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走日本、臺灣、中國政治舞臺的「密使」一家族：辜寬敏與辜朝明
日本人常認為臺灣位處南方，氣候炎熱。但事實上，冬天的臺北冷得寒風刺骨。房間裡沒有暖氣設施，許多建築物的密閉工程也做得不是很好。屋內屋外溫度經常差不多，很容易感冒。
與這位年過九十的老人，約訪在他經營的水產公司辦公室見面的那一日，天氣也是這樣飄著淡淡寒意。他舉止瀟灑，宛如註冊商標的一頭白髮和白色西裝。他的水產公司就位在貫穿臺北中心的南北向松江路上，地處大樓林立的商業地帶，許多金融機關與貿易公司都在此處設點。過去我被派到臺北擔任新聞特派員，那時候天天報到的分公司也在這附近，我因此覺得懷念、熟悉。
這位老人年輕時是銀座知名的花花公子。而現在，有人說他在檯面下金援女總統蔡英文所帶領的臺灣執政黨民進黨。
其實到今天為止，我們早已見過數次。不論是我去採訪他，還是在記者會見到面，他一開始總像要避開對方銳氣般行事緩慢。
「今天好冷啊！好啦，就來看看我這個老人能幫上什麼忙吧。」他彷彿要看我如何出招，沉沉地坐進了沙發，樣子有些放鬆。
在我們不斷一問一答的過程中，沒有花太多時間，老人整個熱絡了起來。談話內容逐漸變得有趣。感覺到他是個服務精神旺盛的人。
他很瞭解如何取悅媒體，只要他一開口，都會成為新聞標題。他也知道如何美化自己。而他虛實交錯的人生，本身也像部連續劇。
這樣的一號人物，被臺灣媒體形容為「臺獨大老」，擔任蔡英文總統資政的辜寬敏。
財閥辜家的八男
臺灣有句話叫「一府二鹿三艋舺」，意指十九世紀左右，臺灣因對外貿易而繁榮起來的三個地區。「府」是指清朝設有行政機關（臺南府）的臺南；「鹿」是臺灣中部的鹿港；「艋舺」則是臺北繁華地區「萬華」的舊稱。
辜家的據點就在其中的鹿港。今日，鹿港則以古都之姿，吸引大量的觀光客。
從臺北搭高鐵到彰化耗時一個小時，接著再花二十分鐘左右轉搭計程車之類的交通工具，就可踏進鹿港的街道。鹿港的肉包相當有名，販賣熱騰騰的肉包店家四處林立，讓人有種整個城市都飄著肉包香味的錯覺。同時，鹿港也是烏魚子的產地，每到冬季鯔魚（烏魚）游到臺灣海峽時，滿街都會看見桌板上擺著琥珀色的烏魚子，洋溢另種風情。
城市中心矗立著一座巴洛克式的洋樓，過去稱做「小總督府」，是辜家繁榮的象徵。今日改名為「鹿港民俗文物館」，已向大眾開放參觀，文物館內的一角也展示著辜家大家族的照片與生活用品。二次大戰前，在臺灣有被稱為「五大財閥」的名門望族。自北而南分別為基隆的顏家、板橋的林家、霧峰的林家、鹿港的辜家，以及高雄的陳家。他們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擴張勢力，獲得了巨大的財富。活躍在日本的作家一青妙、歌手一青窈，她們的父親就是基隆顏家本家的長男。
二次大戰後，在來自中國的國民黨統治下，於日治時期累積了財富的財閥雖然失了勢，但辜家仍挺過了初期的壓迫，頑強地持續發展。
除了臺灣最大的金融機關「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臺灣水泥」等主力事業外，辜家觸角亦延伸到各個領域，即使在臺灣財經界也保有壓倒性的力量。數年前併購了日本東京之星銀行的，也是這間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所為。
只要在臺灣生活，就幾乎不可能忽視辜家的存在。
