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會被發現，都是因為背後有個不願意放棄的家人。很多冤案如果背後沒有家人出來說，那就不會知道了。
其實臺灣冤案比我們想像得都還要更多。
前死刑冤獄犯 徐自強
主持
林佩穎 《徐自強案》志工
講者
徐自強 前死刑犯、冤案平反者
講者
郝柏瑋 諮商心理師、彩虹樹諮商心理所所長
- 時間：09/07(六) 14:00-16:00
- 主辦：司改會
- 地點：疑案辦（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300號8F）
徐自強（以下稱阿強）說，《無罪推定》這部電視劇他其實沒有看完。看到演自己的會很難受，看到演到他父母的會很心酸，因為他在裡面的時候，其實都不知道他的父母在外面做了什麼。
看這一齣劇，不只是讓他強迫回想那一段像是夢一般的經歷（或者作為大腦的保護機制，他只能將其認知為夢），更要他補齊那些他不願意看見的歷史。
但為了要把這段故事講給大家聽，阿強還是試著回想當初的經歷。
▍回望過往
阿強是從報紙突然看到自己的名字，腦中一片空白，還打電話去問家人怎麼回事。那個年代，只要進去警察局就有可能被刑求，所以大家都叫阿強先不要出來。
阿強說，幸好他當初沒有直接出來，不然在刑求之下，他們很可能就會拿到阿強認罪的口供。
▍「我覺得我一路上都是靠著幸運走過來。」
「但其實司法不該靠運氣。像是柯文哲的案件下來，大家都在查法官是誰，但不是應該查證據嗎？」阿強此刻臉上皺紋已如船過後無痕的水，不帶著什麼情緒，平靜地說著。
但當時的阿強對於司法仍非常陌生，並延續戒嚴時期對於威權的的懼怕。那時，他還很相信司法，覺得自己沒有做，就出來講清楚就好。
沒想到下一次出來，就是十四年後。
可以撐過這十四年，完全是因為家人不放棄，不然，他關在裡面，每天都非常痛苦，更一還更二審時，他就想放棄他的生命了。
「臺灣執行死刑不會通知，開門就抓。死刑判決後，我過了四年『沒有明天』的日子，『明天』對我來說都是空白的。每一天，我換上新衣服，等著今天是我被抓去執行，發現今天不是我，再脫掉。那陣子，我家人說，電話一響他們就害怕，怕又是什麼壞消息。每一次會客，看著家人們離去的背影，每一次都覺得，這就是最後一次了。就過了四年這樣的日子」
阿強說，冤案會被發現，都是因為背後有個不願意放棄的家人。很多冤案如果背後沒有家人出來說，那就不會知道了。所以其實臺灣的冤案比我們想像得都還要更多。
▍「死刑反而讓我感到解脫。」
被判到死刑後，阿強心中反而最輕鬆，覺得終於可以把這複雜糾結的一切結束了，當時想的是，只要這件事結束，很快家人就可以回歸正常的生活了。
「當時我的心中每天充滿仇恨，想著出去後要找哪個法官、檢察官報復，所以日子很難受，對於一切完全失去了信任，案發當日我和我媽待在一起，我甚至還懷疑我媽是否相信我。所以能結束一切，對我來說是一個解脫。」
死刑定讞後，阿強的媽媽隔了三天才來看他，因為徐媽看到司改會為了蘇建和案、在長老教會外繞走，急著找人（司改會）來救人。那時阿強一點都不信任司改會，從電視上看到家人跪著求司改會救自己，就更加地憤恨。
「我只覺得死能結束一切。監察院等來找我，我都只覺得他們在作秀。」
當時，阿強心如搞灰地叫他媽媽不要再繼續想著要救他了，但他母親說，不要阻止他，只要能不被死刑，他能想到的都會去做。看到母親的決心，阿強才沒有再阻止他媽媽。
▍重新建立起對人的信任
阿強在講座過程中，非常誠懇地，說了很多次，他整個案件都是靠著幸運走過來的。
首先，當一名被關了十四年、至今仍在面對他這一段歷史的人說他的案件是「幸運」，會讓人多麼心疼，並試想著，這個社會中還有多少未知的「不幸」？
再來，但這其實是一件很弔詭的事情，為什麼一個看似完整的司法體制的運作，是要靠著機率微乎其微的「幸運」來防止冤案的發生，而不是讓它在「正常」運作的狀況下，就能預防冤案的發生？
