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居的秘密：林森公園的前世今生
舊稱三板橋的林森北路與南京東路交叉口一帶，有著兩塊在市中心難得一見的大塊公園。靠近林森北路商圈的14、15號公園，是酒足飯飽後呼吸新鮮空氣的好去處。走在公園裡，很容易便會發現，在林森公園的草坪上，立著兩個鳥居。
你可曾想過，為什麼會有兩個鳥居並列於此呢？
答案就在鳥居的由來。這兩座鳥居，大的原先坐落於日治時期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的墓前，小的則坐落於另一個總督乃木希典母親的墓前（另有一說，認為那應該是總督府祕書官鎌田正威的墓前鳥居）。原來，舊稱為三板橋的此地，在日治時期，其實是專門供在台日人火化與埋葬的墓地。1896年10月，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到台就任。與他同行的，還有其母乃木壽子。然而僅僅兩個月後，壽子便於台北過世，遺體即葬於此處。
總督之母的葬禮，讓三板橋墓地躍入了公眾的眼簾。此地在清領時期，原為兵舍，到了日治初期，成了墓地。乃木壽子去世後，總督擇定此處作為墓園，此處日後遂搖身一變，成了台北唯一的日本人專用墓地。
1897年，隸屬於曹洞宗的布教師佐佐木珍龍氏，以「今我臺北除陸軍墓地外，僅有三板橋墓地，該墓地不僅未設葬儀堂，連墓地內外都未整理打掃，而淹於荒煙漫草之中，誠屬遺憾。」建議在此處設置葬儀堂，以處理喪葬事務。然而，就在1898年葬儀堂完工前，台北迎來了一場巨大的颱風。這場颱風摧毀了接近完工的葬儀堂建築。
儘管葬儀堂的建築沒有完成，但1900年，日本人共同墓地依然宣告落成。墓地總面積達6000坪，其中2000坪是庭園與道路，4000坪為墓園。以一人半坪墓地計算，可容納8000人。墓地共分甲、乙、丙三級，最貴的甲級2圓，最便宜的丙級0.5圓。
隨著共同墓地的落成，殯葬業者也隨之而來。1900年，小南門的殯葬業者買下三板橋附近500坪土地，以有煙囪的大阪八弘社火葬場為藍本，新建了火葬場。
1906年，因管理者曹洞宗經營不善，台北廳決定收回共同墓地的經營權，重新規劃。他們也順便決定了葬在此處的本島人應遷葬，原墓地改為小公園。1907年，占地約50坪的新葬儀堂終告落成，並由書法家山本竟山題「天門」匾額。
1919年，第七任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在任內病逝。按其遺言，埋骨台灣。其墓地正是三板橋墓園。三板橋墓園自此不僅成了達官顯貴的專屬墓園，也成了殖民政府最重要的統治象徵。作為神界與人間通道的鳥居，正是為此而建。
三板橋墓地是如此，但火葬場卻並不如是。由於1898年日本通過了《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因傳染病身亡的死者遺體均需火化，因此做為台北少數的火葬場，此地也曾接待過許多台籍人士。1931年病逝的蔣渭水，即是最著名的例子。
從三板橋葬儀堂，到極樂殯儀館
日本人在二戰後離開了台灣。留下來的這片墓地，很快地被1949年前為了躲避共產黨而到來的軍眷與難民們填滿。這些多半來自於舟山群島與海南島的軍眷與難民，推倒了日人墓碑，並將之作為房屋建材。明石總督的鳥居也無法倖免。鳥居的兩根柱子，成了兩戶人家的支柱，而橫向的笠木則成了曬衣桿。
葬儀堂則變成了殯儀館。也是在1949年，時任台北市長的游彌堅為了引入殯葬制度，邀請曾任上海殯儀公會理事長的錢宗範來此開館。游彌堅以「無償無限期」的方式，將葬儀堂及其所轄的六張犁公墓共17公頃交給錢氏，他隨即將葬儀堂與公墓都改稱極樂。而公營的葬儀堂也隨即成了私營的殯儀館。
也是當時台北唯一一家的殯儀館。
極樂殯儀館的生意，因而好得不得了。在1955年的報導中，記者便曾語帶諷刺地說，「沒有個三萬兩萬，是沒有辦法打進極樂殯儀館的。東加西加，七零八湊，少說也得花個萬而八千。」可見其收費之昂貴，並非普通人可以負擔。實際上，從歷史資料與照片中，也可看到蔣中正三番五次來此祭奠黨國大老的畫面。曾在此走完人生最後一程的，包括胡適、于右任、許世英、賈景德、王寵惠、陳果夫與洪蘭友等知名人士。