辜寬敏生為辜家八男。一九四七年爆發鎮壓民眾的「二二八事件」時，他人剛好在上海。不過之後，臺灣到處因舉發反政府人士而亂象叢生，他感到生命危險，於是經由香港決定移居到日本。
他本人如此敘述事情始末：
「二戰結束後，我對國民黨政府治理臺灣抱持批判。不是只有我而已，而是所有在日治時期中長大的菁英、知識分子都是如此。當時我是臺灣大學全校聯合自治會會長，而政府已經開始捕抓反對國民黨的學生。就在我剛好前往香港時，家裡打了電話給我。他們跟我說現在有十七、 八個軍人在拆天花板搜索，我一聽就知道臺灣是回不得了。那個時代不需要逮捕令或任何東西，只要你一回家就會被抓，一個不好還會被殺掉。我家人也告訴我千萬別回臺灣。不過像香港那種空間不大的地方，實在讓我非常沉悶。所以我才下定決心前往日本。」
一開始，他在日本經商。後來他愈來愈無法容忍國民黨在臺灣施行暴政，情緒愈來愈高漲。於是參加了在日本組成的臺灣獨立運動組織｜臺灣青年社（後來的臺灣獨立建國聯盟）。一九六五年時，他還擔任該組織的委員長。
「那時我身上有些資金。我把這些錢慢慢投進去，透過《臺灣青年》（臺獨聯盟發行的機關刊物）之類的，把組織擴展到全世界。」
辜家自二次大戰前就在日本經營事業，在千葉縣靠東京灣的海岸線上擁有許多不動產，而辜寬敏口中說的資金，一部分的來源就是他從這塊土地分到的繼承。原先辜家的人都忘了有這塊土地，二戰結束後的某天，日本政府突然來了聯絡，表示「想買下這塊地」，才讓他們想起這件事。身為土地登記人的父親早已亡故，土地最後是由人在日本的辜寬敏所賣出的。
辜寬敏點著味道刺鼻的香菸，臉上浮現一抹孩子般的微笑，陳述這段往事，講到「慢慢」的時候，他的身體還突然往前傾。
太陽花學運的源頭
接著，我想先跳離辜家的故事，來談談「臺灣獨立」。
二○一四年，臺灣突然爆發太陽花學運。我去臺灣採訪。在松山機場降落後，我沒去下榻的旅館，就直接前往學生占領的立法院附近。當時太陽已經下山，許多年輕人用擴音器，持續在路上進行演說。那股「熱氣」，跟我在世界各地的民主化運動現場體會到的感覺一模一樣。占據國會殿堂的學生在外頭的夥伴，在立法院的外牆上貼著寫有各自想法的黃色便條紙。
這些數不盡的便條紙上，有八成的內容都寫著「臺灣要獨立！」「臺灣獨立萬歲！」內容都臺灣獨立有關。
我看到這場景，覺得受到不少衝擊。不過我驚訝的不是獨立思想在年輕族群中擴散，而是因為他們竟然毫不猶豫、一點都不恐懼，純真、自由、闊達地談論「臺灣獨立」這四個字。
要知道「臺灣獨立」這句話，在國民黨的專政統治下，長年以來都是臺灣的禁語。只要一說出口，下場就是打入大牢。即使在民主化後，除非是獨立派人士，一般的知識分子之間也有著潛規則，不會在公共場合公開談論。
不過，對於今日的年輕人來說，過去不屬於「常識」，變成了「常識」了。
雖然要在政治現實上實現臺灣獨立，終點還十分遙遠。不過，這樣的想法卻已滲入臺灣社會，有如飄在天上的雲朵般，已經可以看見，不用再遮遮掩掩。
這樣的狀況早已不需要去特別發起運動，而是已經彌漫著「理所當然」的氣氛。
二○○○年，臺灣發生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總統。從那時開始，臺灣獨立就不是個運動，而是隨著愈來愈多人認為臺灣就是臺灣，和中國不同，
而轉化為整體的質變。事情發展至此，中國共產黨的對臺態度也跟著改變。
過去，中國共產黨的敵人，是逃往臺灣的國民黨，是蔣介石，是中華民國。然而，近年的共產黨，變得開始與國民黨聯手，意圖不要在事實上否定存在於「一個中國」框架內的中華民國體制。
