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的性別分工裡，女性要服從丈夫、照顧家庭，自身的需求是被無視的。即便身為性與暴力的受害者也是如此。在看這篇文章的你，也許會覺得活在2019年是件「稍微」幸福的事，就算發生事故，至少除了法律以外，還有管道可以尋求協助。
而鄧如雯案的問題，在於「求助無門」。
1970-80年代的台灣，或者更準確的說，鄧如雯案之前的台灣，根本沒有家庭暴力防治的相關政策法規，法走不進家門，家庭暴力不過就是清官難斷的家務事。家庭，這張理應要保護婦幼的保護傘，此時卻變成巨大的牢籠囚禁著受害者。
小孩的下落呢？
在支離破碎的婚姻裡，除了名不符實的感情外，小孩的問題向來是母親的心頭刺。來自家庭成員的傷害無從防備，當時女性身為社經地位的弱勢族群，在不對等的婚姻中更無法保護孩子，離婚後也難以取得監護權，這也是許多母親無法離開暴力婚姻的原因。
地方法院開庭時，一開始，鄧如雯與林阿棋的大哥都表示不知兩名小孩的下落，小孩的安危成為不幸婚姻的關心焦點，家扶中心主任尤青梅特地到林阿棋二哥家裡拜訪，對方才坦承小孩由老三照顧。
當時兩名男孩分別是6歲與4歲，看起來健康狀態不錯，但看見陌生人不願意說話，小孩在失敗的婚姻裡，不斷目睹母親被自己的父親施暴，所謂「童年陰影」、「早期創傷」，就像是不斷播放的錄影帶，最後形成眾所熟知的「PTSD」（壓力創傷症候群），影響的層面遠遠超過你的想像。婚姻問題中，兒童的傷害常常被忽略；介入協助照顧受創兒童的工作，可想而知也很晚才開始發展，無論是官方或是民間，所提供的服務，根本趕不上悲劇的發生。
即便如此，林阿棋二哥對於鄧如雯把一切責任推給死人相當不諒解，因為這牽涉兩家的感情糾葛，林阿棋酒後打人是事實，但他們也堅持責任並非「單方面」。無論如何，出於傳統父權觀念，林家不願意放棄小孩監護權。偏偏，當時的法律也對他們比較有利。
……………………..這樣大家知道，身為一個90年代女性有多難為了吧？
當時社會各種流言甚囂塵上，例如抹黑鄧如雯殺人是為了爭家產（林家相對來說經濟條件較為優渥）、與小叔有染（事後被認為是子虛烏有，惡意轉移焦點），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惡意，都集中在鄧如雯一個人的身上。就算之後沒有發生殺夫的悲劇，她想採取離婚的途徑爭取兩個兒子的監護權，在當時也是比登天還難，甚至還必須說服法官小孩為何從母姓的原因。
當時的女性無法受到合理對待，經濟、社會處境、權力上處於弱勢都還是普遍現象。不管女性社經地位多高，監護權多判是判給父方的。直到近年來的社會風氣改善，女性也比較能經濟獨立，法官才開始以實際上的扶養能力和親子互動來判定監護權，這也不過是21世紀的才開始的事情。
女性的悲劇，成為跨時代的集體創傷，我們每天在電視新聞看到的，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但女性同胞們有坐以待斃嗎？並沒有。接下來就是娘子軍們反擊的時刻了。
減刑的攻防戰：心神喪失成為關鍵？
時間來到1994年，板橋地方法院（現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一審鄧如雯案時，刑事部分，法官依據證據，衡量鄧如雯婚後的悲慘處境及殺夫時之心理狀態，認定鄧如雯與其家人受辱情節屬實，但鄧如雯仍應訴諸正當法律途徑解決其困境，不得以不諳法律為名脫免罪責。此外，她趁林阿棋熟睡時行兇，亦與正當防衛要件要求的「防衛情狀」不符。
辯護律師王如玄等人極力想要抗辯鄧如雯的殺夫是出於義憤，但一審法院調查後，認為鄧如雯在受辱後兩小時趁林阿棋熟睡時時下手行兇，不符合刑法二百七十三條義憤殺人罪的條件。
法院甚至認為鄧如雯行兇後有明確記憶，在當場死亡的丈夫上蓋好棉被，並清洗血跡與事後自首種種行為，表示當時神智清楚，並非精神耗弱，最後只用了「亦無必要」四個字駁回了辯護律師對鄧如雯進行精神鑑定的請求。最終以殺人罪判處鄧如雯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一審宣判後，法官則以鄧如雯不便行使親權為由，判由死者林阿棋的二哥，為其子女監護人。絲毫不在乎小孩之後會活在一個有家暴歷史的家庭裡，永遠承受著童年的創傷，無人協助化解。
這就是當時的法律，為一名台灣層出不窮婚姻暴力受害者所下的人生註解。
女力支援：婦女團體聯手出擊
但是，婦女團體可沒有這麼好打發，像是晚晴婦女協會、婦女新知協會、民進黨婦展會，她們聯合起來上訴，並要求比照美國羅瑞娜（Lorena Bobbitt）閹夫案，讓鄧如雯接受精神鑑定。到了二審程序，法院終於允許在鄧如雯接受鑑定，三軍總醫院精神科出具的鑑定證明鄧如雯在案發時精神極度耗弱，並處於短暫而似失智性之低度偏差化行為，縱使鄧如雯案在殺夫後能清楚陳述案件細節，依舊符合精神耗弱的條件，法院最終改判有期徒刑三年。這是一個婦權史的重大突破。
同一時間，世界婦女高峰會在台北市舉行，這給鄧案一個大量曝光的機會，藉此能被社會重視。有了輿論的推波助瀾，報紙也開始大篇幅報導家庭暴力問題，包括知名小說《殺夫》作者李昂也出面響應。最後，透過庭外和解，林阿棋二哥將小孩帶回給鄧如雯。鄧如雯服刑一年半後表現良好，假釋出獄。鄧如雯改名，帶著兩個兒子，離開傷心地，從此遠早高飛。
從此這世上，再也沒有鄧如雯，但《家庭暴力防治法》卻應運而生。
1995年9月，法官高鳳仙完成《家庭暴力防治法》草案。而後由現代婦女基金會、婦女救援基金會、晚晴協會等婦女團體聯合推動。1998年5月28日，立法院完成三讀。1999年6月，全面實行民事保護令制度，台灣正式成為亞洲第一個實行家暴法的國家。所有法律的推動，出發點都只是單純為了保護女性在家庭、職場、婚姻裡，不再需要忍氣吞聲，被看得到、看不到的性別歧視而制約。
覺醒創造歷史，希望26年後的今天，在台灣這個國家，可以不再讓1993年的鄧如雯陷於絕望。
參考書目：
中國時報
聯合報
板橋地方法院重訴字第四三號刑事判決
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三年度上訴字第一九七○號刑事判決
台灣國家婦女館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zh-tw/Home/Index
鄧如雯殺夫案 https://is.gd/GbpR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