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為這樣那樣的關係，參訪了很多廟。於是比起從前，更加清楚地意識到，這些在我們生活中紮了根似的、隨處可見到的建築物，實際上卻和我們生活中許許多多被制式製造出來的工業用品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比起「物品」，擁有自身歷史淵源的它們，或許更接近我們人類－－或者說，它們正是由我們而出現的、一種奠基於自身記憶與情感的銘刻，只是恰巧由建築物的型態來表達罷了。當所有記憶與情感消逝的時候，至少還有物品留了下來。即使，我們因各式各樣的人禍天災，而遺忘了所有的事物，這些物品也會忠實地盡可能地保留一切，等待某日再度被想起。本專題便是由此而起－－探詢各地那些形似普通，卻其實絕不普通的廟宇。
第一站，我們來到「內地」南投。在這裡，有頗負盛名的竹山「紅旗公廟」，與相較之下全然不知名的「白旗公廟」。說起來滿奇特的巧合是，當我第一眼看到「紅旗公廟」的名稱時，腦海裡便浮出了大學時曾看過的俄國電影《紅旗與白旗》。又想到了日本每年年末時便會展開的紅白歌合戰。紅與白，在許多文化裡似乎都難逃對抗的命運。因此，當發現竹山同樣存在著「白旗公廟」時，比起驚訝，或許更多的是「果然如此」的想法吧。
從紅旗公到戴潮春事件
若是前往參拜位於竹山鎮中崎里沉潭巷的「紅旗公廟」（聖義廟），便會發現其間拜奉的神像姿態與手持物品頗為奇特。被尊稱為「聖義元帥」的紅旗公，不僅身著戎裝、以立姿站定，手中所持者更是罕見的步槍。顯而易見，紅旗公被封成聖的年代，距離今日應當不太遙遠。
考究竹山紅旗公廟史，介紹紅旗公為捕快蘇阿乖。蘇阿乖在光緒三年（1877年）任雲林縣衙捕快，奉命圍剿時稱為林圮埔（即今竹山）一帶的土匪。由於戰況激烈，蘇阿乖身受重傷，至硘磘庄外番仔井附近的山脚時，氣絕殉職。其部屬與結義兄弟等三十六人全數陣亡。
清末至日治大正年間，此地仍為荒塚。直到日治昭和時期，因夜晚時常見光，引起居民注意，因此延伸出信仰。鄰近庄內相天宮的玄天上帝乩童起乩時，偶爾也見紅旗公降乩。於是，鄰近居民為其建小祠，俸祿位。隨後，因租用此地的農民沈寬隆在此耕作，卻每受蟲鳥損傷，因此發願，若紅旗公能保佑他，願為紅旗公刻金身。沈寬隆如其所願，而紅旗公也就有了現今這樣威風凜凜的形象。
然而，這個「蘇阿乖」是真有其人嗎？雲林縣衙的捕快，據歷史學者林文龍的考證，實際上並無蘇阿乖此號人物。但，這片土地上，確實有個曾拿刀拿槍的「阿乖」－－那是在戴潮春事件中，起義的「賊首」張阿乖。
戴潮春事件。一個歷史課本中，記不太得的名字，卻曾是中台灣居民難以忘懷的慘痛記憶。
時間回溯到1862年，也就是同治皇帝登基的第一年。咸豐帝在該年七月殯天，同治帝於同月踐祚。當時年六歲的同治帝登基之時，他手中接過的，是一個曾經偉大，卻已殘破的帝國。當時，太平天國之亂已經爆發整整12年，而英法聯軍之役（第二次鴉片戰爭）則把整個富麗堂皇的圓明園燒個底朝天。顯而易見，清廷正處於一個內外交逼的狀態。另一方面，清廷對台灣的治理，最好聽也稱不上用心。於是，伴隨著漢族移民的增加、吏治的敗壞與政府駐守軍力的不足，使得各地移民間因水源、田產與衝突等等因素，對彼此的宿怨、對無能公正處理之官府所累積的不滿逐漸積壓，終於在1862的春天，以戴潮春旗下八卦會群眾民變的形式爆發開來。作為名義上的首領，卻難以壓制部眾的戴潮春，最終也踏上了叛變之路。
戴潮春，又名戴萬生，這個被稱為「萬生反」的清領時期三大民變，在台灣中部延續了三年之久。北從大甲，南到嘉義，整個中台灣都被卷入了滔天的動亂之中。當時，戴潮春勢力以紅旗為號，效忠清廷（或者說與戴潮春等人有深刻過節的）武裝勢力如霧峰林家者則以白旗為號。紅旗與白旗的戰爭，就此開打。而不想被捲入其中的鄉民呢？他們都是機靈的丞相大人，誰來就舉誰的旗－－在彰化文人與企業家吳德功所著之《戴案紀略》中有這麼一段描寫：「莊民為自保計，雖非甘心從賊，亦與入會。賊給紅旗，賊來樹之； 賊退官到，又揭白旗；其心亦良苦矣」，便是描繪身為只想好好過日子，卻只能當夾心餅乾的村民們在夾縫中求生存的艱辛歷史。
