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非裔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在美國田納西州孟菲斯（Memphis）的旅店遭到暗殺，槍聲響起，子彈貫穿金恩右臉頰，碎裂他的下巴，直至脊隨。金恩當日送醫不治，宣告死亡，輿論譁然。全美各地出現暴動，大批民眾聚集街上，抗議金恩遭到暗殺。
同樣一個月份，在國民黨施壓下，日本同意引渡異議知識分子柳文卿回臺。聲援的留學生在日本羽田機場跟警方扭打成一團，當事人柳文卿咬斷舌頭試圖中斷引渡程序，血流汩汩而出，滴在地板上，也無法阻斷引渡。此事引發海外知識分子強烈不滿，身在美國的黃晴美也一樣。
距離日傑臨盆剩不到兩個月，黃晴美懷抱孕肚，跟全美臺獨聯盟同志們前往日本大使館遞交抗議書。經過白宮，她跟同志們目睹民眾激烈示威。她對群眾的悲痛與憤怒感同身受，她也是受到金恩的理念影響的人──「自由平等」是普世的價值，不分種群與族群。
華府對此，選擇採取戒嚴手段試圖鎮壓民眾的聲音。
眼看兩個國家以極其相似的暴力手段壓制人民，黃晴美不是一個唯一走上街頭的母親，也不是唯一一個蒙受國家暴力幽影的孕婦。一起前行的女性還有施雪惠、張芳子，三個女人大腹便便，依然堅定參與，齊聲遞交抗議書。
暗殺金恩的那一槍，跟刺殺蔣經國的那一槍，都是死亡的象徵，也是時代的匯流與突變的開端。兩者的不同，就在於價值的選擇與判斷。她身在時代的浪潮裡，看得很清楚。
面對時代的槍聲，跟王文宏行動的「伊拉希」也依樣。她擔任王文宏「鎮山：刺蔣計畫」的車手，義無反顧，全力支持王文宏，踏查刺殺路線與刺殺點，只為了燃起自由的槍聲。
然而，「自由」成為人人可實踐的理念之前，代價是人身的自由與犯罪的紀錄。
1970年4月24日，大哥黃文雄跟丈夫鄭自才因刺殺蔣經國押入警局沒多久，警方將兩人移轉到位在紐約市下成中國城附近的「曼哈頓拘留所」（Manhattan House of Detention，俗稱「大墓」（The Tomb）），此處主要關押重刑犯。據傳聞，獄方為了抑制犯人的行為，不時提供鎮靜劑給犯人服用，讓犯人在房間內長時間渾身軟爛無力、無法行動。
為了大哥跟丈夫，黃晴美沒幾日便拜託同志照顧孩子，隻身來到「曼哈頓拘留所」。她抬頭看向眼前宛若墓碑的建築物，抬起腳步，跟在其他同樣等待與被關押者會面的人群隊伍裡，等待叫號。這是她第一次走進監獄與親友會面，在這之前，她的生活動線不存在監獄這樣的地點。
如果說心裡沒有半點情緒，這是假的。在事件發生前，她是某人的妹妹，某人的妻子，兩個孩子的母親，熱愛讀書，關心國家與社會大事。如今，因為刺殺蔣經國的計畫，在社會眼裡，她的身分被貼上「犯人的親屬」，就連她自己不能直接撕掉這個標籤。
等到她被叫號，獄方向她說明會面的規範與限制，她不能跟大哥或自才直接通話，必須透過電話間接通話，會面亦有時間限制。此外，會面期間，獄方也會派遣人員用另接的線路監聽查看他們對話是否可疑。
種種的不方便，隱喻了國家的監控，也限制了親屬與被關押者情感的交流。黃晴美靜靜聽完獄方的指示，跟著守衛的腳步，走過廊道。她告訴自己，大哥跟丈夫自才是為了臺灣人而進到監獄，她沒必要感到羞恥、害怕或恐懼，更應該好好地抬起頭，作為消息的流通口，讓世界的聲音進到方寸之間，也讓鐵柵欄的聲音擴散到全世界。
