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成命案】霧裡的證詞(三)

香楠/調查員 檔案調閱230次
 陳文成
警總發言人徐梅鄰少將(左)與行政院新聞局國內新聞處長朱宗軻(右),當年在記者會上說明陳文成死亡的初步原因。 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由於陳文成身為卡內基美隆大學的講師,身分特殊,死亡的時間點更是緊接著警總約談之後,十分可議,警備總部徒勞地希望澄清己方與陳文成之死無關。於是,7月5日晚間,由警備總部發言人與新聞局代表召開了記者會,說明陳文成的死因。

一開始,警總聲稱已在約談之後,於晚間九點多,以計程車外觀的公務車將陳文成送回家中,此後便與警總無關,而陳文成之死,應歸因於畏罪自殺。

這是個意圖鞏固自身權力,同時誤導不明就裡的民眾最有利的說法。彷彿告訴大眾:死者何人?一罪犯耳。死因為何?其自取滅亡也。

一方面劃下犯罪者與常人的界線,為陳文成貼上嫌疑,抹黑死者以淡化大眾的關切與同情,還藉此諭民,麻木人們對警總勢力過於龐大的恐慌,錯覺自己只要循規蹈矩,便能平安度日;在另一方面,又得以推諉過程中的責任,隱隱暗示著警總以正大光明之姿約談,罪犯便會自慚形穢,不待法治而良心自裁。

此說實在過於荒謬,連警總自己也察覺到難以自圓,官方不久之後便又改口,將死因歸於意外墜樓。

記者會後,7月6日即有報導表示「陳文成於深夜死亡前,曾與一關係密切的長輩晤談」。這樣的訊息見報,或有助於警總立場:無論是證明在警總約談之後,陳文成仍安然無恙,或表現他在被約談後,需要「長輩」的建議與開導。這些都有操作的空間。

然而,以上只是捕風捉影的懷疑,直到隔日,這名與陳文成深夜會面的「長輩」終於現身,他便是陳文成學生時期的室友鄧維祥教授。

在鄧教授的敘述中,陳文成離開警總當天半夜,不是去與長輩晤談,而是來到他家。當時他的妻子與女兒已經入睡,只有他一人知曉這場深夜的會面。

在他家中,陳文成喝了果汁,還吃了一點葡萄與火腿,同時寫了一封以「To whom it may concern」開頭的書信,並與他短暫交談了一小時左右。在此期間神色並無異樣,十分堅強、樂觀,言談間笑容也很自然,不像有自殺傾向的樣子。

陳文成告訴鄧維祥,他在警總約談中針對鄧維祥的談話應是安全的,但由於警總有他與施明德電話的紀錄,以及約談中對他諸多懷疑,擔心自己可能明天就要失去自由,兩人短期內不能再見,才會於深夜到訪。

有了人證,自然要尋找能夠對應這番說法的物證。然而,陳文成在鄧家所寫的這封信,不知收件者何人,也無從推測內容,最後也沒有出現在他的遺物中,甚至不曾留下任何蛛絲馬跡;法醫的報告中,則提到胃內空虛,黏膜無異狀,更無法證明他曾逗留於鄧家,吃了水果當消夜的說法。

於是,鄧維祥與白健二同樣被質疑是警總所安排的假證人,只是他受到的質疑更加強烈,也更不可動搖。

細究他的說法,陳文成在經過警總約談後,毫髮無傷,心情並不沮喪,憑此作為證據來討論陳文成死因,便可排除想像中的警總刑求,同時也可判斷其應非自殺。

這看似不偏不倚,十分平衡的證詞,對警總而言,只願提取對他們有利的部分,並作對他們有利的解釋;而懷疑者則認為鄧維祥兄弟與陳文成曾因政治立場不同起過爭論,甚至有告密的可能,其證詞必不可信。

於是,鄧維祥一人之詞,對釐清事發的時間線反而是幫了倒忙。而調查當下又未能縝密地檢視、搜尋更細微的證據,用以支持或反對這個說法。再考慮到曾有報導指出法醫驗屍時,死亡時間由初步推定的晚間十點改為更符合鄧維祥證詞的凌晨四、五點鐘,在在都使得真相顯得更加撲朔迷離。

即使鄧維祥的說法不被普遍採信,他仍然堅持到底。在1993年的自述、1994年陳文成死因調查公聽會中,他甚至還增補了細節,更詳盡完整地轉述了十二年前的對話。

也許是時過境遷,政治風氣改變,鄧教授在提到他們的談話時,具體說出陳文成表示過「美麗島那批人被判十二年,他們有可能判我十年或八年」,並商議著要到何處尋求政治庇護。而陳文成的態度,也不像十數年前那邊明朗,因為在離開鄧宅時他「警覺地向左右張望了一下,然後快步離開」。

鄧維祥的證詞無人能證明,但未必不存在真實的部分。在這世上,擅長欺騙之術的不只是人,還有人們的記憶。它們在經受壓力時會扭曲變形,會掩蓋、會刪減,會增補,以成為這些外力要它們形塑的模樣。經歷了那麼長久的壓抑,那些畸形的真實混雜在虛構之中,恐怕難以確辨了。

【陳文成命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