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者＞
那道神祕背影走向值夜班的刑警後，警局上上下下又熱鬧動員起來。先是由刑警隊長親自偵訊，接著移送偵辦本案的刑警大隊，再來又交給偵一隊去辦。
之所以會掀起如此大的波瀾，全因他──秦昭的自白。他供稱自己是火窟雙屍案中張韻淑的共犯，曾接受張韻淑所給之酬勞，並詳細敘述整個犯案經過。警方在他身上搜出一張編號「1159」的紙後，不敢掉以輕心，立即派出多名幹員，去訪問他的房東及前同事來確認案情。
《徵信新聞報》的記者路珍年也在秦昭被押送時，對他進行簡短訪談：
「火窟雙屍案是你做的嗎？」記者問。
「是我做的！」他直挺挺坐著。
「你怎麼認識張韻淑呢？」
「我在水源路的賭場中認識張韻淑的。」
「你常和她打牌嗎？」
「我常和她打牌。」
「多大的輸贏？」
「二三十元的輸贏。」
「你和張韻淑如何計劃殺人？」
「張韻淑原來叫我到杭州南路去打一個人，我衣袋裡還帶著一瓶汽油，進了門我控制不住，就殺了人，又用汽油去放火。」
「你殺人時張韻淑在門裡門外？」
「她在門外。」
「張韻淑給你多少酬勞？」
「她給我三千元。」
「事主所失不過五千，她給你這麼多嗎？」
「她給我三千元。」
「你在什麼地方工作呢？」
「從前我在飯店廚房幫忙，現在沒有什麼事做。」
在上述對話中，他不時展露出些許怪異，比如以張韻淑豪賭的性格而言，與他打牌輸贏卻只有二三十元，實在不合情理。且記者從他後方發言時，他並未轉頭，而是以頭與身子成一直線的奇特方式整個往後轉。
走訪各處的警員，也查不出他與張韻淑間的關聯。而當張韻淑聽聞有其他人自首後，先是愣住片刻，接著喃喃自語：「我早就期望有這麼一個人出面。」
在得知對方供稱是她教唆犯案後，她說：「呀！怎麼會有這種怪事呢？我這個案子馬上就要宣判了，是不能再節外生枝的呀！」，並堅決否認兩人相識。
記者問她：「這個姓秦的自首，把妳也拖進去，妳自己能分析出一點道理來嗎？」，她沉思後回答：「我的案子，本月20日就要宣判了，我自己相信很可能改判無罪。如果我判無罪，當初辦我的人就沒有面子了。有了這個姓秦的，就是增加了一個人證，反而可以判我有罪了。」
究竟這位秦昭是否真是共犯？如果是，為何到此時才出面自首？如果不是，他又為何要自首？原因會與張韻淑的分析一致嗎？
在警方查訪後，這位「自首者」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
秦昭，男，29歲，廣東人，教育程度不高，曾做過修路工人，後來轉任廚師。
他曾因在台南市行竊而被判刑，出獄後又再行竊遭到判刑。
去年他原本在西寧南路的國際大飯店擔任廚師，並單戀一位女服務生。他告訴同鄉林駒，女方家長要五萬元聘金，但他並無存款，請求對方幫忙。但林駒向國際大飯店的領班打聽後，發現該女服務生並不愛秦，將實情轉告他後，他便開始有精神失常的跡象，說話常顛三倒四。但因其工作認真，飯店並未將他辭退。
不料到了去年下半年，他竟在病發時，用菜刀將自己左手中指上半截砍斷，飯店只好解雇他。廣東同鄉們還湊了一千多元，將他送到埔墘靜和精神病醫院治療數日。
去年年底，他的精神病再度發作，有天下午甚至企圖跳河，又被送往萬華的協和精神病院治療。而他身上那張編號「1159」的紙，正是協和精神病院的診斷書。當他被搜出診斷書時，仍聲稱自己是犯案後良心不安，才會患上精神疾病。警方也沒有就此將其嫌疑排除，而是詳細確認其涉案可能。在比對他的證詞，發現其所供稱之行凶方式等細節，與他們手上所掌握的現場跡證不符後，警方才推斷他並非凶手。
而他為何要自首呢？難道純粹是因妄想症發作？或者真是受人唆使？若是後者，那麼警方仍不能放掉這條線索，必須繼續追查背後的主使者。
