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陳文成身為卡內基美隆大學的講師，身分特殊，死亡的時間點更是緊接著警總約談之後，十分可議，警備總部徒勞地希望澄清己方與陳文成之死無關。於是，7月5日晚間，由警備總部發言人與新聞局代表召開了記者會，說明陳文成的死因。
一開始，警總聲稱已在約談之後，於晚間九點多，以計程車外觀的公務車將陳文成送回家中，此後便與警總無關，而陳文成之死，應歸因於畏罪自殺。
這是個意圖鞏固自身權力，同時誤導不明就裡的民眾最有利的說法。彷彿告訴大眾：死者何人？一罪犯耳。死因為何？其自取滅亡也。
一方面劃下犯罪者與常人的界線，為陳文成貼上嫌疑，抹黑死者以淡化大眾的關切與同情，還藉此諭民，麻木人們對警總勢力過於龐大的恐慌，錯覺自己只要循規蹈矩，便能平安度日；在另一方面，又得以推諉過程中的責任，隱隱暗示著警總以正大光明之姿約談，罪犯便會自慚形穢，不待法治而良心自裁。
此說實在過於荒謬，連警總自己也察覺到難以自圓，官方不久之後便又改口，將死因歸於意外墜樓。
記者會後，7月6日即有報導表示「陳文成於深夜死亡前，曾與一關係密切的長輩晤談」。這樣的訊息見報，或有助於警總立場：無論是證明在警總約談之後，陳文成仍安然無恙，或表現他在被約談後，需要「長輩」的建議與開導。這些都有操作的空間。
然而，以上只是捕風捉影的懷疑，直到隔日，這名與陳文成深夜會面的「長輩」終於現身，他便是陳文成學生時期的室友鄧維祥教授。
在鄧教授的敘述中，陳文成離開警總當天半夜，不是去與長輩晤談，而是來到他家。當時他的妻子與女兒已經入睡，只有他一人知曉這場深夜的會面。
在他家中，陳文成喝了果汁，還吃了一點葡萄與火腿，同時寫了一封以「To whom it may concern」開頭的書信，並與他短暫交談了一小時左右。在此期間神色並無異樣，十分堅強、樂觀，言談間笑容也很自然，不像有自殺傾向的樣子。
陳文成告訴鄧維祥，他在警總約談中針對鄧維祥的談話應是安全的，但由於警總有他與施明德電話的紀錄，以及約談中對他諸多懷疑，擔心自己可能明天就要失去自由，兩人短期內不能再見，才會於深夜到訪。
有了人證，自然要尋找能夠對應這番說法的物證。然而，陳文成在鄧家所寫的這封信，不知收件者何人，也無從推測內容，最後也沒有出現在他的遺物中，甚至不曾留下任何蛛絲馬跡；法醫的報告中，則提到胃內空虛，黏膜無異狀，更無法證明他曾逗留於鄧家，吃了水果當消夜的說法。
於是，鄧維祥與白健二同樣被質疑是警總所安排的假證人，只是他受到的質疑更加強烈，也更不可動搖。
細究他的說法，陳文成在經過警總約談後，毫髮無傷，心情並不沮喪，憑此作為證據來討論陳文成死因，便可排除想像中的警總刑求，同時也可判斷其應非自殺。
這看似不偏不倚，十分平衡的證詞，對警總而言，只願提取對他們有利的部分，並作對他們有利的解釋；而懷疑者則認為鄧維祥兄弟與陳文成曾因政治立場不同起過爭論，甚至有告密的可能，其證詞必不可信。
於是，鄧維祥一人之詞，對釐清事發的時間線反而是幫了倒忙。而調查當下又未能縝密地檢視、搜尋更細微的證據，用以支持或反對這個說法。再考慮到曾有報導指出法醫驗屍時，死亡時間由初步推定的晚間十點改為更符合鄧維祥證詞的凌晨四、五點鐘，在在都使得真相顯得更加撲朔迷離。
即使鄧維祥的說法不被普遍採信，他仍然堅持到底。在1993年的自述、1994年陳文成死因調查公聽會中，他甚至還增補了細節，更詳盡完整地轉述了十二年前的對話。
也許是時過境遷，政治風氣改變，鄧教授在提到他們的談話時，具體說出陳文成表示過「美麗島那批人被判十二年，他們有可能判我十年或八年」，並商議著要到何處尋求政治庇護。而陳文成的態度，也不像十數年前那邊明朗，因為在離開鄧宅時他「警覺地向左右張望了一下，然後快步離開」。
鄧維祥的證詞無人能證明，但未必不存在真實的部分。在這世上，擅長欺騙之術的不只是人，還有人們的記憶。它們在經受壓力時會扭曲變形，會掩蓋、會刪減，會增補，以成為這些外力要它們形塑的模樣。經歷了那麼長久的壓抑，那些畸形的真實混雜在虛構之中，恐怕難以確辨了。
【陳文成命案】
- （一）失焦的雙眼
- （二）可疑的電話
- （三）霧裡的證詞
- （四）意外、自殺、他殺或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