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分屍案時間表】
1916 吉村恒次郎考取台灣巡查。
1924 吉村恒次郎升上警部補（在高雄任職）。
1928 吉村恒次郎辭去工作，來到基隆的交通課。
1933 吉村恒次郎與婚外情對象屋良靜生下一女春子。
1934 「基隆合同廳舍」竣工。
10月：春子病死。吉村恒次郎妻宮氏大鬧靈堂。
吉村恒次郎與宮氏的長子克之入屋良靜住處行搶。
11月：宮氏失蹤。
警方根據供詞逮捕坦承殺妻的吉村恒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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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員筆記】
究竟是何時第一次聽聞基隆分屍案，我已不復記憶。唯一記得的是當下的震撼──日本時代竟然已有這般殘酷的分屍案件？不僅如此，竟然還有由此衍生而來的電影「基隆七號房」甚至七字調的歌仔冊？對於熱愛推理小說，因此開始關注真實案件的我而言，在這塊土地上發生過這樣一件轟動一時，但如今卻似乎沒有多少人記得的殘酷分屍案，實在是再引人入勝不過的謎團了。
《基隆七號房慘案》是什麼樣的電影？歌仔冊裡書寫了什麼樣的內容？案件本身長什麼樣子？被怎麼報導？相關人等後來如何了？為什麼在當代它幾乎已成了被遺忘的過去？好奇之下，便著手開始蒐羅相關史料。
第一次的出擊頗令人喪氣。電影《基隆七號房慘案》儘管是上映於1957年的片子，年代並不算久遠，卻因當年對台語電影的打壓與不屑一顧，致使如今無處可尋，僅有幾份刊有其上映時間地點的報紙廣告，可供確認這部電影的膠捲確然在某時某刻存在，也確然有觀眾對此興味盎然。
我開始去找歌仔冊。幸運的是，儘管歌仔冊的愛好者在今日遠少於電影觀眾，然而由於紙本印刷的普及性，《基隆七號房慘案歌》不僅依然存在，同時還可以找到三種版本──根據柯榮三的考證，「基隆殺妻事件」的歌仔冊，分別有1958年張玉成編，嘉義新環球出版之《基隆七號房慘案》、1959年5月林有來編，新竹竹林書局出版之《二林大奇案歌：基隆七號房》，（《竹甲本》），以及1959年10月，同樣由新竹竹林書局出版之《基隆七號房慘案歌》，（又稱《竹乙本》）。各個版本間有些許不同，然而都比不上它們與案件之間的差異──是啊，當然在這中間我已經順手查了可以找到的、在當時討論案情的報刊資料。在當時諸報中，以《台南新報》的報導最為詳細，然而也最為煽情。報導宛若小說，在欄目與欄目間，事件人物們被賦予了各自的角色，呈現出事件的概略輪廓。
在閱讀報紙時，時常浮現在我心頭的困惑是，能相信這些記者多少？不僅是他們，包括當年判決中所記錄的，有多少是「實情」，又有多少是被告們僅能尋找最接近他們心中真實（或脫罪目的）的詞句所拼湊出來的？吉川薄倖，護妾心妾，倒也並非無法理解。令人無法理解的是，為何必然得殺妻？作為小妾，一般而言的願望不外取正室而代之。如果吉村都願意為了屋良而與她共謀殺人，那麼為何不簡單分手，各自分飛？那其中必然存在著更深的怨恨，以至於非得抹煞此人的存在不可。以此案的情況來說，那便是喧鬧屋良春子靈堂一事吧。但這又回到了先前的同樣問題：以宮氏妒恨之深，屋良取而代之，便是最好的報復。若僅是如此不足以解氣，應該也有其他形式的報復方式。
令人萬分不解的總歸是一個問題：何以致此？
在細究案件之前，我著迷於分屍謀殺的細節（怎麼做？如何做？而屍體被發現的緣由著實有些反高潮）。然而一但接觸了案件本身，引人困惑的反倒是人心中那些幽微難解的部分。
而那就是歌仔冊與電影所能夠填補，也必須填補的地方吧。給予一個強而有力的動機，一個通俗易懂的解釋──然而有些時候，這些動機與解釋，或許也太過典型，以致於不可信了。在歌仔冊中，宮氏、吉村與屋良三人複雜難解的恩怨情仇，被平面化為普通的三角關係。為了服膺這樣的三角關係，本尊原有的複雜個性也相應地被修正了──正妻理應賢淑，丈夫理應好色，妾室就是標準狐狸精，致使家庭失和，好人被戮。唯有刑案悚人的細節，作為某種寺廟中地獄惡鬼圖般的恫嚇，被保留了下來。所有聽聞此一七字歌仔唸唱的男人小心了啊，切莫好色，切莫薄倖；所有女人小心了啊，切莫誘惑他人，否則萬劫不復。
