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月墓園巡禮特輯【貳】:褪去鬼氛的勞動女性紀念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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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喜愛建設與立碑,以用來象徵時代意義、象徵事件及人物、象徵精神和印記,象徵故事於值得紀念的一切。在高雄旗津的勞動紀念公園,前身是公墓,四十多年來,紀念著逝去的二十多條年輕、寶貴的生命。

經濟巨輪立碑後,轉動

  回到1966年12月,高雄前鎮加工出口區落成,同時設置「時代巨輪」紀念碑,由時任經濟部長李國鼎及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揭碑。「時代巨輪」是位精壯男人的雕像,他赤裸上身,賣力地轉動船舵,或許象徵著海港都市高雄,也或許象徵著台灣今後的產業,將航向新的結構和方向。

  1960年代,美國、日本轉變了工廠線的結構,將部分的工廠外移,追求更低的人力成本。台灣方面,美國經濟的援助中止,為了穩定工業的發展,展業的思維不得不轉型,生產產品由滿足內需為主的食品,改為出口為主的紡織品和電子機械。美、日等國挹注了豐沛的資金、提供所需的技術,和台灣擁有的大批優質便宜的勞工,政府祭出的優惠政策可說是一拍即合,世界第一座加工出口區在高雄前鎮完工。

 

  和台灣的內需相比,國外的市場更加龐大且充滿未來性,也因此,工廠的規模能夠持續擴大、生產線能夠生產更多產品,1960至1980,台灣的GDP飛速成長,外匯存底甚至一度高居世界龍頭,這樣的時代,在往後的日子多次被提起,被冠上「經濟奇蹟」之名,也擠身「亞洲四小龍」之一。

  台灣的加工出口區堪稱是學習範本,不只在獲利上大獲成功,也連帶帶動了台灣整體的經濟。光榮的時代,卻不可能掩蓋悲傷的記憶,快速的發展仰仗勞工的付出和犧牲,造成不少職業災害痛苦著人們,尤其是對旗津來說。

港都,海風吹拂

  在高雄西側,狹長型的沙洲半島被海風包圍,旗津一帶沒有高樓或其他現代化建築,廟宇、整排的波浪型鐵皮屋、零散的紅磚造古宅、曬魚場和魚市場,支持居民的生活。

  1960年代,旗津物質生活並不富裕,不少人在海上、港邊討生活,有的是碼頭工人、有的捕魚,男人上船捕魚或當碼頭工人、女人在岸邊處理魚貨,旗津一景便是在清晨,男人駛船拖著漁獲,女人在岸上使力收網。家中的經濟情況不穩定──尤其是中洲一帶,大多是較貧苦的漁村,收入不豐的村民種植番薯作為糧食,或是眷養豬隻當作額外收入。

  因為收入光是供子女吃住就是很吃緊,難以供孩子們升學。為了減輕家中經濟負擔,甚至是補貼家用,國小一畢業就必須踏入就業市場的孩子所在多有,而且是以女性為主。這些女性,在前鎮加工出口區完工之後,進到工廠工作,正式成為新政策下的第一批女性勞工,成為當時重要的勞力,薪資低廉、工時又長,但是她們準時、效率,是股將台灣推向經濟奇蹟,而且容易被忽略的助力。

  她們將青春年華耗在整潔、寬敞的廠房裡,大量的時間、體力、創造力和精神都消磨在生產線裡,她們人生極大的一部分被工廠、資本主義操弄,失去過多無法挽回的事物,包括年輕的生命。

那個早晨

  1972年九月三號早上六點四十分,擁擠的港口──中洲渡輪站依著海風──應該是西南風,天氣不錯,是高雄一貫的樣子,萬里無雲的青空,因為是清晨,陽光也剛甦醒,還不讓人燥熱,然而港邊卻不是如此,早早就有人聲,一大清早,就擠滿孜孜矻矻的一群。

  捕魚的漁船已經回來了,碼頭工人上工,老舊的舢舨船有幾艘並排停泊著,有幾艘靠在港邊準備出發,漁獲、人們在流動──這些人大多是居民,幾乎沒有遊客,他們有的忙著工作,有的準備要到高雄工作,狹窄、產業型態單調的旗津和前鎮、小港等地一比,確實缺少吸引勞力的場所,而1966年成立的前鎮加工區──提供難以拒絕的工作機會,而這些機會牽引著的那群人,此時,聚集在港口邊,準備搭上民營渡輪,到工作場所上班。

