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月6日，張永濤、陳國鎮等7名桃園空軍基地彈藥失竊案與奪槍案的嫌犯落網，他們不僅人贓俱獲，也坦然承認犯行，為受到刑求而被迫自白的羅樟坪、王至偉、蘇黃平等人澄清。照理來說，無辜者應該要重獲清白才是。
然而，事情並未如此發展。同年2月11日、12日，各大媒體開始揭露3位士兵受到刑求的消息，黃媽媽、陳伯昭委員等軍中人權關懷者也持續關心刑求案的調查──這卻惹火了愛面子的軍方高層與專案小組，使他們為了掩蓋刑求和冤獄的錯誤，堅決要繼續起訴3名士兵及2位無辜捲入的民間人士！
涉嫌刑求的專案小組人員如果在這時候認錯，會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呢？或許也大到難以承受吧。但是3名無辜士兵所要付出的，可是自己的一生，還加上3個家庭的破碎……
把事情拉升到總統層級
軍方此時受到媒體、輿論及NGO的壓力，便假惺惺地宣布會調查所謂的「刑求案」，不過考量整體軍譽形象等等，本案會由軍方自行「內部調查」，並由空軍總司令部的文化宣教處處長于煥庭上校率領調查。
兩個星期過去，調查結束。調查出來的結果是：沒有刑求案喔！
可想而知，空軍的內部調查，要調查出自己對無辜士兵甚至民間人士刑求的機率，簡直是微乎其微啊。但于處長還是拿著這份「結果」向黃媽媽嗆聲，要她自己拿出證據來。不然，就是沒有刑求案存在。
黃媽媽對軍方的態度非常生氣，她並非沒有證據，只是她還是選擇先尊重軍方的程序、選擇給軍方一個機會，去證明他們能夠坦然面對自己的錯誤，採取對彼此更好的處理方式。然而軍方還是選擇一錯再錯，為了一個面子，不在乎3個人的死活。
為了兒子和軍方纏鬥多年的黃媽媽，可不在乎那幾個高層或單位的面子，因為那幾位士兵與民人的生命和清白，絕對更加重要。她開始把事情鬧大，把華姓少年的自白筆錄送到國防部長辦公室和總政治作戰部，更在選戰進入最後階段的3月7日，到當時還是執政黨的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連戰的競選總部陳情，要求連戰和他的搭檔蕭萬長，應該要下令組成專案小組來調查空軍的刑求案。3月15日，黃媽媽也率人到軍法局抗議延誤調查。
黃媽媽把桃園空軍基地刑求案，一下拉到了總統選舉的層級，這些人或許不關心幾個士兵的死活，但黃媽媽就是要用制度及輿論壓力，讓這些高高在上的人不得不去關注此事。她們的行動總算有了效果，軍法局在3月22日宣布會由最高檢察署成立專案小組來調查本案──這次可就不是無效的內部調查了。
司法、政治、媒體、社會輿論的資源開始慢慢到位，來幫助這些無辜受害的士兵和民人，接下來只要他們與家屬能夠堅強、團結起來，清白想必能不證自明……可是，有時候，這個部分反而是最困難的。
全面監控與威脅，只為了不必認錯
在刑求案疑雲中，除了3名士兵之外，最痛苦的人莫過於他們的家屬了。3人都還很年輕，父母對他們的未來充滿期待，怎知兒子去當個兵，竟然無端受到彈藥失竊案牽連，身心飽受折磨，甚至可能會被判處重刑，賠上前途。
整個家庭，不只跟著被刑求的孩子一起心痛，他們的生活同樣受到軍方的不當干擾。家庭中的姊妹，因為兄弟受到牽連，被社會異樣眼光對待而丟了工作、不敢上學。有士兵的家長希望能夠為孩子找到不在場證明，找出犯案時間當天的同遊友人，但沒想到，這批友人已經全部受到軍方的威脅而不敢出面作證了！這時候，家長們也才意識到，原來自己的電話早已被調查單位監聽……家屬、證人、關心案情的記者陸續受到調查局的恐嚇，原來為自己的孩子親友追求平反、報導真相，竟然要承受人身的威脅。