在日治時期專為日人權貴服務的三板橋葬儀堂，改為極樂殯儀館後，使用者則大多為外省人。這並非極樂殯儀館有所歧視，而是因為當時台灣人多半直接在家旁空地舉行喪禮，以鄰里互助的形式讓往者走完最後一程。相對來說，缺乏鄰里關係，又覺得總有一天能歸葬故土的外省亡者，便更常使用殯儀館了。
另一個殯儀館的「常客」族群則相當特殊。這群人和日治時期的傳染病亡者一樣，是被規定必須要到此地「報到」的。他們就是政治犯。
在白色恐怖盛行的1950年代，當政治犯遭槍決後，規定遺體統一交付極樂殯儀館處理。根據口述歷史，遺屬須繳納一筆費用給殯儀館後才能認領屍體。然而前面已經說過，極樂殯儀館的服務相當「高貴」。領取遺體的金額據說在400、500元左右，而當時普通人家的月薪約為100到200元而已。加上政治犯家庭的經濟狀況多半較一般家庭更為艱難，負擔得起的可說少之又少。因此，有許多遺屬到最後只能忍痛放棄親人的遺體。
至於外省籍的受難者，有許多人係隻身來台，他們的親屬根本無從知曉親人遭難，更遑論領屍了。於是，這些這些無人認領的遺體，便由極樂殯儀館處置。面對無人認領，又為當時忌諱的政治犯遺體，殯儀館方或火化後送至靈骨塔安置，或埋在位於六張犁極樂公墓內的亂葬崗，或者交由軍醫院作解剖教學等，不一而足。
想想，這大約是在白色恐怖整體流程中，最具有象徵意味的一幕了。當政治受難者與加害者都走到了人生的盡頭，理當帶來平等的死亡，卻依舊給了他們不公平的待遇。一邊是親友擁戴，備極哀榮，另一方卻或許連簡易的入殮亦不可得。就算是為了要抓匪諜寧可錯殺一百吧，但有必要連人死了都不得好好安葬嗎？
真的非得如此嗎？
極樂殯儀館旁的康樂市場，與孕育第一個反迫遷運動的違建聚落
游彌堅的好意，很快地就成了台北市政府尾大不掉的包袱。在獨佔市場的情形下，極樂殯儀館的高貴價格，與提供的簡陋設備，到了1950年代中期，已經常常引發市民的不滿。加上在1956年台北市進行了戰後首次都市計畫檢討工作，決定按日本時期的計畫，將此地訂為公園預定地。
但違建群姑且不談，極樂殯儀館已經成了私人館舍，要怎麼說拆就拆？而且拆了它，台北市民上哪去辦喪事啊？在極樂殯儀館強烈的反彈下，拆遷的想法不了了之。直到1965年台北市政府成立市立殯儀館，到大約1970年代左右，極樂殯儀館才終於撤離此地。極樂殯儀館的原地點，後來蓋起了生人勿近的長安抽水站。
殯儀館走了，但它旁邊的貧民窟卻頑強地留了下來。這群在惡劣空氣與擁擠環境下居住的居民，約有1000多戶，而熱鬧的康樂市場則有170攤的攤商。他們從游彌堅治下的台北市，一路歷經了高玉樹、張豐緒、林洋港、李登輝、邵恩新、楊金欉、許水德、吳伯雄到黃大洲的九位市長。由於此地堪稱台北市的黃金地帶，違建不僅有礙市容，在公共衛生與安全方面也相當有疑慮。因此每個市長都說一定要拆除違建、蓋好公園，但最終卻沒有一個市長願意或能夠處理此一問題。在政府長期的漠視與默許下，住戶們看似就要在此安身立命，直到哪天意外陡生為止。
他們沒有想過，那個意外叫陳水扁。1995年，陳水扁如同以往的市長們一樣，宣示要終結違建問題。但與以往的市長們不同的是，他真的做了。
居民們堅持先建後拆，同時不滿市府的補償條件，而展開了數波抗爭。這也是台灣歷史上首次的反拆遷運動。最終，市政府在1997年完成拆遷，建了公園。
隨著公園的興建，此地的環境在獲得改善的同時，卻也連帶地遺忘了過往殯儀館、墓地與違建等不那麼光明，但確然曾經存在的歷史。在陳水扁因強制拆遷而落選市長後，曾與反拆遷群眾站在一起的馬英九，卻也沒有要保存此地記憶的想法。
從原住民奔馳的獵場，到如今城市居民遛狗的場所，曾在此地發生的眾多故事，如今只有公園草地上那兩座孤獨而怪異的鳥居權充回憶。曾居於此處的眾多魂魄，在規模如此龐大的集體遺忘下，竟也無力弄出個鬧鬼的傳聞，讓後人稍記一二呢。
參考資料：
路那，〈人權博物館不義遺址：極樂殯儀館〉（https://hsi.nhrm.gov.tw/home/zh-tw/injusticelandmarks/124660）
蔡錦堂，〈從三板橋日人墓園到林森康樂公園〉（https://www.ntl.edu.tw/public/Attachment/81161601894.pdf）
闞正宗，〈日僧佐佐木珍龍的臺灣開教：佛教曹洞宗在殖民初期(1895~1901)的活動〉，《圓光佛學學報》，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