我們的司法體制出了什麼問題？
而在這當中，廢死聯盟執行長（當時司改會的主任）林欣怡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當初，世界徹底地摧毀了他的任何信任。連朋友和表弟都害他，怎麼可能會有陌生人來幫他？
不知道該相信誰的時候，林欣怡帶著國外的人權團體進來看他，非常懇切地對著他說，我們相信你，我們會幫你翻案。阿強說，那個眼神不會說謊，他是真的相信他、想幫他。那一個眼神，讓阿強重拾信任他人的可能。
「那個當下，讓我很想抱著他哭。」
後來也陸續有實習生、司改會的人來看他，他才慢慢地，像是賭注一般，與人建立起一點一點的連結。
走到現在，阿強說，他現在選擇相信司法，是因為他相信人，他相信人會改變，人也會改變司法。
▍走出看守所的那一步，他花了一輩子在走。
剛從看守所出來時，阿強每天待在家裡，不敢出來。其實他也不知道在怕什麼，但就是不敢出門。四個月後，司改會開著玩笑說他休息夠了，該去做志工囉，背後用意是期望他能融入社會，他才開始到司改會幫忙。
到了司改會，阿強卻不敢講話，他完全不知道要怎麼跟人接觸、互動，十四年的監禁，抽掉了他與整個社會接觸的能力。在看守所裡的時候，他只能很被動地聽上級的「指令」，沒有指令時，就一直等，什麼都等。所以他到司改會後，每天也就坐在那邊，一直等，等別人來叫我做什麼，如果別人沒有說，他就會坐在那邊等一整天。後來才有志工會帶他去抗爭場合等其他地方。
拉回講座現場，阿強像是被某個時空牽絆住，緩緩地說，其實他到現在還是很被動，不會去規劃明天，只覺得把今天過好就好，因為在裡面習慣不會去想明天。
監禁的那一段時空，在阿強看似已經完全自由的現在，仍然以某種方式在他的身體裡規訓著他、掏空部分的他。那些在他身體裡面留下痕跡，每日每夜地以一個個習慣、動作，蝸牛般留下黏液，讓它看見他不想回想的那一段經歷。
他像是一個發條拉不緊、怎樣都與這個社會對不準的鐘。
很多人問阿強回歸順利嗎？他說不知道。回歸社會後，他一直待在NGO（的同溫層裡）。他時常提醒自己，不要覺得自己不會犯錯，因為他曾受冤的經歷，讓他即使做錯了，身邊的人也會更包容他，因此，他一直很謹慎。
「我們都不會珍惜當下所擁有的，一直在看著未來的幸福。當時出來，我最喜歡就是走路和淋雨——我當初以為，我一輩子再也不能淋到雨了。」
郝柏瑋 諮商心理師、彩虹樹諮商心理所所長：社會復歸的困難
柏瑋作為諮商心理師，以他接觸過的案例，和我們談談從看守所走出來後，許多回歸社會者會面臨的困境。
首先，柏瑋提到監禁經驗對身體持續的規訓。
看守所權威的文化，長期限制被看守人的各種選擇，以至於他們回歸社會後，即使像是吃飯一樣的小事，大多時候也都不想選、也不知道該選什麼。
前受刑人們似乎從來沒有離開過那灰暗幽小的一坪多的空間。他們出來後總是待在家裏，沒事就坐在那邊，動都不動，有人問了，才發現對誒，原來六日可以出來走走。
有些人也習慣了吃飯要靠牆壁，比較安全，怕有人突襲。
那些時空和記憶，遺留在他們的身體裡，難以淡去。
「矯正」機關的「矯正」很諷刺，原意是要矯正人行為，但人們往往出來之後，還要花更大的力氣適應入社會。
很多人對科技以及談話充滿畏懼，因為他們所遺落的社會經驗，是追都無法追的。在裡面長期也會有一種「怨」，讓自己容易排斥接收外界的訊息。監禁的經驗硬生生隔離了許多社會連結、科技、情感聯繫、對道路交通變化的適應和理解。
再來他也提到他們身體裡被掏空身體感、時間感。預估「時間」這件事非常困難，前一件事和後一件事中間餓了是否可以去吃一碗麵，他們會非常無所適從，突然那麼多選擇、例外事件，他們只能當機。曾經有一次，有位前受刑人就站在路口十五分鐘，直到志工去帶他，才把他帶回社會運作的軌道上。
他們像是一個個發條拉不緊、怎樣都與這個社會對不準的鐘，
而很多人會說他們的家人是獄外之囚，在一個看似能自由移動的時空，失去了自由和時間，就是整個陷入司法案件裡，甚至只是去喘口氣休息一下、都會充滿罪惡感。
