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點，陳文成便已醒來，這是他推遲離台返美行程的第二日。但他不知道的是，這也是他與家人相見的最後一日。
在原定出發日的前一天早上，他才發現自己申請的出境證未被批准，而前往了警備總部一趟。眼看機票即將到期，暑期的學術會議又迫在眉睫，無疑十分令人心焦，縱然定下心，前往台大校園打籃球舒展筋骨，但仍掛念著遲遲不核發的出境證。
由於入出境管理局表示早上8點會再通知，陳文成於是提前返家，與妻子一同等待，但在接到電話之前，便有三名台灣警備司令部的人帶著約談傳票上門來。
為了一紙出境證，陳文成同意再次前往警備總部，但當時沒有人能預料，他再也不能回家。
在警總，陳文成保持堅定的態度，毫不諱言自己不但訂閱了美麗島雜誌、介紹朋友翻譯美麗島雜誌的文章，甚至還募款捐款支持美麗島雜誌社，他唯一否認的是參與台獨或叛亂組織的集會。
他的言詞毫無閃爍，捫心自問不曾有過不當舉措，但難免感受到警總方面對於他的證詞多所懷疑，也往往在問題中下套，企圖挖掘出不存在的罪嫌。但他仍十分樂觀，只抱持著第二日還會再度被約談的心理準備。
警總方面最為關切的一點，是他在返台期間，與友人聚會時談論了如何立法與促進民主政治改革，尤其唯恐他在台公開發表任何反政府的言論。他雖坦蕩地承認確與友人碰面，談論的內容也與民主政治相關，但並無發表任何值得警總關切的談話。
在這場據稱為時12個小時，午餐與晚餐各有兩小時休息時間，並且氣氛並不緊張的約談中間，陳文成可能完全沒有與外界接觸，也可能曾經打過一通電話。
但這通目前仍無法確知是否存在的電話，其對象與內容都平凡得令人難以想像。那是陳文成從警備總部，於7月2日下午5點，打給白健二教授的。
白健二教授是當時內政部長邱創煥的妻舅，在約談前一晚，陳文成夫妻曾相偕與白健二夫妻用餐，提到無法取得出境證的事情，而白健二教授也當場表示，如果有什麼事情請儘量告訴他，他會幫忙。
所以，當陳文成無預警地被約談時，妻子陳素貞也隨即致電白健二教授，盼能獲得消息，然而卻未能取得聯絡。
根據白健二教授的說法，陳文成自警總打這通電話給他的時間是7月2日下午5點左右，告訴他自己正被警總約談，暫時休息，等一下還要回去再談。白教授表示通話中陳文成說明天就要返美，只是打個電話告別，不但沒有多談，語氣也一派平和。
本來，這一通平淡無奇的電話，即使真實存在，也只關乎兩人的友誼，對其他人而言並不重要，然而，當陳文成第二天陳屍於台大校園之後，這一通聯繫電話就成為推測他死因的關鍵之一。
由於白教授這段證詞是於13年後，也就是1994年的公聽會上所說，已經缺乏當時的通話紀錄佐證，而外界諸多揣測，懷疑白教授是警總安排的偽證人，因此得考慮這通電話是否真實存在。
首先，有一說法是根據法醫魏契（Cyril Wecht, M.D,, J.D.）轉述，警總的紀錄中，陳文成並沒有要求打電話給家屬，因此推測警總並沒有記錄陳文成打電話給白教授一事。
倘若白健二教授真是警總所安排的偽證，那麼警總又何不將此電話列在記錄當中？
因此，若能排除警總內部串供能力太差的因素，白教授便與警總無涉，他又有何動機捏造出這通電話呢？
而且，這通電話也可能在不明原因之下，未被警總記錄。例如：警總真如其所宣稱，給予陳文成午餐與晚餐各兩小時休息時間、有限度的自由，而未加監視，他便可在此時與白教授聯絡。或者，這通電話是在某種情況之下打出，內容也侷限在警總認為的安全範圍中，而有某些相關人士不願意在紀錄中留下白健二教授的名字或這通電話的存在。
上述只是沒有根據的推測，當時的警總並非外人所能了解，但我們確知，當白教授於1994年公聽會提出這段話，遺孀陳素貞女士並未反駁，可見其證言有信實之處。
因為7月2日當晚9時，陳素貞女士曾再次聯繫白教授，央請他打聽陳文成何時能返家。他便與警總熟識的人詢問，得到陳文成已離開警總，正在返家的消息。
此時陳文成雖然行蹤不明，但還未有不幸消息傳出，若陳文成打了這通電話，在白教授與家屬的電話往來中，身為中間聯繫者的他，沒有欺瞞的必要，定會將此事告知憂慮的家屬，請他們不要太過擔心。
若當時沒有提起這通電話，那13年後的這場公聽會上，陳女士必然會認為此說捏造，嚴加反駁。沒有反駁，或許便可推測陳女士曾被告知過這通電話的存在。
但若真是如此，他又為何在此時、在警總這樣的場所、尤其是被詢問到在台接觸的友人與談話內容之後，針對即將離台一事不輕不重地報平安與道別，卻不曾或未能優先與家人聯繫呢？
這是在調查陳文成死亡真相中一再出現、最費猜疑的核心問題──因為有人宣稱自己是陳文成生前最後一位接觸的人。他的證詞，也是陳文成事件中最具爭議的一項線索。
【陳文成命案】
- （一）失焦的雙眼
- （二）可疑的電話
- （三）霧裡的證詞
- （四）意外、自殺、他殺或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