然而現實卻遠遠沒有這麼簡單。現實是柏油路，所有人都希望它平整無瑕，然而卻總是坑坑巴巴。現實是妻子面對不忠的丈夫，必須獨自撫養三個孩子之餘難以克制自己的嫉妒；現實是丈夫無視於婚約的忠誠意味，不僅四處尋花問柳，更忽視了對家庭的撫養義務；現實是必須靠自己姿色與勞力混口飯吃的獨身女性，遇上了願意憐惜她資助她，卻唯獨不願給她正式名份的恩客。現實是，最該負責的那個人，選擇了帶著眾人一起下地獄的解決方式。
也因此，這個案子一直沉在我的心底，甸甸地。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不知道該如何梳理這一團雖存在於過往，但卻又如此當代（情感問題啊，它從不過時）的案件。唯有更加盡力地從物質的方面進行探求與察考：吉村為什麼來到台灣？他到底擔任著什麼樣的工作？（下一秒我所面對的，便是台灣海關那繁複的機構史）他的薪水多少，足夠他支撐兩個家庭嗎？宮氏可能是怎麼樣的女人？她為什麼即便遭受到丈夫的背叛，也依然不願放手？是因為經濟因素，或者單純地因為她如傳言般的相當強勢？屋良靜呢？應該著眼於她的小女人形像（然而哪個小女人會贊成分屍的呢？）抑或因愛女之死而崩潰的失控母親？吉村與屋良如何策畫此事？吉村又怎麼打算和孩子們在日後共處一室？特別考慮他們顯然是站在母親那邊的。以及最令人困惑的一點：吉村真的覺得自己能逃過法律的制裁嗎？他憑什麼如此有信心？作為總督府的職員，他難道不覺得台灣與日本不同的警察制度特別地包山包海？這些問題有些可被解答，有些或許只能借助於更貼近人心的想像力了吧──而那正是我所期待的。期待有一天，根據這些有跡可循的事實，能拼湊出更具說服力的、謀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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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案情分析筆記
關於發生在1934年下半年間的「基隆分屍慘案」，相關資料僅有1934年11月6日至12月30日的《台南新報》連載與作為口傳文學的歌仔冊記錄，因此首先值得思考的便是與案情相關的細節，究竟有多少是正確可信的？一如調查員在調查筆記中所言，當報紙報導以「連載」方式在呈現這起殺妻案時，其中娛樂讀者的成分便更勝於追求事實之呈現──更不用說改編為勸世意味濃厚的說唱歌仔了。若就客觀現實來分析，或許可從真實的兇嫌身分與警方公布的證據來細看這起殺妻案。
主角吉村恒次郎1891 年生於日本，案發時已43歲，與結縭妻子宮氏的婚姻眼看即將邁入20年，兩人育有一子一女；一如案件報導，吉村39歲時發現自己罹患腸病，聽說喝酒可以有所改善，結果卻染上了酒癮。他的妻子宮氏隔年染上婦人病，認為是被丈夫傳染的，開始拒絕於丈夫同房──夫妻倆感情愈來愈淡薄，吉村或許也因此轉而將感情寄託在認識的小吃店女中屋良靜身上。
遠離故鄉、身體不適、與丈夫不睦，再加上發現丈夫酗酒並在外另結新歡，可以解釋鄰居經常聽到夫妻倆的深夜爭執聲；而吉村或許也因為失意落魄於異鄉、又面臨中年危機，自己又有外遇，或許帶著些許內疚的情況下，對發脾氣的妻子也「敢怒不敢言」，直到與外遇對象生下的女兒不幸過世（有一說是中毒），妻子宮氏與兒子克之又接連騷擾屋良靜，才終於「忍無可忍」，殺妻並分屍、棄屍。
但比起報紙連載中、兇手是因為受不了妻子無理取鬧而決定殺妻的描述，在歌仔中元配卻搖身一變，成了溫婉賢淑的婦人，遭丈夫與狐狸精小三殺害，因此兇手伏法是順應天理、還給好妻子一個公道……是的，除了真正的殺人動機這個疑點未能獲得解答，不同版本並呈的敘事也是此案影響值得推敲的地方。
此外，歌仔〈基隆七號房慘案歌〉中的「七號房」，事實上也是根據傳聞添加而來，指的是兇嫌棄屍前住的旅館房間號碼。歌詞中還描述了當警方來到吉村家中質問案情時，有小貓從櫥櫃底下叼出屬於死者的血衣，兇手這才百口莫辯、坦承犯行…… 據報刊報導，並無悔意的吉村與屋良在法庭上還相互推諉責任，在當時民風純樸、相信（日本）官吏比一般人更有道德良心的台灣，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何會有想要變更故事、使之「更符合」一般人對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