本來，「一個中國」的概念，是定位在「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蔣介石在臺灣領導的中華民國並不是中國」之上。這是為了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這「兩個中國」同時存在而創造出來的概念。
不過，臺灣推動了民主化，可能造成國家分裂的「一個中國，一個臺灣」的臺灣獨立言論，不斷擴散。當然，這事態對於共產黨來說，是絕不能坐視不管的。從「一個中國」的價值觀來看，不管是臺灣民主化的功臣李登輝前總統、成功達成第一次政黨輪替的陳水扁前總統，還是當今的蔡英文總統，都是「臺獨分子」。
很可惜的是，日本並不知道這個希望臺灣獨立的運動根源，正是一群抱持理想、赤手空拳在日本社會一隅奮鬥的臺灣人。
而辜寬敏正是推動獨立運動的一員。
在日本的臺灣獨立運動，以臺灣的流亡人士和學生為中心，主要於一九六○年代拉開序幕。他們頻繁發行《臺灣青年》，精鍊臺灣獨立理論，並與美國團體合作，不斷向日本、全世界傳達資訊。在日本為臺灣獨立運動奮鬥的人之中，人才輩出。例如領導臺灣獨立運動，有「臺灣獨立運動之父」稱號的王育德；以當代評論家身分活躍的金美齡；擁有知名大量作品的作家黃文雄；擔任臺灣駐日代表的許世楷；曾任昭和大學教授，留下《臺灣總督府》等著作的黃昭堂；一面在池袋經營中華料理店，一面創出大作《臺灣人四百年史》的史明；以及本書也將提到的邱永漢等等……不勝枚舉。
推動獨立運動的夥伴過去行事較為保守，後來被辜寬敏的大膽作風所吸引。
「在我當上委員長時，我問同伴我們組織一個月都花多少錢？他回答靠捐款，大概十五萬日幣左右。我聽完後便下達了指示：『光十五萬要怎麼建立一個獨立國家？把這金額拉到五十萬日幣。』因為要全數花光五十萬，組織就必須要有可以花掉五十萬的能力。半年後，這金額更被我加到了一百萬日幣。《臺灣青年》也不再只有日文版，開始有了中文版。就像這類事情，我試著把與過去完全不同的做法，帶進了組織。」
然而，如此獨斷專行、擁有財閥富二代個性的辜寬敏，卻逐漸被組織的留學生、知識分子所孤立，並在一個因緣際會下，嘗到了被逐出組織的苦澀體驗。
與「特務頭子」蔣經國會面
他被放逐的直接原因，起於一九七一年的「蔣經國會面事件」。
試著檢證何謂外交，會發現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緣分，而讓國際事件有了發展，或至少因此輕鬆解決了超級難題。
辜寬敏認得當時的駐日英國大使約翰‧皮爾徹（John Arthur Pilcher）。他是與辜家有所交流的美國洛克斐勒家族（Rockefeller family）所培養的人脈之一。
一九七一年某天晚上，皮爾徹打了電話給辜寬敏，跟他說：「你的國家有事情要發生了，能請你馬上過來嗎？」
和皮爾徹見面後，皮爾徹這樣說明。
「今年秋天的聯合國會議上，臺灣不可能留在聯合國了。但英國政府還是希望臺灣可以留在聯合國內，當聯合國的會員。不過，英國政府是最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國家，因此與蔣介石政權的關係相當惡劣。因此我想和你討論討論，日本跟蔣介石關係很好，因此英國政府希望藉由日本方面去說服蔣介石，讓臺灣繼續留在聯合國內。這件事情攸關臺灣的將來，不知能否請你幫忙把這訊息傳達給臺灣？」
出版於二○一五年的口述自傳《逆風蒼鷹：辜寬敏的台獨人生》中，也同樣提到過這件事。辜寬敏邊回顧這段往事，臉上浮現些許得意。
「因為這個問題牽涉甚廣，我考慮了很久。最後，我做了兩件事情。一是與日本外務省（外交部）聯絡；二是寫信給蔣經國。」