對於這個問題，他給的答案倒是讓人意想不到，甚至有些啼笑皆非。他說自己是因失戀加上失業，日子過得乏味，又沒飯吃沒地方住，為了能到監獄裡吃飯睡覺，才會說自己是殺人凶手。
說完這番話後，他被移至台北縣警局送交遊民收容所。
＜申冤者＞
廢墟中的野草在寒風中來回擺盪，發出接連呼號，似在訴說冤情。
三年半前，這條巷子內都是低矮的日式平房，如今卻已成了一棟棟新式樓房。
唯一仍破敗不堪的，是案發的24號，野草叢生的景象與周圍的新樓成為強烈對比。而與雜草一樣高的，是高檢處蒞庭檢察官陳慶粹桌上的案卷，他即將再度上訴，請求撤銷張韻淑的死刑判決。
半年多前，他首次提起上訴，引起社會一陣譁然。畢竟檢察官負責代表國家執行原告，總是與被告站在對立面，而他是台灣司法史上，首位為死刑被告辯護之檢察官。
張韻淑在經歷近千個於死亡邊緣掙扎的日子後，初聞檢察官為她作有利論告時，感到相當不可思議，淚水在眼眶中打轉。
曾瘦小憔悴的她，如今已胖到所有舊衣都穿不下了。她說：「我是一個倔強的女人。這兩年多來，我失去了自由，我被兩度判處死刑，精神上受盡了折磨，但我始終沒有流過一滴眼淚。可是昨日我卻哭了，因為我太感激陳檢察官了！
「這兩年多來，許多親友都認為我是一個壞女人，法院認為我是殺人放火的女凶手而兩度判我死刑，除了我的母親、丈夫、律師外，沒有一個人能瞭解我的冤屈。
「每當更深夜靜的時候，我站立在監房的窗口，對著黝黑的天空發呆，我心中充滿了怨恨，我恨誣陷我的人，恨這冷酷的社會，有時也恨蒼天為何如此的昏瞶。一直到昨天，陳檢察官的為我仗義執言，使我對法律才重新產生了信心，我認為我的冤屈終有被平反的一天。」
在淅淅瀝瀝的雨聲中，她撐著小傘被管理人員押解回台北看守所時，仍不忘回頭對記者說：「我相信我會獲得自由，我要為我的丈夫與兒子活下去！」
至於陳慶粹，這位60多歲的資深檢察官，為何要打破前例，替張韻淑平反呢？
表面所見的不盡然是事情的全貌，甚至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陳慶粹對記者表示，檢察官對被告有利及不利之事均應注意，他只是盡職務本分而己。
然而會讓他做出此般突破常規的舉動，其實與當時司法體系之弊病，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首先，「重推輕檢」的風氣造成法官權力太大。推事與檢察官雖為同一官等及待遇，但推事是獨立審判案件，不受任何干涉，檢察官卻必須服從首席檢察官之監督命令。此外，推事如獲得實授任命後，非經其同意不得調動，但檢察官卻可以被司法行政部逕行下令調動。
司法行政部部長鄭彥棻甚至公開表示，需糾正上述歪風，除了經常將推事與檢察官互調，還會把司法官訓練所中名列前茅之學員，優先派任檢察官。
也有老法官建議，如果規定一審法官調升二審時，必須先由一審的檢察官調升，那麼司法人員為了升級，擔任檢察官的意願便會大增。
第二個弊病是：推事的工作量過於繁重。一審法院推事每月審理之案高達百件，使他們傾向「一推了事」，一審往二審推，二審再往三審推。而三審的最高法院對發回更審的次數又無限制，使得三審對上訴案件，常因一些微小疏忽，或出於憐憫為被告尋找理由發回更審。這造成許多案件遲遲無法定讞，許多死刑犯只能在獄中苦苦等待，虛耗青春。
例如轟動一時、發生於民國48年的武漢大旅社姚嘉薦命案，七名被告中除了一人在獄中病死，其餘六人都因法院一再發回更審，截至56年1月，已在鐵窗內度過七年又五個多月的歲月。而在火窟雙屍案中，刑事訴訟法其實有賦予被告緘默權，但張韻淑似乎並不知道自己的權益，因此說了太多對她不利的證詞。在刑求疑雲出現時，檢察官將她提去後刑警便不再追查，檢方亦未繼續調查，造成之後的審判困難。
