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07 從死刑到無罪平反,如何復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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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案會被發現,都是因為背後有個不願意放棄的家人。很多冤案如果背後沒有家人出來說,那就不會知道了。

其實臺灣冤案比我們想像得都還要更多。

前死刑冤獄犯 徐自強

主持

林佩穎 《徐自強案》志工

講者

徐自強 前死刑犯、冤案平反者

講者

郝柏瑋 諮商心理師、彩虹樹諮商心理所所長


  • 時間:09/07(六) 14:00-16:00
  • 主辦:司改會
  • 地點:疑案辦(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300號8F)

徐自強(以下稱阿強)說,《無罪推定》這部電視劇他其實沒有看完。看到演自己的會很難受,看到演到他父母的會很心酸,因為他在裡面的時候,其實都不知道他的父母在外面做了什麼。

看這一齣劇,不只是讓他強迫回想那一段像是夢一般的經歷(或者作為大腦的保護機制,他只能將其認知為夢),更要他補齊那些他不願意看見的歷史。

但為了要把這段故事講給大家聽,阿強還是試著回想當初的經歷。

▍回望過往

阿強是從報紙突然看到自己的名字,腦中一片空白,還打電話去問家人怎麼回事。那個年代,只要進去警察局就有可能被刑求,所以大家都叫阿強先不要出來。

阿強說,幸好他當初沒有直接出來,不然在刑求之下,他們很可能就會拿到阿強認罪的口供。

▍「我覺得我一路上都是靠著幸運走過來。」

「但其實司法不該靠運氣。像是柯文哲的案件下來,大家都在查法官是誰,但不是應該查證據嗎?」阿強此刻臉上皺紋已如船過後無痕的水,不帶著什麼情緒,平靜地說著。

但當時的阿強對於司法仍非常陌生,並延續戒嚴時期對於威權的的懼怕。那時,他還很相信司法,覺得自己沒有做,就出來講清楚就好。

沒想到下一次出來,就是十四年後。

可以撐過這十四年,完全是因為家人不放棄,不然,他關在裡面,每天都非常痛苦,更一還更二審時,他就想放棄他的生命了。

「臺灣執行死刑不會通知,開門就抓。死刑判決後,我過了四年『沒有明天』的日子,『明天』對我來說都是空白的。每一天,我換上新衣服,等著今天是我被抓去執行,發現今天不是我,再脫掉。那陣子,我家人說,電話一響他們就害怕,怕又是什麼壞消息。每一次會客,看著家人們離去的背影,每一次都覺得,這就是最後一次了。就過了四年這樣的日子」

阿強說,冤案會被發現,都是因為背後有個不願意放棄的家人。很多冤案如果背後沒有家人出來說,那就不會知道了。所以其實臺灣的冤案比我們想像得都還要更多。

▍「死刑反而讓我感到解脫。」

被判到死刑後,阿強心中反而最輕鬆,覺得終於可以把這複雜糾結的一切結束了,當時想的是,只要這件事結束,很快家人就可以回歸正常的生活了。

「當時我的心中每天充滿仇恨,想著出去後要找哪個法官、檢察官報復,所以日子很難受,對於一切完全失去了信任,案發當日我和我媽待在一起,我甚至還懷疑我媽是否相信我。所以能結束一切,對我來說是一個解脫。」

死刑定讞後,阿強的媽媽隔了三天才來看他,因為徐媽看到司改會為了蘇建和案、在長老教會外繞走,急著找人(司改會)來救人。那時阿強一點都不信任司改會,從電視上看到家人跪著求司改會救自己,就更加地憤恨。

「我只覺得死能結束一切。監察院等來找我,我都只覺得他們在作秀。」

當時,阿強心如搞灰地叫他媽媽不要再繼續想著要救他了,但他母親說,不要阻止他,只要能不被死刑,他能想到的都會去做。看到母親的決心,阿強才沒有再阻止他媽媽。

▍重新建立起對人的信任

阿強在講座過程中,非常誠懇地,說了很多次,他整個案件都是靠著幸運走過來的。

首先,當一名被關了十四年、至今仍在面對他這一段歷史的人說他的案件是「幸運」,會讓人多麼心疼,並試想著,這個社會中還有多少未知的「不幸」?

再來,但這其實是一件很弔詭的事情,為什麼一個看似完整的司法體制的運作,是要靠著機率微乎其微的「幸運」來防止冤案的發生,而不是讓它在「正常」運作的狀況下,就能預防冤案的發生?

我們的司法體制出了什麼問題?

