一小時。而黃玉春夫婦供稱，在2點前回去上班時，看到鄭春娥在餵剛午睡完的黃其侖吃飯，依吃飯時間的推斷，兩人遇害時間約為4點，而當時她的行蹤無人能證明。
除了在不在場證明上居於劣勢，她在案發後存進銀行的款項中，有一筆五千元的來源不明，也成為檢察官懷疑的重點。
檢察官調查發現，她在本案發生前，已欠下五、六萬元之賭債，這些債務使她壓力龐大，她曾向幾位賭友借錢均遭拒。而她個性好勝，儘管生活艱苦仍硬撐著，她在賭場開的支票也從不跳票，即便輸光了，即便再窮困，也絕不讓支票被退票。
雖然她說那筆錢是向趙太太借的，但說法卻與其母和其妹之證詞互相矛盾，且趙太太堅決否認曾借錢給她。然而她卻企圖串供，私下請人捎信給家人，在被沒收的信中，提及五千元之來源已講好是向趙太太借的，為何母親與妹妹仍出現不同說詞。
另外，黃玉春家遺失的五千元是與軍人儲蓄券放在一起，軍人儲蓄券並未被燒燬，五千元卻不翼而飛。這筆錢是十元一張共有五疊，以報紙包起，而王接所見之黃衣女郎，右手挾了個很厚的報紙包。
即便表面上攻破了張韻淑的不在場證明及五千元來源的辯詞，仍有件事使控方萬分頭疼，甚至讓控方內部分成兩派，為此爭論不休。
這一切都與「那個男人」有關。
鄭春娥是否被人擊昏後才遭到絞勒？
以鄭春娥之體格，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將她勒昏？
凶手在勒人時，手掌是否會受傷？
這三個問題，都是解開「那個男人」之謎的重要關鍵。
儘管張韻淑已推翻自白書中之內容，並聲稱黃焜平是她捏造的，但她在案發時，體重僅為40公斤出頭，真的有能力獨自犯案嗎？
贊成派的論點為：
鄭春娥在被勒後還能微弱呼吸，可見凶手力量並不大，且若死者是在缺乏防備下被擊昏，那麼即使凶手體力比死者差，仍有能力將其殺害。何況三面鄰居皆稱案發時在家且未聽聞異狀，若有兩名凶手，兩人應該都會從大門逃走，但目擊者卻只見到張韻淑。
反對派則認為：
鄭春娥只有19歲很年輕，又從事粗重的女傭工作，體力不會遜於張韻淑。且要在短時間內勒昏兩人並放火燒屋，以張一己之力很難辦到。此外，王接在聞到火煙味道後，曾以為是自家電線走火並返回屋內，也許黃焜平便是趁著此時，從黃家大門逃脫。
至於開頭提到的三個關鍵問題，以鄭春娥的體格，若頸部動脈受到3.5公斤的壓力便會昏厥，若脊椎骨動脈受到16.6公斤的力量，也會昏厥。至於凶手勒人時手掌是否會受傷，與當時之力量與姿勢相關，難以於事後推論。而鄭春娥是否先被擊昏才遭到絞勒？由於其頭蓋骨已被燒到破裂，所以難以驗出。
也就是說，黃焜平是否真有其人，仍是個無法解開的謎團。在檢察官對張韻淑提起公訴後，由於控方遲遲無法找到黃焜平及有力的直接證據，推事決定重新調查本案。
就在此時，一個突發狀況又為本案投下了巨大的震撼彈──
關鍵證人王接失蹤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