有必要把人逼到這種程度嗎？這些士兵的家長無比痛心，在害怕兒子被判死刑的壓力下，幾乎要選擇走上絕路。
不過，在真正絕望之前，他們還是寧可奮力一搏。普通的小家庭或許難以對抗龐大的軍方與調查局，但是這個案子牽連了3個士兵，相關的3個家庭若能團結起來，並尋求有對抗軍方經驗的黃媽媽等NGO團體協助，能夠救出孩子們的機會就更大了。
王至偉與蘇黃平的家屬決定團結合作，克服自己對軍方的恐懼，不要再被軍方分化利用。他們也曾一度擔心，作為協助者的黃媽媽會不會在中途就放棄他們，但黃媽媽向他們保證，向來只有家屬放棄和她合作，沒有她放棄家屬的事。
確實，軍中人權事件的家屬，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強烈的意志。大多數的父母自然都愛著孩子、希望為孩子爭取權益，但他們也是凡人，很容易在軍方龐大的壓力下折服 。有些怕事的家屬選擇自認倒楣，有些家屬不在乎自己的孩子是受冤枉還是真犯錯，只在意能從案件中取得多少賠償……黃媽媽、陳伯昭委員等長期的軍中人權工作者，已經看多了這樣的案例，因此他們也知道，在這類事件中，要取得家屬的合作、共識，其實是最困難也最重要的一關。
現在有2個家庭已經團結起來，然而第3個家庭──也就是第1個被刑求、並把另外2人扯進案件的士兵羅樟坪──卻遲遲沒有出面。黃媽媽從一位勇敢的記者手中，好不容易得到了羅樟坪家人的聯絡方式，然而她屢次聯絡，卻不見羅家人出面。這讓人不禁疑惑，羅家父母的消極態度究竟是怎麼回事？孩子可能會面對死刑或無期徒刑，難道他們不想救自己的小孩嗎？黃媽媽決定，要用最嚴正的態度來面對他們……
打破懦弱與消極，終於願意站出來的第三個家庭
對於避不見面的羅樟坪父母，黃媽媽決定用嚴厲的威脅話語逼他們出面。她告訴他們，另外2個士兵王至偉與蘇黃平，是因為被羅樟坪誣告（儘管是非自願）而被牽連、刑求的；若是羅樟坪和家人繼續躲藏、不願意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講清楚，那麼王家跟蘇家肯定會一輩子恨著羅家，不會對他們善罷甘休！
大概是被這番話嚇到了，也認清逃避不是辦法，羅家父母終於押著羅樟坪來見黃媽媽。就在這個時候，黃媽媽才發現，原來羅家父母一直都不知道兒子被刑求的事。
羅家父母之所以長期不出面，正是因為羅樟坪害怕軍方，即使有機會回家、見到父母，還是不敢向父母說出真相。父母問他：「你真的做了嗎？」天生溫和膽小的羅樟坪，只是懦弱地表示：對。
還活在恐懼陰影下的他，只是害怕又被專案小組痛毆而已，但對他的父母來說，兒子的答案等於就是告訴他們自己犯了罪，不可能逃過刑責了。難怪當黃媽媽和另外2位士兵家屬拚命奔波、想要證明孩子的清白時，羅家總是避不出面了。
黃媽媽把士兵受到刑求的真相告訴羅家父母，他們簡直不敢置信，原來自己的孩子一直都是無辜的，是受到軍方殘酷的暴力對待、被迫簽下自白書的。但孩子儘管面對父母，也害怕到不敢求助，軍方的暴力是多麼地恐怖啊！就在黃媽媽說出真相的那一刻，羅樟坪驚惶地放聲大哭，向父母說出自己被專案小組刑求的恐怖經歷。
真相終於大白，3名士兵的最後一位與他的家人加入了團結行列，一起面對這場艱辛的戰鬥。
想要撼動腐敗軍本的抗爭
儘管刑求案受害人與家屬們願意團結一致了，這場戰鬥還是非常難打。畢竟他們要對抗的，是國軍與調查局等單位盤根錯節的勢力；他們要證明的，是很難找到證據的刑求案。就連對他們比較友善的刑求案檢察官，都私下勸告家屬不要抗爭，只因涉案人士家中有黑道背景，怕對家屬不利。
軍方內部的抗拒力量非常大，大到幾乎動搖不了他們將錯就錯、冤枉好人到底的意志。誠然，還是有不少願意面對真相、坦承錯誤的軍官、士官在其中，否則也不會有人願意從內部提供刑求案的線索給黃媽媽了；但他們的力量還不足以改革整個體制，如果沒有結合立法、輿論與NGO的力量，身為少數的他們是無法改變國軍內部顢頇又紊亂的軍法與調查體系的。
