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喜愛建設與立碑，以用來象徵時代意義、象徵事件及人物、象徵精神和印記，象徵故事於值得紀念的一切。在高雄旗津的勞動紀念公園，前身是公墓，四十多年來，紀念著逝去的二十多條年輕、寶貴的生命。
經濟巨輪立碑後，轉動
回到1966年12月，高雄前鎮加工出口區落成，同時設置「時代巨輪」紀念碑，由時任經濟部長李國鼎及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揭碑。「時代巨輪」是位精壯男人的雕像，他赤裸上身，賣力地轉動船舵，或許象徵著海港都市高雄，也或許象徵著台灣今後的產業，將航向新的結構和方向。
1960年代，美國、日本轉變了工廠線的結構，將部分的工廠外移，追求更低的人力成本。台灣方面，美國經濟的援助中止，為了穩定工業的發展，展業的思維不得不轉型，生產產品由滿足內需為主的食品，改為出口為主的紡織品和電子機械。美、日等國挹注了豐沛的資金、提供所需的技術，和台灣擁有的大批優質便宜的勞工，政府祭出的優惠政策可說是一拍即合，世界第一座加工出口區在高雄前鎮完工。
和台灣的內需相比，國外的市場更加龐大且充滿未來性，也因此，工廠的規模能夠持續擴大、生產線能夠生產更多產品，1960至1980，台灣的GDP飛速成長，外匯存底甚至一度高居世界龍頭，這樣的時代，在往後的日子多次被提起，被冠上「經濟奇蹟」之名，也擠身「亞洲四小龍」之一。
台灣的加工出口區堪稱是學習範本，不只在獲利上大獲成功，也連帶帶動了台灣整體的經濟。光榮的時代，卻不可能掩蓋悲傷的記憶，快速的發展仰仗勞工的付出和犧牲，造成不少職業災害痛苦著人們，尤其是對旗津來說。
港都，海風吹拂
在高雄西側，狹長型的沙洲半島被海風包圍，旗津一帶沒有高樓或其他現代化建築，廟宇、整排的波浪型鐵皮屋、零散的紅磚造古宅、曬魚場和魚市場，支持居民的生活。
1960年代，旗津物質生活並不富裕，不少人在海上、港邊討生活，有的是碼頭工人、有的捕魚，男人上船捕魚或當碼頭工人、女人在岸邊處理魚貨，旗津一景便是在清晨，男人駛船拖著漁獲，女人在岸上使力收網。家中的經濟情況不穩定──尤其是中洲一帶，大多是較貧苦的漁村，收入不豐的村民種植番薯作為糧食，或是眷養豬隻當作額外收入。
因為收入光是供子女吃住就是很吃緊，難以供孩子們升學。為了減輕家中經濟負擔，甚至是補貼家用，國小一畢業就必須踏入就業市場的孩子所在多有，而且是以女性為主。這些女性，在前鎮加工出口區完工之後，進到工廠工作，正式成為新政策下的第一批女性勞工，成為當時重要的勞力，薪資低廉、工時又長，但是她們準時、效率，是股將台灣推向經濟奇蹟，而且容易被忽略的助力。
她們將青春年華耗在整潔、寬敞的廠房裡，大量的時間、體力、創造力和精神都消磨在生產線裡，她們人生極大的一部分被工廠、資本主義操弄，失去過多無法挽回的事物，包括年輕的生命。
那個早晨
1972年九月三號早上六點四十分，擁擠的港口──中洲渡輪站依著海風──應該是西南風，天氣不錯，是高雄一貫的樣子，萬里無雲的青空，因為是清晨，陽光也剛甦醒，還不讓人燥熱，然而港邊卻不是如此，早早就有人聲，一大清早，就擠滿孜孜矻矻的一群。
捕魚的漁船已經回來了，碼頭工人上工，老舊的舢舨船有幾艘並排停泊著，有幾艘靠在港邊準備出發，漁獲、人們在流動──這些人大多是居民，幾乎沒有遊客，他們有的忙著工作，有的準備要到高雄工作，狹窄、產業型態單調的旗津和前鎮、小港等地一比，確實缺少吸引勞力的場所，而1966年成立的前鎮加工區──提供難以拒絕的工作機會，而這些機會牽引著的那群人，此時，聚集在港口邊，準備搭上民營渡輪，到工作場所上班。
