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個堂堂正正台灣人:四二四刺蔣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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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4月,非裔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在美國田納西州孟菲斯(Memphis)的旅店遭到暗殺,槍聲響起,子彈貫穿金恩右臉頰,碎裂他的下巴,直至脊隨。金恩當日送醫不治,宣告死亡,輿論譁然。全美各地出現暴動,大批民眾聚集街上,抗議金恩遭到暗殺。

  同樣一個月份,在國民黨施壓下,日本同意引渡異議知識分子柳文卿回臺。聲援的留學生在日本羽田機場跟警方扭打成一團,當事人柳文卿咬斷舌頭試圖中斷引渡程序,血流汩汩而出,滴在地板上,也無法阻斷引渡。此事引發海外知識分子強烈不滿,身在美國的黃晴美也一樣。

  距離日傑臨盆剩不到兩個月,黃晴美懷抱孕肚,跟全美臺獨聯盟同志們前往日本大使館遞交抗議書。經過白宮,她跟同志們目睹民眾激烈示威。她對群眾的悲痛與憤怒感同身受,她也是受到金恩的理念影響的人──「自由平等」是普世的價值,不分種群與族群。

  華府對此,選擇採取戒嚴手段試圖鎮壓民眾的聲音。

  眼看兩個國家以極其相似的暴力手段壓制人民,黃晴美不是一個唯一走上街頭的母親,也不是唯一一個蒙受國家暴力幽影的孕婦。一起前行的女性還有施雪惠、張芳子,三個女人大腹便便,依然堅定參與,齊聲遞交抗議書。

  暗殺金恩的那一槍,跟刺殺蔣經國的那一槍,都是死亡的象徵,也是時代的匯流與突變的開端。兩者的不同,就在於價值的選擇與判斷。她身在時代的浪潮裡,看得很清楚。

  面對時代的槍聲,跟王文宏行動的「伊拉希」也依樣。她擔任王文宏「鎮山:刺蔣計畫」的車手,義無反顧,全力支持王文宏,踏查刺殺路線與刺殺點,只為了燃起自由的槍聲。

  然而,「自由」成為人人可實踐的理念之前,代價是人身的自由與犯罪的紀錄。

  1970年4月24日,大哥黃文雄跟丈夫鄭自才因刺殺蔣經國押入警局沒多久,警方將兩人移轉到位在紐約市下成中國城附近的「曼哈頓拘留所」(Manhattan House of Detention,俗稱「大墓」(The Tomb)),此處主要關押重刑犯。據傳聞,獄方為了抑制犯人的行為,不時提供鎮靜劑給犯人服用,讓犯人在房間內長時間渾身軟爛無力、無法行動。

  為了大哥跟丈夫,黃晴美沒幾日便拜託同志照顧孩子,隻身來到「曼哈頓拘留所」。她抬頭看向眼前宛若墓碑的建築物,抬起腳步,跟在其他同樣等待與被關押者會面的人群隊伍裡,等待叫號。這是她第一次走進監獄與親友會面,在這之前,她的生活動線不存在監獄這樣的地點。

  如果說心裡沒有半點情緒,這是假的。在事件發生前,她是某人的妹妹,某人的妻子,兩個孩子的母親,熱愛讀書,關心國家與社會大事。如今,因為刺殺蔣經國的計畫,在社會眼裡,她的身分被貼上「犯人的親屬」,就連她自己不能直接撕掉這個標籤。

  等到她被叫號,獄方向她說明會面的規範與限制,她不能跟大哥或自才直接通話,必須透過電話間接通話,會面亦有時間限制。此外,會面期間,獄方也會派遣人員用另接的線路監聽查看他們對話是否可疑。

  種種的不方便,隱喻了國家的監控,也限制了親屬與被關押者情感的交流。黃晴美靜靜聽完獄方的指示,跟著守衛的腳步,走過廊道。她告訴自己,大哥跟丈夫自才是為了臺灣人而進到監獄,她沒必要感到羞恥、害怕或恐懼,更應該好好地抬起頭,作為消息的流通口,讓世界的聲音進到方寸之間,也讓鐵柵欄的聲音擴散到全世界。