  在人群裡,並不難注意到那群年輕女性,她們年紀都在30歲以下,是要前往前鎮加工出口區工作的勞工,年紀最輕的甚至才13歲,亦有幾位未滿16歲的童工,對她們和她們的家庭來說,工作賺錢比起學業更為重要,為了拿到工作,不惜借用他人的證件,謊報身分進入廠區。

  在那個當下,對那些童工而言,恐怕沒有餘裕去思考自己被剝奪的未來以及受教權了,眼前有著更為重要,難以割捨的事物。

  「無論如何都要搭上船」是這些女性的共識,為的便是準時報到,得到佔有總薪資裡極大比例的全勤獎金,要是這下無法搭上這班船,這個月反而可能承受虧損。

  焦慮爬滿心中,稍微晚到的乘客吵著要上船,但效果似乎不大,被船員一口回絕,受到強烈勸阻。中洲的航班比較少,再怎麼樣她們也都只能指望這班船,然而乘客已滿,她們並不被歡迎。

  急躁的女人們和不耐煩的男人對峙,掀起騷動,船員的話是有道理的,為了航行安全,讓超量乘客上船的風險太大,但女人們似乎不在乎──或者是單薄薪資單上的單薄全勤加給,六分之一以上的薪水,逼得這些加工出口區的女人,不顧一切要搭上那艘木造船「高中六號」。

  只是那艘木造品不太像船,倒像是載浮載沉的海上棺材,樣式和船體老舊,充滿荒唐的年代感,。

  在這場衝突,男人──高中六號的船員並沒有馬上退讓,女人們不得不拿出最為執拗的態度,吵著要上船,男人感到厭煩,言語的爭執不該是一天的開端。

  「不要上去!危險啊!」

  有人喊著。老船只能容納十三人,現在卻有七十多人在船商艙裡。
  是為了幾個錢?還是息事寧人?男人揮揮手放行,半惱怒的要乘客們擠一擠。

  「要死就上來坐!要活就上岸去!」

  他說。

  彷彿開了殘忍的玩笑,又只像是一般的氣話,留到後世檢視,卻發現是預言。

  從旗津中洲到高雄前鎮,航行沒多久,飽受超載摧殘而脆弱的老舊船體,開了個洞,海水灌了進來,察覺異狀的船長趕緊加速,早一秒靠岸都好。

  再怎麼遲鈍、再怎麼在意時間,絕望和恐懼都取而代之,那些趕著上船的年輕女人們,如今離工作地點還有多遠?

  駕駛員在遇上覆船危機時,做出錯誤的判斷,他拒絕同行船隻的協助,硬著頭皮將船駛向港口搶泊,乘客們在這實際短暫,體感十足漫長的航程中,各種負面情緒醞釀,亦發沉重,只是任憑求生的意志支配自己的思考和行動。

  抵達碼頭的瞬間,所有人爭先恐後離開船,大力搖晃著早已禁不起任何外力的「高中六號」,船體失去中心,最終由在海上翻覆。

  運氣好一點的乘客,在沉船時被拋入海面,而船艙裡的人幾乎無從逃脫,只能隨著船隻葬身海底。

  落海者之一的曾金烈事後回顧,感嘆自己在那天失去太多、付出太多。

  先是丟失了當天採買的海產,再搭上「高中六號」,最後落海,親眼見證這艘渡船的大限。

  他明白有人在呼喊、有人需要他,曾金烈奮力的在海上泅泳,救援每個他力所能及的遇難者,他在這旗津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扮演著他並不那麼想當的英雄。那一天他不只是沒有賺到錢,在接下來為釐清責任的一連串調查裡,曾金烈又得配合調查,花更多時間在法院擔任證人,這是他始料未及的,唯一能讓他釋然的,是他確實救上來十幾位乘客。

  曾金烈不會是當天唯一的救難者,「高中六號」翻覆時,港邊的人們也提供救援,但依然無法拯救困在船艙裡的那些乘客。她們清一色是女性,幾乎都是前鎮加工區的勞工,共計25名。

  這場悲劇──旗津船難,在台灣勞工史成為最為沉重的一頁,也成為旗津居民歷史裡的傷痕。

人禍後──看向制度

  旗津船難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這種提問不辯自明,從各個層面去檢視,都能發現到明顯的疏失。