在人群裡，並不難注意到那群年輕女性，她們年紀都在30歲以下，是要前往前鎮加工出口區工作的勞工，年紀最輕的甚至才13歲，亦有幾位未滿16歲的童工，對她們和她們的家庭來說，工作賺錢比起學業更為重要，為了拿到工作，不惜借用他人的證件，謊報身分進入廠區。
在那個當下，對那些童工而言，恐怕沒有餘裕去思考自己被剝奪的未來以及受教權了，眼前有著更為重要，難以割捨的事物。
「無論如何都要搭上船」是這些女性的共識，為的便是準時報到，得到佔有總薪資裡極大比例的全勤獎金，要是這下無法搭上這班船，這個月反而可能承受虧損。
焦慮爬滿心中，稍微晚到的乘客吵著要上船，但效果似乎不大，被船員一口回絕，受到強烈勸阻。中洲的航班比較少，再怎麼樣她們也都只能指望這班船，然而乘客已滿，她們並不被歡迎。
急躁的女人們和不耐煩的男人對峙，掀起騷動，船員的話是有道理的，為了航行安全，讓超量乘客上船的風險太大，但女人們似乎不在乎──或者是單薄薪資單上的單薄全勤加給，六分之一以上的薪水，逼得這些加工出口區的女人，不顧一切要搭上那艘木造船「高中六號」。
只是那艘木造品不太像船，倒像是載浮載沉的海上棺材，樣式和船體老舊，充滿荒唐的年代感，。
在這場衝突，男人──高中六號的船員並沒有馬上退讓，女人們不得不拿出最為執拗的態度，吵著要上船，男人感到厭煩，言語的爭執不該是一天的開端。
「不要上去！危險啊！」
有人喊著。老船只能容納十三人，現在卻有七十多人在船商艙裡。
是為了幾個錢？還是息事寧人？男人揮揮手放行，半惱怒的要乘客們擠一擠。
「要死就上來坐！要活就上岸去！」
他說。
彷彿開了殘忍的玩笑，又只像是一般的氣話，留到後世檢視，卻發現是預言。
從旗津中洲到高雄前鎮，航行沒多久，飽受超載摧殘而脆弱的老舊船體，開了個洞，海水灌了進來，察覺異狀的船長趕緊加速，早一秒靠岸都好。
再怎麼遲鈍、再怎麼在意時間，絕望和恐懼都取而代之，那些趕著上船的年輕女人們，如今離工作地點還有多遠？
駕駛員在遇上覆船危機時，做出錯誤的判斷，他拒絕同行船隻的協助，硬著頭皮將船駛向港口搶泊，乘客們在這實際短暫，體感十足漫長的航程中，各種負面情緒醞釀，亦發沉重，只是任憑求生的意志支配自己的思考和行動。
抵達碼頭的瞬間，所有人爭先恐後離開船，大力搖晃著早已禁不起任何外力的「高中六號」，船體失去中心，最終由在海上翻覆。
運氣好一點的乘客，在沉船時被拋入海面，而船艙裡的人幾乎無從逃脫，只能隨著船隻葬身海底。
落海者之一的曾金烈事後回顧，感嘆自己在那天失去太多、付出太多。
先是丟失了當天採買的海產，再搭上「高中六號」，最後落海，親眼見證這艘渡船的大限。
他明白有人在呼喊、有人需要他，曾金烈奮力的在海上泅泳，救援每個他力所能及的遇難者，他在這旗津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扮演著他並不那麼想當的英雄。那一天他不只是沒有賺到錢，在接下來為釐清責任的一連串調查裡，曾金烈又得配合調查，花更多時間在法院擔任證人，這是他始料未及的，唯一能讓他釋然的，是他確實救上來十幾位乘客。
曾金烈不會是當天唯一的救難者，「高中六號」翻覆時，港邊的人們也提供救援，但依然無法拯救困在船艙裡的那些乘客。她們清一色是女性，幾乎都是前鎮加工區的勞工，共計25名。
這場悲劇──旗津船難，在台灣勞工史成為最為沉重的一頁，也成為旗津居民歷史裡的傷痕。
人禍後──看向制度
旗津船難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這種提問不辯自明，從各個層面去檢視，都能發現到明顯的疏失。
從近因來看，首先是船隻的維護狀況，不難發現不只是缺乏監督，船東和船隻所有人也缺乏風險管理的意識，船上駕駛員沒有正式執照、船隻本身老舊，沒有救生設備、嚴重超載、以及船上人員配置不足都是很嚴重的問題。中洲到前鎮的航線一直以來都是民營公司，為了謀取最大利益，由於1970年代面臨石油危機，為使收支能夠達到平衡，公司罔顧乘客的安危，只求載客量達到最大，使得船隻徹底崩潰。