對於在日本、臺灣兩處皆生活過的辜寬敏來說，自己沒有理由不為「兩個祖國」兩肋插刀。辜寬敏有個朋友叫做桑田弘一郎。桑田當時在《朝日新聞》工作，是跑政治線的記者。桑田後來擔任《朝日新聞》的常務董事、朝日電視臺的總經理，還做到日本民間放送聯盟的會長一職。
桑田幫辜寬敏牽線，辜寬敏因此與外務省的外務事務次官法眼晉作見了面，並向他傳達了皮爾徹的訊息。在不明確主張自己有什麼政治主張的外務官員中，法眼的性質可說十分不同，是個徹頭徹尾的反共主義者。辜寬敏也感覺到，在面對臺灣續留聯合國一事上，法眼的態度相當正面。
當時法眼告訴他「請等我兩、三週」。然而過了一個月還是沒有下文。於是辜寬敏嘗試再次聯絡，卻得知外務省這幾天一直在開會討論，但消息是日本政府對於是否該支持臺灣續留聯合國，卻沒有結論。
這讓辜寬敏決定放棄等待日本方面的應對，轉而寫信給臺灣的蔣經國。當時握有絕對權力的蔣介石，採取「漢賊不兩立」的方針，表示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加入聯合國，那中華民國就要退出聯合國。當時的局勢處在中國入聯、臺灣退出的可能性相當高。
另一方面，國民黨政權內部，其實也有人對蔣介石這種原則主義式的做法抱有疑問，他們支持臺灣繼續留在聯合國，不論用何種方法，以維持中華民國的國際影響力。也有傳聞指出，年事已高、身體狀況逐漸走下坡的蔣介石的內定繼承人：蔣經國，也是抱持此種觀點的其中一人。
辜寬敏寫信給蔣經國，說明了英國方面的態度，並告訴他臺灣應該繼續留在聯合國。
不過，當時的辜寬敏是獨立派人物，也是黑名單裡名列前茅的人物。因此他不認為蔣經國會有反應。即使如此，他還是在信件的最後，寫上了「雖然我和你的政治立場不同，但是我們對於臺灣的將來有共同的責任」的字句。
反攻大陸是「痴人說夢」
一段時間之後，蔣經國透過他人，來了聯絡。
「他說他想跟我見面討論國策。但我覺得我是臺灣獨立運動的人，再怎樣也不會受到歡迎，所以前後找了各種理由，拒絕了他兩次。但《三國志》裡面不是有『三顧茅廬』的故事嗎？到了第三次，我也沒理由再推辭下去。」
三顧茅廬的故事，描述劉備為邀請隱居山間的諸葛孔明當軍師，總共三次登門拜訪，請孔明出手協助。
蔣經國是蔣介石的長男。年輕時在蘇聯留學，娶了俄國人為妻。雖然蔣經國一度因為蔣介石遺棄了住在蔣介石出生地浙江省的母親並且離婚，而去和擁有財閥背景的宋家三姊妹之么女宋美齡結婚，因此反抗父親，有段時間與他保持距離。不過，後來他還是成為蔣介石的後繼者，開始施展謀略，維持治安，揭發間諜。
但是，蔣經國同時也被人們看做是「白色恐怖」：在臺灣發生、對反政府分子進行嚴格打壓的指揮官，因此臺灣獨立運動組織稱他是「特務頭子」，對他恨之入骨。因此辜寬敏瞞著夥伴，祕密前往臺灣。
蔣經國在國際社會上體會到中華民國的孤立，正在摸索新的臺灣統治體制。不過，從他被迫傾聽敵對的獨立派意見，也可想見他已被逼到走投無路。
可以猜想蔣經國勉強與獨立運動成員辜寬敏見面的心情。
當時，辜寬敏被請進蔣經國的行政院副院長辦公室後，便向蔣經國建言了政黨自由化、新聞自由化，以及廢除外省人與本省人在制度上的區別等事。
蔣經國一開始只是仔細、不發一語地聽著，不過當辜寬敏說出「反攻大陸，只是痴人說夢」時，座席間的氣氛立刻為之一變。
對辜寬敏這位受日文教育，就讀當時聚集了臺灣頂尖學子的臺北高等學校的菁英分子來說，不管是過去、現在，日文都是他最親近的語言。
那時，辜寬敏的腦海裡，突然浮現他愛看的小說：谷崎潤一郎的《痴人之愛》，並且拿來尖銳地揶揄蔣政權對反攻大陸的不知變通，至今仍高舉幾乎不可能實現的理想。