  從近因來看,首先是船隻的維護狀況,不難發現不只是缺乏監督,船東和船隻所有人也缺乏風險管理的意識,船上駕駛員沒有正式執照、船隻本身老舊,沒有救生設備、嚴重超載、以及船上人員配置不足都是很嚴重的問題。中洲到前鎮的航線一直以來都是民營公司,為了謀取最大利益,由於1970年代面臨石油危機,為使收支能夠達到平衡,公司罔顧乘客的安危,只求載客量達到最大,使得船隻徹底崩潰。

  再者,港務局也不能置身事外,監督不力、怠於把關船隻的不作為,也受到輿論的評擊,時任局長也受到小過懲處,高中六號的船長、船公司的負責人以及船員都分別受到起訴,進入監獄服刑。

  從遠因來看,就必須探討為何這些勞工硬要搭上滿員的船隻,前述已經提及到全勤獎金一事,一旦沒有準時出席,就領不到獎金。這種美其名為獎勵,實則扣薪的制度經常對勞工造成身心上的壓力,也形成一種不容易察覺的階層結構。不知道有多少勞工為了獎金拖著病體工作,或是冒著各種風險趕船、趕車,旗津船難就是此一風險的體現,勞工們拼命擠上超載的船上,不顧旁人的勸阻,導致悲劇發生。

  這樣的變相剝削,勞工是沒有辦法應對的,除了難以察覺以外,她們大多需要在加工出口區的這份工作,有些需要補貼家用,有些則是需要養家活口,勞工畏懼提出異議的後果,甚至覺得全勤獎金是種鼓勵。

  對工廠員工來說,加班、將工作帶回家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長工時、少薪資使得勞工心力交瘁,勞動基準法直到1984年7月30日才施行,80年代以前,也沒有有力的勞工組織,遑論加工出口區成立的年代還在戒嚴,勞工能發聲的管道非常稀少,更是深怕會因為申訴丟掉工作,只是咬著牙繼續工作。

  從勞工的教育程度和社會風氣來看,勞工們能自動發覺自己的權益受到損失,進而要求賠償或是改善更是艱難。儘管已經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國中畢業,甚至是國小畢業就有不少年輕人步入職場,她們沒有機會能夠學習保護自己的知識,只能令雇主訂立各種規定,並用各種名目提供「獎金」。

  另外,考慮到旗津的勞工的家庭可能是以漁業為主,對於工業的勞動環境不太理解,且社會風氣較為保守,遇到困難通常會忍住,尤其是國民黨對加工出口區的箝制力道不減,設立監察處監視勞工的活動,更加提升勞工爭取自己權益的難度。

  當然,加工出口區的勞工並非是被毫無人性的壓榨,和其他行業相比也有優勢,比方說穩定的薪資和工作環境。勞工主要的劣勢還是無法籌組工會、協商,無法針對工作環境或是不利規定要求改善,只能按照公司的制度,處於絕對的被動,這些制度幾乎是不受制衡的影響人力資源、榨取勞力。

  台灣在1970年份,經濟、城市、社會能夠飛越性的現代化,進而和國際接軌,加工出口區居功厥偉,是個看似輝煌的年代,這當中,小人物只是小人物,在工廠,揮灑青春和血汗的女工們,隱藏在資本主義的榮光裡,直到「高中六號」沉入海中,掀起一陣陣醜陋的漣漪,才讓她們進入到社會的視野,檢查官展開調查、政府追究責任、人民認識到這群女工。

  自船難發生後,女工的生命故事一再被提起,社會會記得她們,記得要不斷的重新審視造成傷害的種種制度和人性,並且開始思考如何杜絕傷害,探討事件後的層層因果歷程。

人禍後──看向人們

  25名罹難的女性勞工的船難,還有另一層令人心痛的意義,那便是二十多個家庭的破碎。她們全是獨立、替家人找想的女兒,為了家庭生計出門打拼,,為了工作績效而汲汲營營,卻因為各種人禍慘遭不幸,格外令人唏噓。

  這些女性勞工,剛好全數單身,依照傳統社會的習俗,無法在家中有牌位,無法被家人祭祀,只能建造「姑娘廟」來祭祀。

  然而其中一位罹難者莊清盆的父親莊進春,積極的奔走,一方面向其他罹難的家庭溝通,盡力調解家屬們的意見,一方面向市長陳情,以爭取合葬。他的目的並非是要讓罹難者們能夠被祭祀,而是更加單純,僅僅希望給死者們一個更好的悼念方式。

