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13日，烏丁（Udin）躺在床上無所事事，高溫的夏季總是如此燥熱。對他來說，這是個尋常的夜晚，而他的妻子馬西耶姆（Marsiyem）正在熨衣服。
正當烏丁準備就寢時，聽到有人敲門的聲音，那時已是晚上10：30；這樣的深夜，還有誰會來拜訪？雖然烏丁略有疑惑，還是開了門出去見他的客人。五分鐘後，馬西耶姆發現丈夫躺在家門外昏迷不醒。
那天晚上，捍衛印尼新聞自由的戰爭，揭開序幕。
真相下的殺機
Fuad Muhammad Syafruddin（筆名：Udin）是爪哇日惹班圖爾（Bantul）地區具有影響力的報社《柏納斯日報》（Harian Bernas）的記者。他於1963年2月18日出生，父親是清真寺守望者，家裡共有五個兄弟姊妹；年輕時烏丁曾想加入印尼軍隊，但由於家族缺乏政治上的關係而未果，最後輾轉成了新聞記者。除了採訪，烏丁和妻子馬西耶姆擁有一家小商店，主要販賣文具與提供照相攝影，店面平時由妻子管理。
烏丁以撰寫地方新聞與犯罪事件而聞名，而他下筆不畏強權、揭露軍方腐敗與政府弊案的報導亦深受大眾推崇。1996年8月16日，也就是在他家門口遭到襲擊三天後，醫院宣告烏丁不治身亡。
去世之前，烏丁掌握了有關前班圖爾地區負責人斯里•羅索•蘇達莫（Sri Roso Sudarmo）為了連任成功而賄賂的證據。斯里向雅加達的一間基金會提供了10億印尼盾（約43.5萬美元）的資金，而該基金會正是由時任總統的蘇哈托所主導；除此之外，烏丁還找到印尼政府在Imogiri地區實施扶貧計畫（IDT）中一連串欺詐行為的證據。新聞發布後，《柏納斯日報》的總編輯普圖特（Putut Wiryawan）表示，一些政府官員指控他們「新聞報導不實」、要求他們公開道歉，並放棄這一系列的報導，但報社拒絕了。
即使報社態度強硬，仍無法遏止有心人士，烏丁曾抱怨過他受到諸多騷擾：其中一方曾與他私下會唔，想用金錢封他的口、讓烏丁收回報導；而另一方則威脅他，將對他採取誹謗的告訴；更甚者，他也收到過許多次激進人士的暴力威脅。不堪騷擾的烏丁向日惹的法律援助協會（Lembaga Bantuan Hukum）提出多次申請。雖然身處危機四伏的環境，他卻堅持信念，不願掩蓋真相。他曾說：「我寫的是事實。如果我必須死，我會接受的。」
殊不知這番宣言竟一語成讖，不願低頭的志氣，為他的死亡埋下了導火線。
「開門，查水表。」
被謀殺那天，曾有兩個人來報社的辦公室找烏丁，結果讓秘書給送走。
回溯事發當晚，馬西耶姆想起聽到敲門聲時，儘管夜色已深，烏丁的朋友有時會在夜間拜訪，所以她不抱一絲懷疑，讓丈夫應門。但五分鐘後，她卻在家門外發現了倒地不起、兩耳流血的烏丁。
當她看到躺在地上的烏丁，馬西耶姆大聲呼救，幸好烏丁的朋友西里（Sri Kuncoro）就在附近，兩人於是一同將烏丁帶往醫院。遺憾的是，烏丁傷勢過重，搶救後三天還是不敵死神的召喚，死在了醫院裡。
烏丁的死亡報告顯示，他的腹部和頭部受到重擊，顱骨骨折，同時一塊骨頭也刺破了他的頭骨。此案的調查小組分析凶器時，發現應是遭到尖銳的武器重擊，凶器很有可能是從烏丁家附近一個車庫裡撿來的。
分析之後，調查小組得出結論，認為兇手比烏丁矮，腹部的重擊顯示他無法直接襲擊烏丁頭部，因此必須先打擊腹部，使烏丁倒下後再一擊斃命；另，馬西耶姆和鄰居們在烏丁遇襲時均未聽到任何聲響，意味著兇手是專業人士，有武術、搏擊相關的訓練背景。