再者，港務局也不能置身事外，監督不力、怠於把關船隻的不作為，也受到輿論的評擊，時任局長也受到小過懲處，高中六號的船長、船公司的負責人以及船員都分別受到起訴，進入監獄服刑。
從遠因來看，就必須探討為何這些勞工硬要搭上滿員的船隻，前述已經提及到全勤獎金一事，一旦沒有準時出席，就領不到獎金。這種美其名為獎勵，實則扣薪的制度經常對勞工造成身心上的壓力，也形成一種不容易察覺的階層結構。不知道有多少勞工為了獎金拖著病體工作，或是冒著各種風險趕船、趕車，旗津船難就是此一風險的體現，勞工們拼命擠上超載的船上，不顧旁人的勸阻，導致悲劇發生。
這樣的變相剝削，勞工是沒有辦法應對的，除了難以察覺以外，她們大多需要在加工出口區的這份工作，有些需要補貼家用，有些則是需要養家活口，勞工畏懼提出異議的後果，甚至覺得全勤獎金是種鼓勵。
對工廠員工來說，加班、將工作帶回家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長工時、少薪資使得勞工心力交瘁，勞動基準法直到1984年7月30日才施行，80年代以前，也沒有有力的勞工組織，遑論加工出口區成立的年代還在戒嚴，勞工能發聲的管道非常稀少，更是深怕會因為申訴丟掉工作，只是咬著牙繼續工作。
從勞工的教育程度和社會風氣來看，勞工們能自動發覺自己的權益受到損失，進而要求賠償或是改善更是艱難。儘管已經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國中畢業，甚至是國小畢業就有不少年輕人步入職場，她們沒有機會能夠學習保護自己的知識，只能令雇主訂立各種規定，並用各種名目提供「獎金」。
另外，考慮到旗津的勞工的家庭可能是以漁業為主，對於工業的勞動環境不太理解，且社會風氣較為保守，遇到困難通常會忍住，尤其是國民黨對加工出口區的箝制力道不減，設立監察處監視勞工的活動，更加提升勞工爭取自己權益的難度。
當然，加工出口區的勞工並非是被毫無人性的壓榨，和其他行業相比也有優勢，比方說穩定的薪資和工作環境。勞工主要的劣勢還是無法籌組工會、協商，無法針對工作環境或是不利規定要求改善，只能按照公司的制度，處於絕對的被動，這些制度幾乎是不受制衡的影響人力資源、榨取勞力。
台灣在1970年份，經濟、城市、社會能夠飛越性的現代化，進而和國際接軌，加工出口區居功厥偉，是個看似輝煌的年代，這當中，小人物只是小人物，在工廠，揮灑青春和血汗的女工們，隱藏在資本主義的榮光裡，直到「高中六號」沉入海中，掀起一陣陣醜陋的漣漪，才讓她們進入到社會的視野，檢查官展開調查、政府追究責任、人民認識到這群女工。
自船難發生後，女工的生命故事一再被提起，社會會記得她們，記得要不斷的重新審視造成傷害的種種制度和人性，並且開始思考如何杜絕傷害，探討事件後的層層因果歷程。
人禍後──看向人們
25名罹難的女性勞工的船難，還有另一層令人心痛的意義，那便是二十多個家庭的破碎。她們全是獨立、替家人找想的女兒，為了家庭生計出門打拼，，為了工作績效而汲汲營營，卻因為各種人禍慘遭不幸，格外令人唏噓。
這些女性勞工，剛好全數單身，依照傳統社會的習俗，無法在家中有牌位，無法被家人祭祀，只能建造「姑娘廟」來祭祀。
然而其中一位罹難者莊清盆的父親莊進春，積極的奔走，一方面向其他罹難的家庭溝通，盡力調解家屬們的意見，一方面向市長陳情，以爭取合葬。他的目的並非是要讓罹難者們能夠被祭祀，而是更加單純，僅僅希望給死者們一個更好的悼念方式。
他的努力並沒有白費，直到1973年9月，這二十五位女工的公墓落成，命名為「二十五淑女墓」，雖然類似姑娘廟，不過並非是民俗信仰，不具備聚集信仰和祭祀的功能，只是單純的墓園，用來埋藏這群受影響於時代和就業結構，不幸的勞工。