此外，法官單憑情況證據便判她有罪，但情況證據在一般重大刑案中，只能指明嫌犯嫌疑重大，不能作為判罪依據。像在民國45年的八德鄉滅門血案中，嫌犯穆萬森在一審被判死刑，到二審時即因證據不足被改判無罪。
而令本案不斷陷入膠著的證人證詞矛盾情況，也與當時法院對偽證罪極少追訴或處罰有關。即使根據刑法，作偽證會被判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當時社會大眾通常不願多管閒事，導致證人難尋，若法院對偽證罪嚴格執行的話，證人將會更為稀少。
另外，雖然刑事訴訟法規定：雙方當事人及辯護人均可直接詰問證人。但在實務上，當事人及辯護人要詰問證人時，必須請求法官許可，因此詰問證人便受到限制，也較難找出作偽證者證詞中之漏洞。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陳慶粹兩度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並提出多項疑點，包括「被告張韻淑在刑警大隊所寫的自白書難以採信」、「間接證據未調查明晰」，以及「判決理由係抄襲已被撤銷的以前審判的判詞」等等。
他能夠成功地扭轉張韻淑的死刑判決嗎？
在長達近七年的纏訟後，火窟雙屍案終於要迎來新的判決。
法庭內外被數百名旁聽民眾擠得水洩不通，張韻淑身穿藍洋裝、外罩花呢大衣，戴著眼鏡神情凝重，在法警護送下進入法庭。
審判長與兩名推事肅立宣讀判決書：「原判決關於殺人放火及執行刑部份撤銷。」
此話一出，場內氣氛更為緊繃，案情是否要出現大逆轉了呢？
審判長繼續說：「張韻淑共同連續殺人，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張韻淑的眼淚頓時奪眶而出，並一路哀泣著離開法庭。她對記者表示：「我還要上訴。對外界而言，雖然改判無期，已免我一死，但對我而言，即使判刑一日，亦不甘心。」
然而她的上訴並未成功，在長達八年的審判後，她被最高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定讞。
但此案也帶來一些正面影響，由於本案與其他懸案的纏訟多年及屢次發回更審，促使了最高法院從只以審閱二審原判決的書卷資料、並決定「發回更審」或「上訴駁回」的「書卷審」辦案方式，改為自行開庭，再度寫下了台灣司法史的新猷。
在經歷18年又七個月的鐵窗歲月後，張韻淑已從花樣年華的少婦，成了年近半百的婦人。雖長得白胖了些，但或許是因全身散發著旺盛生命力，她看來像是只有35歲。
她終於要離開那個囚禁她多年的牢籠，假釋出獄了。
她將如何面對出獄後的人生？又會對這位替她平反的陳慶粹檢察官說些什麼呢？
換下監獄制服，臉上滿是笑意，在台中女監的許主任陪同下，張韻淑到自由路的財神百貨購買新裝。
她在挑選衣服時略顯緊張，說：「我雖然在台中十年，連路都不認識，不要說逛百貨公司了。」
望著鏡中穿上新衣的自己，她顯得特別開心，最後買了一件黑底粉紅楓葉的套裝，一件茶色大衣及一個皮包，財神百貨並送她一件羊毛衣。
當她興奮地回到監獄時，除了喊著：「好高興！」、「好累！」，也對記者侃侃而談此刻的心情：
「這次我能夠提前獲准假釋，真是喜出望外。本來按刑期計算，應該過了年才可以假釋。因為這裡的長官很愛護我，覺得我表現很好，而且服刑前羈押時間很長，所以提前為我呈報，使我能夠在過年前回家團圓。」
記者問：「服刑期間，妳的情緒如何？」
「剛開始的時候，我很激動，很想不開，每天都覺得心口好像壓著幾千斤重擔，心情非常沉重，常常用手捶胸。後來，我知道社會上有很多人同情我，了解我，也有人為我講話，我覺得很安慰，心情才慢慢平靜下來。尤其最後兩年，過得最安穩。」