而在這當中,廢死聯盟執行長(當時司改會的主任)林欣怡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當初,世界徹底地摧毀了他的任何信任。連朋友和表弟都害他,怎麼可能會有陌生人來幫他?

不知道該相信誰的時候,林欣怡帶著國外的人權團體進來看他,非常懇切地對著他說,我們相信你,我們會幫你翻案。阿強說,那個眼神不會說謊,他是真的相信他、想幫他。那一個眼神,讓阿強重拾信任他人的可能。

「那個當下,讓我很想抱著他哭。」

後來也陸續有實習生、司改會的人來看他,他才慢慢地,像是賭注一般,與人建立起一點一點的連結。

走到現在,阿強說,他現在選擇相信司法,是因為他相信人,他相信人會改變,人也會改變司法。

▍走出看守所的那一步,他花了一輩子在走。

剛從看守所出來時,阿強每天待在家裡,不敢出來。其實他也不知道在怕什麼,但就是不敢出門。四個月後,司改會開著玩笑說他休息夠了,該去做志工囉,背後用意是期望他能融入社會,他才開始到司改會幫忙。

到了司改會,阿強卻不敢講話,他完全不知道要怎麼跟人接觸、互動,十四年的監禁,抽掉了他與整個社會接觸的能力。在看守所裡的時候,他只能很被動地聽上級的「指令」,沒有指令時,就一直等,什麼都等所以他到司改會後,每天也就坐在那邊,一直等,等別人來叫我做什麼,如果別人沒有說,他就會坐在那邊等一整天。後來才有志工會帶他去抗爭場合等其他地方。

拉回講座現場,阿強像是被某個時空牽絆住,緩緩地說,其實他到現在還是很被動,不會去規劃明天,只覺得把今天過好就好,因為在裡面習慣不會去想明天。

監禁的那一段時空,在阿強看似已經完全自由的現在,仍然以某種方式在他的身體裡規訓著他、掏空部分的他。那些在他身體裡面留下痕跡,每日每夜地以一個個習慣、動作,蝸牛般留下黏液,讓它看見他不想回想的那一段經歷。

他像是一個發條拉不緊、怎樣都與這個社會對不準的鐘。

很多人問阿強回歸順利嗎?他說不知道。回歸社會後,他一直待在NGO(的同溫層裡)。他時常提醒自己,不要覺得自己不會犯錯,因為他曾受冤的經歷,讓他即使做錯了,身邊的人也會更包容他,因此,他一直很謹慎。

「我們都不會珍惜當下所擁有的,一直在看著未來的幸福。當時出來,我最喜歡就是走路和淋雨——我當初以為,我一輩子再也不能淋到雨了。」

郝柏瑋 諮商心理師、彩虹樹諮商心理所所長:社會復歸的困難

柏瑋作為諮商心理師,以他接觸過的案例,和我們談談從看守所走出來後,許多回歸社會者會面臨的困境。

首先,柏瑋提到監禁經驗對身體持續的規訓。

看守所權威的文化,長期限制被看守人的各種選擇,以至於他們回歸社會後,即使像是吃飯一樣的小事,大多時候也都不想選、也不知道該選什麼。

前受刑人們似乎從來沒有離開過那灰暗幽小的一坪多的空間。他們出來後總是待在家裏,沒事就坐在那邊,動都不動,有人問了,才發現對誒,原來六日可以出來走走。

有些人也習慣了吃飯要靠牆壁,比較安全,怕有人突襲。

那些時空和記憶,遺留在他們的身體裡,難以淡去。

「矯正」機關的「矯正」很諷刺,原意是要矯正人行為,但人們往往出來之後,還要花更大的力氣適應入社會。

很多人對科技以及談話充滿畏懼,因為他們所遺落的社會經驗,是追都無法追的。在裡面長期也會有一種「怨」,讓自己容易排斥接收外界的訊息。監禁的經驗硬生生隔離了許多社會連結、科技、情感聯繫、對道路交通變化的適應和理解。

再來他也提到他們身體裡被掏空身體感、時間感。預估「時間」這件事非常困難,前一件事和後一件事中間餓了是否可以去吃一碗麵,他們會非常無所適從,突然那麼多選擇、例外事件,他們只能當機。曾經有一次,有位前受刑人就站在路口十五分鐘,直到志工去帶他,才把他帶回社會運作的軌道上。

他們像是一個個發條拉不緊、怎樣都與這個社會對不準的鐘,

而很多人會說他們的家人是獄外之囚,在一個看似能自由移動的時空,失去了自由和時間,就是整個陷入司法案件裡,甚至只是去喘口氣休息一下、都會充滿罪惡感。

就算被重審為無罪,這個社會也沒有返還名譽、勘正報導的機制,當初的報導不會撤銷,這些出來的人不會知道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經驗累積的憤怒也會改變一個人對待所有事情的方式。就算被洗清冤屈,當初離開的家人也不知道怎麼回來。

社會隔離到底是解決問題、還是生產問題?