「二十五淑女墓」在墓碑上布置少女的照片和簡介，也立牌說明立公墓的意旨，儘管和姑娘廟的立意不同，應該不具備聚集信仰的功能，基於那些女性的身分，這座墓依然受到誤解。
假如有年輕的男性在附近駕駛車輛發生意外，自然會有人連接到公墓，認為是過世的女性作祟，還有賭徒及信徒會到公墓求明牌，一旦結果不合己意，便會破壞墓碑和上頭的照片，這些行為破壞公墓代表的意義，擅自將「陰魂」之類的標籤賦予這些罹難者，無疑是對家屬造成第二次傷害。
「姑娘廟」作為台灣特殊的信仰對象，也形成強烈的印記，這些單身且年紀輕輕便去世的罹難者又都是女性，公墓的告示又有「妙齡女子」、「雲英未嫁」等字眼，深刻加強她們「女性」身分的字眼，在不明白來龍去脈的居民眼中，會混淆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
旗津的一大特色便是漁業，漁業本身也算一種需要看天候的行業，無論是駕船也好、處理漁獲也好，如此一來，基於對天氣、天意──亦即宗教的渴求，居民對於信仰更加熱忱，形成固定印象後，便難以消除。
隨著時代變遷，公墓存在的理由逐漸失去脈絡，「勞工」的屬性逐漸被「單身年輕女子」給掩蓋，「怪力亂神」的解釋和傳說充斥，直到公墓重新被賦予新面貌為止。
另一個碑──勞動女性紀念公園
解嚴以後，無論是學術的發展也好，各種遊行運動也好，勞工的權利獲得了全面的提升，逐漸淡去的，過去的故事也被回憶起。
2003起，高雄市勞工局基於《職業災勞工保護法》的規定，在高雄勞動公園立起紀念碑，是在高雄地區的勞工首度得到重視──以立碑的形式。
2004年，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終於開始行動，替公墓還原最純粹、最能代表罹難者的印記──「早逝的女性勞動者」。
先是到各大媒體投書，喚起人們對事件的記憶，藉以促成政府作為。時任政府在見報後，宣稱要替這些少女重新定位為「民國60年代為台灣經濟建設奮鬥的工商少女英雄」，於2004年四月二十八日國際工殤日當天，勞工局、工會團體與民間團體在「二十五淑女墓」前連署正名，公墓總算擺脫「姑娘廟」的印記，成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完成更名後，公墓改建成公園，罹難者的骨灰也重新合葬，放置在大型的蓮花造型紀念骨灰罈，也拆除有不當介紹的告示牌，從硬體方面全面破除「姑娘廟」的民俗意義。
無止盡的紀念，意義，印記
公墓更名，破除「姑娘廟」、「淑女」等不當印記，之所以難，背後隱藏的父權思想，重男輕女的觀念是一大阻礙。「女性」的標籤離開牌位、祭祀和各種傳說，則象徵著女權另一種形式的進步。
勞動女性紀念公園，「勞動」一詞也是一大重點，船難是職災的一種，在上班途中的意外，毫無疑問也是種職業傷害。多年後，離開「女性」之後，回歸「勞工」，更需要重視整件船難，背後的制度、勞工的被剝削等等，這當然不只有女性勞工，男性勞工也是如此，注視罹難者，注視勞工，也注視過去的產業結構。
佇立在旗津中南部的勞動女性紀念公園，埋葬著女性，也埋葬著一個經濟起飛時代中，被忽略的權利和身分。
作者：RIVER
參考資料
陳奕齊，《打狗漫騎》前衛出版社，2015年5月，290-316頁
范情 等，《女人屐痕》，文化總會‧女書文化共同出版，2006年，216-237頁
余光亞，《加工出口區與經濟發展》，秀威出版社，2006年
林佩穎、李怡志，《港都人生 旗津島民》，木馬文化出版，2016年
公視紀錄片，《她們的故事》，2005年
東森經濟台，《旗津二十五淑女墓 舢舨船超載 港中央進水翻船 — 現代啟示錄》，2018年
照片選自好房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