就算被重審為無罪，這個社會也沒有返還名譽、勘正報導的機制，當初的報導不會撤銷，這些出來的人不會知道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經驗累積的憤怒也會改變一個人對待所有事情的方式。就算被洗清冤屈，當初離開的家人也不知道怎麼回來。
社會隔離到底是解決問題、還是生產問題？
而每一個人，都有非常多不同的、曲折的復歸道路。
柏瑋補充說明的是，死刑犯中，三十七個有三十六個是男性，大多都是國中國小的學歷，這個被制裁的結構上有什麼問題？這樣身份的人要如何復歸？
柏瑋提到了一次印象很深的對話。當時柏瑋問阿強睡得好嗎？阿強說，剛出來有一陣子昏昏沈沈，不敢睡覺，怕醒了之後發現是一場夢，突然發現自己又在裡面。
在裡面沒事就一直做夢，有時候夢到會出來，出來後又夢到會進去，這一切都是如此不現實。
踏出看守所，就是一秒的事情，但他卻需要用一輩子去跨越。
▍現行的社會回歸制度為何？
柏瑋：「每個監理所都配備有心理師和社工，但其實環境不太好、資源很少。現在有各式的資訊、清潔班，試著做到職業媒合，但資源真的非常少無法做到太細緻。」
同樣是職業重建，身心障礙的資源已經很不夠了，卻已然是是獄中的十六倍。
有受刑人像柏瑋反應，當人跟諮商師說了他的問題，諮商心理師說這不是他的工作職責權限，但以「個人」來說可以怎樣改善，受刑人便罵了一聲髒話就走了。
為什麼相關資源那麼少？環境那麼差？臺灣的矯正機關其實沒有在想放出來以後的事情，他們重點都在於不要怠慢、不要出人命，並不是想著他出去後要怎樣規劃（像國外），在他們進來第一天就安排他們將來出去後的事情，持續維續他們的社會連結。
更深一層探討，資源少、政府不在乎？來自選民的不重視。比起造橋鋪路，選民並不重視改善矯正體系的重要。
於是在臺灣，社會回歸協助和制度改善的努力，都是靠NGO在做補充，政府相對做得少很多。
▍提問：
Q：阿強走出來了嗎？
「不知道，但不會怨恨了，我也不會去恨一個人，我會覺得那些法官檢察官，應該都跟著時代改變了。我發現要去恨任何人，受傷得絕對是自己，別人一點都不在乎，就不想去在乎了。」
但阿強還是說，他現在選擇相信司法，是因為他相信人，他相信人會改變，人也會改變司法。
Q：阿強怎看待死刑存廢？
「我不支持死刑。這些走過來的應該沒人支持。廢死談的是生命權，但對我來說，只是不信任，覺得（這個制度）還會犯錯。會犯這種不可逆轉的錯。」
死刑只是制度的一種，其實還有很多替代的選擇，只是臺灣想選擇一個怎樣的社會。
我們也需要探究，被害人真的需要的是什麼？不是把加害者殺掉就結束了，這對他們未來的生命、到底有什麼意義？
Q：問柏瑋剛剛提到名譽回復和社會平反，有沒有其他國家更好的例子可參考？
柏瑋說，北歐會克制媒體報導時公正，另外他們沒有死刑，最高二十一年，他們整個制度、去思考人，都是在想著要復歸社會，和臺灣的社會脈絡非常不一樣。
Q：阿強為什麼願意出來這樣分享？是否有何影響？
阿強說，最初是因為案件還在審理中，有（向大眾）溝通的需求，為了讓大眾更關注冤案事件。當時仍對臺灣大眾有怨言，覺得很冷漠，大家都不關心，為什麼要去給人指指點點？出去講後，才發現是不暸解，不是冷漠，反而會產生情緒、想要改變。
看見來到現場的人才發現越來越多人關心，對未來的司法、和關心司法的人都越來越有信心了。
相信人、相信人會去改變司法⋯⋯。而司法就是要一直去質疑、一直去改變，才會一直進步和修正。而這些不足，也來自於社會從威權到民主，轉型正義還沒轉好。以前司法是服務威權，現在應該是服務人民⋯⋯，但我們還在很持續努力的道路上。
大家跟冤案息息相關，很可能成為救援的一份力量，所以希望大家多關注。司改會9/28有個餐會，希望大家來玩，想幫助司改會的話，可以以知道、分享、參加講座、當志工等方式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