張阿乖便是紅旗勢力中的一人。在「萬生反」事件末期的1864年，他接到「南王」洪欉之弟洪益的指示，率數百人搶割稻穀，並攻破粿仔莊，佔紮石城仔、藔莊等處。然而，身為按察使銜分巡台灣兵備道、奉派來台灣「剿逆」的官員丁曰健也並非省油的燈。他要求當時的原住民頭目「番目」潘貴協助官軍，對阿乖等內外夾殺，抓了好一部分人。剩下者以阿乖領頭，等流竄至鯉魚頭堡東勢坑（今竹山鎮南部）一帶，休養生息。
阿乖等人，遠離自己的土地，他們沒有糧食，也不可能耕作糧食。唯一之計，就是往周遭較為繁華的林圮埔街去搶。他們在觀音亭前的隘門，殺了保鄉衛民的義首林西輝、林提桑兄弟與其手下的莊丁林進等五名，讓整個林圮埔街陷入恐慌之中。
這個消息很快地傳到了官府耳中。彰化縣斗六門都司林振皋遂率兵圍堵，立斃張阿乖與同黨陳進、王萬等十餘名，並將生擒者與立斃者的首級一同帶回示眾。至於這些大逆不道的「反賊」怎麼最後會立了廟？原來，由於清廷慣常以操作「漳泉互制」的族群分化手段來破解台灣民變，因而儘管張阿乖燒殺擄掠，但與張阿乖等同籍的漳州百姓依舊不忍其曝屍荒野，收集安葬，並在塚上立石，以「紅旗香公牌位」名之，才留下了日後「捕快蘇阿乖與他的三十六個兄弟」的傳說種子。
打對臺的白旗公廟？
在竹山秀林國小附近的正東路再彎進去的小路上，另有一座安靜的、被稱為「白旗公廟」的小廟。白旗公廟的存在，據稱可一路上溯到清代。此廟的存在，使得「紅旗公廟」應與戴潮春是件有關聯的說法，得到進一步的佐證－－畢竟，又被稱為「紅旗白旗反」的戴潮春事件，起義者與官兵分別使用紅旗與白旗識別的形象，實在過於深入人心。而兩廟所在地的竹山，又是此事件的重要地點之一。
紅旗公的金身，據傳乃戰後的1949年，由乩童降示塑成。細看，則除手持槍枝的特點外，其穿著打扮罕有清代服飾特徵。另一方面，白旗公則頭綁辮子，身著對襟仔衫，纏布腰帶、著七分褲裝、功夫鞋、手持寶劍。清式服裝風格顯明。學者推論白旗公應為戴潮春事件中遭殺害的官軍與義民，應無疑義。然而，具體來說，白旗公到底紀念的是哪位官軍／義民？卻已湮沒在斑斑塵煙之中，而無可考了。
這不是很奇怪嗎？在理論上，白旗才是保衛竹山鎮的那方；而在歷史上，白旗也才是最後勝利的那方，但如今，卻是紅旗公更為人所知。為什麼？
除去神蹟顯聖的部分，這或許和白旗許多是當地義首有所關聯。如上面提到，被張阿乖等人殺害的林杞埔當地義首林西輝、林提桑兄弟與其手下的莊丁林進等五人，他們的屍首，顯而易見會交由家人與族人帶回好生安葬。若是傭兵，則同樣極難想像會有需要當地農民協助收斂的狀況－－官府難道不該負責嗎？綜上所述，白旗公廟所收斂者，極有可能是事件中無辜被捲入的受害者，也說不定。這或許也是為何紅旗公廟較能被考證出所奉祀者的名姓，而白旗公廟雖是勝者，卻似乎陷入一團迷霧中的原因之一吧？
時常被遺漏的紅旗公廟神蹟：二二八與建廟史
在紅旗公廟眾多的神蹟中，最令我感到好奇的，並非是其於六合彩盛行的年代顯而易見地會報明牌，又或是在六合彩已然衰微的年代，改以「尋車」或協助警方辦案為「核心業務」。而是一段由論文（王志宇，2003）中找到的軼事－－據稱在二二八事件中，竹山鎮民曾清木曾經遭到牽連，被拘禁逮捕。家屬前往求助紅旗公，望其能平安歸來。如願後，曾氏遂糾眾建廟。前面曾提到，紅旗公金身於1949年時塑立－－或許便與此事有關吧？
寺廟作為一種記憶的載體，之後還會如何變遷呢？我們又能從祂們的不言不語中，讀出什麼來呢？
參考資料
- 王志宇，〈台灣的無祀孤魂信仰新論—以竹山地區祠廟為中心的探討〉，《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6 期，第 183-210 頁，台中：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2003 年 5 月。
- 林文龍，《台灣史蹟論叢》，台中：國彰出版社，1987年。
- 丁曰健，《治臺必告錄》
- 吳德功，《戴案紀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