  他的努力並沒有白費,直到1973年9月,這二十五位女工的公墓落成,命名為「二十五淑女墓」,雖然類似姑娘廟,不過並非是民俗信仰,不具備聚集信仰和祭祀的功能,只是單純的墓園,用來埋藏這群受影響於時代和就業結構,不幸的勞工。

  「二十五淑女墓」在墓碑上布置少女的照片和簡介,也立牌說明立公墓的意旨,儘管和姑娘廟的立意不同,應該不具備聚集信仰的功能,基於那些女性的身分,這座墓依然受到誤解。

  假如有年輕的男性在附近駕駛車輛發生意外,自然會有人連接到公墓,認為是過世的女性作祟,還有賭徒及信徒會到公墓求明牌,一旦結果不合己意,便會破壞墓碑和上頭的照片,這些行為破壞公墓代表的意義,擅自將「陰魂」之類的標籤賦予這些罹難者,無疑是對家屬造成第二次傷害。

  「姑娘廟」作為台灣特殊的信仰對象,也形成強烈的印記,這些單身且年紀輕輕便去世的罹難者又都是女性,公墓的告示又有「妙齡女子」、「雲英未嫁」等字眼,深刻加強她們「女性」身分的字眼,在不明白來龍去脈的居民眼中,會混淆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

  旗津的一大特色便是漁業,漁業本身也算一種需要看天候的行業,無論是駕船也好、處理漁獲也好,如此一來,基於對天氣、天意──亦即宗教的渴求,居民對於信仰更加熱忱,形成固定印象後,便難以消除。

  隨著時代變遷,公墓存在的理由逐漸失去脈絡,「勞工」的屬性逐漸被「單身年輕女子」給掩蓋,「怪力亂神」的解釋和傳說充斥,直到公墓重新被賦予新面貌為止。

另一個碑──勞動女性紀念公園

  解嚴以後,無論是學術的發展也好,各種遊行運動也好,勞工的權利獲得了全面的提升,逐漸淡去的,過去的故事也被回憶起。

  2003起,高雄市勞工局基於《職業災勞工保護法》的規定,在高雄勞動公園立起紀念碑,是在高雄地區的勞工首度得到重視──以立碑的形式。

  2004年,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終於開始行動,替公墓還原最純粹、最能代表罹難者的印記──「早逝的女性勞動者」。

  先是到各大媒體投書,喚起人們對事件的記憶,藉以促成政府作為。時任政府在見報後,宣稱要替這些少女重新定位為「民國60年代為台灣經濟建設奮鬥的工商少女英雄」,於2004年四月二十八日國際工殤日當天,勞工局、工會團體與民間團體在「二十五淑女墓」前連署正名,公墓總算擺脫「姑娘廟」的印記,成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完成更名後,公墓改建成公園,罹難者的骨灰也重新合葬,放置在大型的蓮花造型紀念骨灰罈,也拆除有不當介紹的告示牌,從硬體方面全面破除「姑娘廟」的民俗意義。

無止盡的紀念,意義,印記

  公墓更名,破除「姑娘廟」、「淑女」等不當印記,之所以難,背後隱藏的父權思想,重男輕女的觀念是一大阻礙。「女性」的標籤離開牌位、祭祀和各種傳說,則象徵著女權另一種形式的進步。

  勞動女性紀念公園,「勞動」一詞也是一大重點,船難是職災的一種,在上班途中的意外,毫無疑問也是種職業傷害。多年後,離開「女性」之後,回歸「勞工」,更需要重視整件船難,背後的制度、勞工的被剝削等等,這當然不只有女性勞工,男性勞工也是如此,注視罹難者,注視勞工,也注視過去的產業結構。

  佇立在旗津中南部的勞動女性紀念公園,埋葬著女性,也埋葬著一個經濟起飛時代中,被忽略的權利和身分。

作者:RIVER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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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亞,《加工出口區與經濟發展》,秀威出版社,2006年

林佩穎、李怡志,《港都人生 旗津島民》,木馬文化出版,2016年

公視紀錄片,《她們的故事》,2005年

東森經濟台,《旗津二十五淑女墓 舢舨船超載 港中央進水翻船 — 現代啟示錄》,2018年

照片選自好房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