  她不孤單,還有很多人守護他們,就像呂天民和她的好大姊「雪姊」施雪惠。刺蔣計畫發生的那一夜,她和孩子們驚魂未定,呂天民和施雪惠讓出住處的一處空間,收容了他們的不安與疲憊。

  她也沒想到,往後的幾個月內,收到許多鼓勵的來信。更驚人的是,許多的全美臺獨聯盟同志出錢出力,成立「臺灣人權訴訟基金會」(亦稱「黃鄭救援基金會」),募資大哥黃文雄及丈夫自才的訴訟費及保釋金。有的人小額捐款或是抵押房屋借貸,有的人更乾脆辭職,專職處理募款的事項,也沒有人忘記照顧她跟孩子,讓她專心營救獄中的大哥與丈夫。

  眾人的支持下,她每日往返律師事務所、監獄、住處等多處地點,積極處理大哥與丈夫的案件,負責流通內外的訊息與想法。她沒有時間碰觸心底複雜、糾葛的情緒,狠狠地將眼淚壓進淚腺裡,感受每一個人給予的能量──這件事不只是自己的事,而是所有人的事。也因此,她更加冷靜,抽離自己,仔細思索每一步路如何前行、應對與結果。

  唯獨面對五歲的日青,黃晴美才會接回情感的線路,想起刺蔣計畫、大哥與丈夫被關押的現實與她的家庭、人生的關係。特別是,只要女兒靜靜地說道:「爸爸如果再不回來,我會忘了他的樣子。」她難以無法忍住情緒,抱住女兒放聲大哭。

  她從來一直都在這個事件之內,她不是裝作不知道,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身分跟戰鬥的位置,而是不能去「體會」。

  面對時代的限制,該如何透過不同的方式來探測理想的重量?黃晴美不知道。

  1996年,臺灣解嚴多年,她被解除黑名單身分已屆五年。她在瑞典,聽聞大哥黃文雄從加拿大成功闖關回到臺灣,她迫不及待要見到大哥,趕緊向瑞典的蒙特利梭(Montessori Education)學校告假回臺。他們在臺灣的弟弟妹妹也很歡喜,說好要在自家辦個洗塵宴招待他們。

  這是自1971年8月後,她跟大哥25年來首次會面。

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當年,美國最高法院以企圖殺人罪判決大哥黃文雄、丈夫鄭自才入獄服刑,不承認大哥與丈夫的行刺案件是政治案件。同志王文宏提供美國護照,讓丈夫鄭自才出逃瑞典。大哥黃文雄則受到呂天民的幫助,拿取呂天民的證件,從美國邊境出逃加拿大,此去杳無音訊。

  黃晴美也做好最壞的打算,拜託呂天民跟雪姊,假若出事,日青跟日傑就交由他們夫婦倆收養,希望孩子們能安全無虞的活著。

  如今,事件過去,一切似乎風平浪靜。她跟丈夫自才也離婚多年,孩子也大了,她將更多心力放在蒙特利梭的教育外,分配更多時間時間研讀閩南語寫作。有時興致一來,便和現任丈夫「老船長」Percy Andersson 揚帆出航,享受海風與陽光。

  最重要的是,大哥黃文雄就在她眼前,完完整整且平安的出現在弟弟黃政雄家中的院子。即使歷經風霜,大哥依舊青春,努力實踐理念,甚至還能指點她前往臺北的「女書店」認識當前的婦女議題。她笑開,看見院內的一顆芭樂樹,她輕輕摘下其中一顆小芭樂,咬了一口。

  「好想念小時候家裡那顆芭樂樹的味道啊。」她懷念的說道。

  這一口,距離她從家鄉飛向美國再轉回家已經33年了。   

  33年,家園的果物氣味發生改變,懷念的童年美好味道再也不復返,只能憑弔,這也是探測理想的重量的一種方式吧。

作者:郭汶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