最開始，警方試圖將烏丁的死導向情殺。他們找到一名女子，蘇瑪雅妮（Sumaryani），指控烏丁與她有婚外情，而蘇瑪雅妮的丈夫心懷怨恨，於是不甘於被不忠的婚姻所羞辱的丈夫憤而殺死了烏丁。然而這項指控很快便被推翻，蘇瑪雅妮不久便證實她是被人收買，提供錯誤的證詞。
指控失敗的警方並不氣餒，馬上又找到了另一位可以做為婚外情殺手的對象──戴維（Dwi Sumaji）。10月21日，烏丁死後的兩個月，警察以謀殺罪逮捕了戴維，他是一名廣告公司的司機。警方聲稱烏丁與戴維的妻子納爾蒂（Narti）有染，兩人是高中同學，烏丁的皮夾中也有找到納爾蒂的照片。不過納爾蒂否認警方的指控，堅稱她根本不記得烏丁，甚至是看到報紙才得知被謀殺的新聞記者是她高中同學。
隨後，警方又宣布在戴維家中找到一塊沾有烏丁血跡的鐵棍和一件T恤；迫於無奈下，戴維認罪了。只是馬西耶姆認為戴維是無辜的，因為戴維與她記憶中應門的當下、那匆匆一瞥的兇手身形樣貌皆不符。而在供認不諱的一週後，戴維在辯護律師的陪同下撤回自己的供詞，並反控警方鼓勵他認罪。戴維指證警方代表艾迪（Edy Wuryanto）將他帶到班圖爾的帕朗特里蒂斯（Parangtritis）中一處海灘度假酒店，對他灌酒同時勸誘他認罪，並且主動召妓供他享樂，更承諾會給他一大筆金錢；而戴維的律師也找到當初應召的妓女，證實戴維所言不虛。
撤銷認罪後，印尼的國家人權委員會（Komnas HAM）便宣布警方對於戴維的逮捕與拘留已違反人權，在未有證據的狀況下──後來證實警方所宣稱的證據根本無法證明戴維是兇手──警局只好選擇放人。
求神問卜還是湮滅證據？
11月7日，烏丁的家屬宣布準備對警方不當使用證據提起訴訟。他們指控艾迪將襲擊發生時、烏丁身上所穿的襯衫與血液樣本丟入帕朗特里蒂斯海灘（Parangtritis Beach）附近的南部海域；時任日惹警察局長的穆利昂諾（Mulyono）卻反駁，此舉是為了向海洋女神奈伊•羅羅•基杜爾（Nyai Roro Kidul）尋求庇佑，以期早日找到兇手。況且，這項行為是經過馬西耶姆同意的。
這場訴訟，馬西耶姆要求警方賠償一百萬印尼盾的損失。經過數月的言詞辯論，法院最終審判艾迪犯銷毀證據罪，然而，法院並未同意馬西耶姆的一百萬印尼盾請求，只判給她極少的損害賠償。
審判終結，艾迪被轉調至雅加達的警察總部。
民間的質疑與官方的辯駁
烏丁的死亡引發全國性的轟動，最初的案件調查與印尼其他許多刑事案件相似，警方抱持官僚心態，草率辦事。儘管烏丁的同事做出許多努力，迫使警方進一步調查，但調查過程仍然存在許多缺漏之處。因此，不信任警方調查的烏丁家屬、《柏納斯日報》的同事與一些民間人士共同成立了事實調查小組。事實調查小組相信烏丁的死與蘇哈托政權統治正當性息息相關，而印尼獨立記者聯盟（AJI）也認為，烏丁是因其新聞活動而被謀殺。但這樣的調查方向卻與警方所堅持的情殺背道而馳。
自1996年以來，日惹警察局局長的位置歷經15次輪替，烏丁的案子卻是原地踏步，而印尼警察總部則不斷聲稱他們正在等待新的證人重新審理此案，並表示警方已要求公眾積極提供任何相關信息，以全力支持對謀殺案的調查。
自從烏丁死於謀殺後，AJI一直是對政府施加壓力的角色，確保警方不會不了了之；AJI也與烏丁公民聯盟（Koalisi Masyarakat untuk Udin）合作，努力不懈地敦促政府和警察共同調查並解開此案。
2012年7月30日，AJI去信警方，詢問烏丁謀殺案的調查進度。不意外地，日惹警方的回應仍堅信戴維是烏丁之死的罪魁禍首。一個月後日惹警方再次回信AJI，表明已組成調查烏丁案的特別小組，卻苦無線索，以致案件毫無進展。前日惹警察局長帕斯達（Prasta Wahyu Hidayat）上任時曾承諾將致力「研究烏丁謀殺案」，但直到他的任期結束，案件仍未解決。