而每一個人,都有非常多不同的、曲折的復歸道路。

柏瑋補充說明的是,死刑犯中,三十七個有三十六個是男性,大多都是國中國小的學歷,這個被制裁的結構上有什麼問題?這樣身份的人要如何復歸?

柏瑋提到了一次印象很深的對話。當時柏瑋問阿強睡得好嗎?阿強說,剛出來有一陣子昏昏沈沈,不敢睡覺,怕醒了之後發現是一場夢,突然發現自己又在裡面。

在裡面沒事就一直做夢,有時候夢到會出來,出來後又夢到會進去,這一切都是如此不現實。

踏出看守所,就是一秒的事情,但他卻需要用一輩子去跨越。

 

▍現行的社會回歸制度為何?

柏瑋:「每個監理所都配備有心理師和社工,但其實環境不太好、資源很少。現在有各式的資訊、清潔班,試著做到職業媒合,但資源真的非常少無法做到太細緻。」

同樣是職業重建,身心障礙的資源已經很不夠了,卻已然是是獄中的十六倍。

有受刑人像柏瑋反應,當人跟諮商師說了他的問題,諮商心理師說這不是他的工作職責權限,但以「個人」來說可以怎樣改善,受刑人便罵了一聲髒話就走了。

為什麼相關資源那麼少?環境那麼差?臺灣的矯正機關其實沒有在想放出來以後的事情,他們重點都在於不要怠慢、不要出人命,並不是想著他出去後要怎樣規劃(像國外),在他們進來第一天就安排他們將來出去後的事情,持續維續他們的社會連結。

更深一層探討,資源少、政府不在乎?來自選民的不重視。比起造橋鋪路,選民並不重視改善矯正體系的重要。

於是在臺灣,社會回歸協助和制度改善的努力,都是靠NGO在做補充,政府相對做得少很多。

▍提問:

Q:阿強走出來了嗎?

「不知道,但不會怨恨了,我也不會去恨一個人,我會覺得那些法官檢察官,應該都跟著時代改變了。我發現要去恨任何人,受傷得絕對是自己,別人一點都不在乎,就不想去在乎了。」

但阿強還是說,他現在選擇相信司法,是因為他相信人,他相信人會改變,人也會改變司法。

Q:阿強怎看待死刑存廢?

「我不支持死刑。這些走過來的應該沒人支持。廢死談的是生命權,但對我來說,只是不信任,覺得(這個制度)還會犯錯。會犯這種不可逆轉的錯。」

死刑只是制度的一種,其實還有很多替代的選擇,只是臺灣想選擇一個怎樣的社會。

我們也需要探究,被害人真的需要的是什麼?不是把加害者殺掉就結束了,這對他們未來的生命、到底有什麼意義?

Q:問柏瑋剛剛提到名譽回復和社會平反,有沒有其他國家更好的例子可參考?

柏瑋說,北歐會克制媒體報導時公正,另外他們沒有死刑,最高二十一年,他們整個制度、去思考人,都是在想著要復歸社會,和臺灣的社會脈絡非常不一樣。

Q:阿強為什麼願意出來這樣分享?是否有何影響?

阿強說,最初是因為案件還在審理中,有(向大眾)溝通的需求,為了讓大眾更關注冤案事件。當時仍對臺灣大眾有怨言,覺得很冷漠,大家都不關心,為什麼要去給人指指點點?出去講後,才發現是不暸解,不是冷漠,反而會產生情緒、想要改變。

看見來到現場的人才發現越來越多人關心,對未來的司法、和關心司法的人都越來越有信心了。

相信人、相信人會去改變司法⋯⋯。而司法就是要一直去質疑、一直去改變,才會一直進步和修正。而這些不足,也來自於社會從威權到民主,轉型正義還沒轉好。以前司法是服務威權,現在應該是服務人民⋯⋯,但我們還在很持續努力的道路上。

大家跟冤案息息相關,很可能成為救援的一份力量,所以希望大家多關注。司改會9/28有個餐會,希望大家來玩,想幫助司改會的話,可以以知道、分享、參加講座、當志工等方式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