理論上，在中華民國國軍體系中，有權力進行軍法調查的單位應該是憲兵。然而在國軍混亂的歷史發展中，政戰單位──特別是有調查局色彩的「政四」系統──卻長期介入軍法調查的業務，導致諸多單位彼此權責不清、相互傾軋，犧牲的往往是個案當事人的權益。桃園空軍基地彈藥失竊案衍伸的刑求案，就是這個體系失靈的最佳範例。這也說明了為什麼軍方明知3名士兵無辜，卻不肯放過他們的原因──因為認一次錯，很多既得利益都要重新分配，很多單位的陳年錯誤都會被一一揪出，再也不能像以往一樣作威作福了。
反撲的力量是如此猛烈，帶隊到軍法局前面為本案抗爭的黃媽媽，甚至吃了一次「侮辱公署」的官司。黃媽媽也得知，軍方有高層作了假證據，要求檢察官依此辦理，幸好被有良知的檢察官拒絕。到了2000年6月，好不容易成功起訴，收押了刑求軍官柯仲慶（他也是主導江國慶案調查的軍官）等人，竟然又傳出有民意代表（朝野都有）涉嫌關說本案，關說信函還大喇喇地從空軍總部發出，讓黃媽媽十分生氣與痛心。
幸好，在黃媽媽與家屬不斷進行街頭抗爭的壓力下，受到牽連的當事人還是一一得以解脫：2位民人先得到不起訴書，3名士兵則拖延到2000年10月17日才拿到不起訴書。只不過，刑求案在他們身上留下的陰影與惡夢，並沒有那麼快結束。
黃媽媽事後回想，她認為這3位士兵在某種程度上是幸運的──當然莫名其妙被指為嫌犯、遭受刑求一事還是很倒楣──正好在盜竊案與刑求案爆發前，1999年10月1日當天，立法院通過了《軍事審判法》的修正，讓軍法脫離部隊最高長官的掌控，沒有辦法再「速審速決」。儘管軍法機關還牢牢掌握在國防部手上，獨立性仍有待加強，但程序的強化已經為3名士兵爭取到不少時間。要不是在他們被刑求的前2天遇上軍審法修正，他們或許已經要面對江國慶的命運了。這一切幸運，很不幸地也是站在前人的鮮血與冤屈上換來的。
道歉與原諒的崎嶇道路
要證明刑求案存在，已經夠困難了，要讓那些草菅人命的軍官低頭認錯，更是難上加難。2000年11月5日，6個涉嫌刑求案的軍官前往當事人家道歉，但只有一兩位是真心認錯，其他人只是敷衍了事，更有人嗆聲說：「要不要原諒隨便你們，反正我關一、兩年出來又是一條好漢！」
這樣的態度，當然不可能取得在鬼門關前走一遭的士兵們諒解。黃媽媽問起3名年輕士兵如有機會，想如何處置這些軍官，每個人都是激動說道：「乎伊死！」可見那被無端牽連的仇恨，是如何縈繞在他們心中，難以化解。
這並不是黃媽媽希望見到的局面，當然，她認為涉案者應該要付出相應代價，但她也不希望當事人和家屬一直活在仇恨與怨懟中。同樣身為走過陰霾的人，她理解那樣的心情是多麼痛苦。接下來的時間，她除了陪伴當事人與家屬和軍方民事和解，也盡力勸說他們慢慢放下。
的確，他們受到的是不義的對待，部分加害者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對他們的痛苦感到抱歉。但他們活下來了，他們還有未來，還有無限的可能，如果這樣的未來永遠沉浸在當兵那一年的惡夢中，那是多麼恐怖的自我懲罰啊……雖然不容易，當事人與他們的家屬還是慢慢放下了這些怨懟的情緒，走出了這片陰霾，迎向自己的新人生。
對個別加害者的仇恨，帶來的是負面循環，不會改善這個世界，也無法阻止下一起冤案。黃媽媽與軍中人權工作者們很清楚，她們要對抗的不是幾個無恥的個人，而是阻礙體制改革的反動力量，是這股力量造成更多年輕的官兵受害。要對抗這股力量，不能燃燒自己的仇恨，而是要以更大的願景，才有可能長期支撐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