時光荏苒，民間團體仍然不放棄找出烏丁案的真兇，為了案件不停奔波。然而他們要面對的不僅僅是會隨時間消逝的證據、證人，還有即將到期的追訴權時效。根據印度尼西亞《刑法》第78-80條規定，對所有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的犯罪追訴權，只要過了18年便會自動失效。因此，烏丁案截至2014年8月16日便合法失效，將不得再啟調查。
這起案件獲得東南亞新聞聯盟（SEAPA）的關注，他們不只向時任印尼總統的蘇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去信，要求官方鄭重調查烏丁案，還向兩位聯合國特別特別報告員提出指控信。
……最後，我們謹提醒印度尼西亞政府，默認有罪不罰的文化成長，意即不起訴那些對襲擊烏丁等新聞工作者負有責任的人，可能違反印度尼西亞政府保護平民的義務。這些導致受害者死亡的攻擊亦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所保障的生命權。
我們呼籲印度尼西亞政府重新開啟烏丁謀殺案的調查，並在2014年8月、對此案的兇手追訴權到期之前，投入一切必要資源來查明並起訴真兇，為受害者伸張正義。」（致印尼政府信件截錄）
措辭嚴厲的信件，不只是向印尼政府表示關注烏丁案的態度，也是民間向官方展現對保障新聞自由的捍衛。
新聞自由的象徵
雖然許多民間非政府組織耗費了許多心力在烏丁案上，然而直到追訴權時限到期，這起案件依舊是懸而未解。AJI沉痛地發表聲明，烏丁是為了報導真相而犧牲，直指警察是印尼新聞自由的敵人，並表示官方的作為象徵了政府對促進新聞工作者的人身安全缺乏善意，間接打壓印尼的新聞自由。
目前，烏丁案雖已失去追訴權，但AJI不敢忘記烏丁帶來的警訊。AJI日惹分部持續舉辦「沉默行動」：每個月的16日，他們會在嘴上抹灰、手持海報標語，在日惹警察總部前站立一個小時。這是AJI向世人倡議捍衛新聞自由的手段，他們認為身為印尼的記者，這是向公眾傳達訊息的重要方式，而他們的責任便是提醒大眾，印尼政府對於迫害新聞自由的所作所為。
真相極為重要，卻往往難以揭露，為了防止政府濫權，新聞媒體是獨立於國家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權」，用以保障民眾「知的權利」。然而，當官方開始罔顧新聞自由、漠視記者的人身安全，置記者於高風險的狀態中，這擋下的不僅僅是媒體，更是阻斷民眾知曉真相的可能性。默許一位記者遭受不當對待、令其餘記者人心惶惶，導致不能或不敢報導真相，代表著國家已剝奪了媒體的嘴，要他們再也無法開口訴說真實。
參考資料
- Death of a journalist
- Murder of Udin
- The Murder of Udin: A Grim Memorial of Press Freedom in Indonesia
- Time running out in seeking justice for slain journalist
- Request to reopen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1996 murder of journalist Ud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