「聽說妳在女監是老大姐，女受刑人都很聽妳的話？」
「因為我來得比較久，她們都叫我張大姐，我也很照顧她們，不過不是黑社會的龍頭。我不喜歡這一套，不可以舊的欺侮新來的，而是幫助她們，所以大家都處得很好。」
「九年多是段漫長的歲月，妳在監中大多做些什麼活動？」
「我們每天工作到下午三點鐘就收工，然後可以做私人的事。我常常寫日記，看報紙，練習寫大楷。我不會寫，女監主任許翠芳教我寫，等於學校一樣。」
「妳說妳在獄中天天看報，妳最關心的是什麼新聞？」
「我喜歡看國際新聞。以前年紀輕，喜歡看副刊，現在我已不是小女孩，過了看副刊的年齡，對國家大事很關心。比如美國不賣給我們最好的飛機，共匪對美國賣武器給我們的事也在大聲叫囂，這些事不但關係個人，也關係我們的國家。」
「判決書中說，妳以前很愛賭。現在對賭博的看法有沒有改變？」
「我是為賭所害的人，如果不是賭，我不會坐牢。我們女監有很多犯人也受賭博之害，我勸她們不要再賭，我自己也絕對不會再賭。」
「妳出獄後有什麼打算？」
「我很想回家過寧靜的生活。今後，我想找個工作，只要人家不嫌棄，而又不是違法的事，我都願意去做，希望社會人士，不要歧視我才好。」
她並告訴記者，出獄後第一件想做的事是趕快與親人團聚，並呼吸自由新鮮的空氣。她也感謝同情她的社會大眾及媒體記者，以及那位替她仗義執言的陳慶粹檢察官。
十五名獲假釋的男女受刑人排排站，一一獲頒假釋證書。在她接過假釋證書時，周圍響起熱烈的祝賀掌聲。
在許主任陪同下，她終於走出台中監獄的兩扇大鐵門，並迅速鑽進接送她的車內，開啟人生的新旅程……
時空回到50多年後之今日，鶴髮老人依然凝望著眼前的公寓。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他對此地難以釋懷呢？
原來他曾經是位記者，自案發後便與其他記者一同追蹤案情，而「火海沉冤」、「可疑少婦」、「淡淡的黃衣，漸漸地顯影」、「被告聆判呼冤幾乎昏倒」、「鐵窗淚．如何了」等，則是他們報導中標題的關鍵字。
他們曾撰寫多篇報導，除了針對幾個關鍵問題發出質疑，包括張韻淑自白書中有多處不合情理、凶手殺人放火卻為何只取走一小部分財物、警方對鄭春娥的人際關係是否查得夠澈底等，也提出「與其假破案，不如真懸案的好」之論點。
他們並以感性口吻在報導中敘述，張韻淑的青春與口齒伶俐的鋒芒就這麼在牢中一點一滴地消逝，而她與她的家人，也在一次次的死刑宣判中變得麻木。她的丈夫不再激動，她的母親也不再哭泣。
記者們對張韻淑的支持，使她出獄後還特別寫信感謝報社，提及「我深知在董事長與各位先生的關注下，為我的涉案，浪費了過多的寶貴篇幅。那些正確的立論，為廣大的讀者所共鳴，但說不動執法的諸公」，並使用「張韻淑 叩上」之敬語。
身為一個旁觀者，他不是不相信張韻淑獨自犯案的可能，但證據實在不足以將她定罪。
他更揣想過許多的「如果」：
如果此案發生在21世紀的今天，憑著遍布各處的監視器，要破案應該並非難事；
如果蒐證時不要連日下雨，能像案發當天一樣豔陽高照的話，也許能找到更有力的物證；
如果證人間沒有彼此矛盾，也許能順利破案……
他望向灰色天空，脣角漾起苦笑：
一場火，兩具屍，七嘴八舌的羅生門。
而凶手究竟是誰，除了被害人與凶手外，大概也只有天知道了。
參考資料：
- 徵信新聞報：民國52年6月15日～民國57年1月16日之相關報導。
- 中國時報（原徵信新聞報）：民國57年10月29日～民國71年1月23日之相關報導。
- 聯合報：民國52年6月14日～民國77年2月27日之相關報導。
- 蔡墩銘。「二張」疑案之回顧與檢討──張韻淑案與張國傑案的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