她不孤單，還有很多人守護他們，就像呂天民和她的好大姊「雪姊」施雪惠。刺蔣計畫發生的那一夜，她和孩子們驚魂未定，呂天民和施雪惠讓出住處的一處空間，收容了他們的不安與疲憊。
她也沒想到，往後的幾個月內，收到許多鼓勵的來信。更驚人的是，許多的全美臺獨聯盟同志出錢出力，成立「臺灣人權訴訟基金會」（亦稱「黃鄭救援基金會」），募資大哥黃文雄及丈夫自才的訴訟費及保釋金。有的人小額捐款或是抵押房屋借貸，有的人更乾脆辭職，專職處理募款的事項，也沒有人忘記照顧她跟孩子，讓她專心營救獄中的大哥與丈夫。
眾人的支持下，她每日往返律師事務所、監獄、住處等多處地點，積極處理大哥與丈夫的案件，負責流通內外的訊息與想法。她沒有時間碰觸心底複雜、糾葛的情緒，狠狠地將眼淚壓進淚腺裡，感受每一個人給予的能量──這件事不只是自己的事，而是所有人的事。也因此，她更加冷靜，抽離自己，仔細思索每一步路如何前行、應對與結果。
唯獨面對五歲的日青，黃晴美才會接回情感的線路，想起刺蔣計畫、大哥與丈夫被關押的現實與她的家庭、人生的關係。特別是，只要女兒靜靜地說道：「爸爸如果再不回來，我會忘了他的樣子。」她難以無法忍住情緒，抱住女兒放聲大哭。
她從來一直都在這個事件之內，她不是裝作不知道，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身分跟戰鬥的位置，而是不能去「體會」。
面對時代的限制，該如何透過不同的方式來探測理想的重量？黃晴美不知道。
1996年，臺灣解嚴多年，她被解除黑名單身分已屆五年。她在瑞典，聽聞大哥黃文雄從加拿大成功闖關回到臺灣，她迫不及待要見到大哥，趕緊向瑞典的蒙特利梭（Montessori Education）學校告假回臺。他們在臺灣的弟弟妹妹也很歡喜，說好要在自家辦個洗塵宴招待他們。
這是自1971年8月後，她跟大哥25年來首次會面。
當年，美國最高法院以企圖殺人罪判決大哥黃文雄、丈夫鄭自才入獄服刑，不承認大哥與丈夫的行刺案件是政治案件。同志王文宏提供美國護照，讓丈夫鄭自才出逃瑞典。大哥黃文雄則受到呂天民的幫助，拿取呂天民的證件，從美國邊境出逃加拿大，此去杳無音訊。
黃晴美也做好最壞的打算，拜託呂天民跟雪姊，假若出事，日青跟日傑就交由他們夫婦倆收養，希望孩子們能安全無虞的活著。
如今，事件過去，一切似乎風平浪靜。她跟丈夫自才也離婚多年，孩子也大了，她將更多心力放在蒙特利梭的教育外，分配更多時間時間研讀閩南語寫作。有時興致一來，便和現任丈夫「老船長」Percy Andersson 揚帆出航，享受海風與陽光。
最重要的是，大哥黃文雄就在她眼前，完完整整且平安的出現在弟弟黃政雄家中的院子。即使歷經風霜，大哥依舊青春，努力實踐理念，甚至還能指點她前往臺北的「女書店」認識當前的婦女議題。她笑開，看見院內的一顆芭樂樹，她輕輕摘下其中一顆小芭樂，咬了一口。
「好想念小時候家裡那顆芭樂樹的味道啊。」她懷念的說道。
這一口，距離她從家鄉飛向美國再轉回家已經33年了。
33年，家園的果物氣味發生改變，懷念的童年美好味道再也不復返，只能憑弔，這也是探測理想的重量的一種方式吧。
作者：郭汶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