雖然，本來《痴人之愛》是在描述男性痴情迷戀少女、成為愛情俘虜的小說，但辜寬敏口中的「痴人」，則是用來形容無法放下「反攻大陸」這天方夜譚的蔣介石政府。
原先蔣經國還保有沉穩的表情和口氣，但是聽到這句話後猛然反擊：
「我相信奪回大陸是可能的！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認為不可能，我還是有自信實現！」
這讓辜寬敏也勃然大怒，激動地反駁，兩人的談話轉為爭執。
或許是因為聲音大到傳到外面，蔣經國的部下、時任行政院祕書長、後來的外交部長的蔣彥士也衝進房內一探究竟。
面對並不知道兩人談話內容的蔣彥士，辜寬敏突如其來地將話題拋向了他：「我問你！反攻大陸和保衛臺灣，哪個優先！」
「是保衛臺灣。」蔣彥士馬上這樣回答。
辜寬敏再回過頭看著說不出話來的蔣經國。
「蔣經國那時的表情啊！我一生都忘不了。他看起來就像洩了氣的皮球，臉上浮現難以形容的苦澀表情。不過在他目送我離開時，還是深深低下頭說：『感謝你遠道而來。』就算我走出房間了，他還是挺直著腰站在那裡目送我，直到最後一刻也不失禮數，讓我相當佩服。」
雖然辜寬敏在談話中說贏了蔣經國，但最終臺灣還是沒能留在聯合國。與蔣經國會面後，辜寬敏回到了日本，並向獨立運動的夥伴坦白此事。但這卻讓他受到徹底的彈劾，不只被解除委員長一職，也被聯盟除名。
「不知該說辜寬敏喜歡做夢，還是有著理想主義的一面。或許他可能真心認為只要與蔣經國見面，就一定能改變什麼吧。」
唯一一位從初期就開始參與獨立運動的日本人，目前也在日本聯盟分部擔任理事的宗像隆幸，在新宿區的聯盟辦公室裡，一邊懷念一邊露著苦笑。
雖然辜寬敏要求聯盟對他開除會籍，而不是除名，但當時正逃亡美國、地位如同獨立運動領導者的彭明敏等人，仍強硬主張除名處分，辜寬敏最終還是被除名了。
直到現在，辜寬敏還是不認同這樣的處分。然而儘管他要求撤銷處分，聯盟仍不曾答應。讓人感覺到這是一段雙方主義、主張與理念相互糾結、互不相讓的過去。然而，雖然彭明敏就是把自己推下懸崖的人，彭明敏於一九九六年參加第一次總統直選時，辜寬敏仍表示「比起過去的個人恩怨，應以大局為優先」，成了彭明敏的有力支持者，在選戰中全面支援他，即使彭明敏最後落選。
引漢奸罵名
辜寬敏的父親叫辜顯榮。他在日治時代，光靠他這一代就讓辜家成為財閥，可謂讓辜家發跡的始祖。這位成功人士甚至當過日本的貴族院議員，不過也因為他利用自己與臺灣總督府的密切關係來獲得財富，因而惹來「漢奸」（賣國賊）的罵名。
辜顯榮有一則有名的小故事：
一八九五年，臺灣因為清朝甲午戰爭戰敗而割讓給日本，日軍從北部的基隆登陸臺灣。當時，清朝殘兵的長官逃回大陸而群龍無首，全湧入了臺北，狀態非常混亂。於是臺北有權勢的商人向日軍派出使者，委託他們整治秩序。辜顯榮那時年輕，就毛遂自薦處理此事。
辜顯榮靠著與生俱來的膽識與交涉能力，贏得了日軍的信賴。日軍在臺灣各地掃蕩土匪時，辜顯榮也當過嚮導。他創下的功績，讓他收到許多軍隊、總督府有關的工作，快速確立了政商地位，更曾獲日本政府授勳。
辜顯榮於一九三七年亡故後，辜寬敏同父異母的兄長辜振甫，年紀輕輕就接下了辜家的事業。而他，同樣也不是個簡單人物。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包括辜振甫、臺灣的有力人士，與日軍參謀在臺北近郊祕密集會。他們與日軍的中宮悟郎、牧澤義夫等人，討論著能否動用仍部署在臺灣且狀態良好的日軍，讓臺灣獨立。至於這場密談究竟是由哪方先提出的，則有各種說法。雖然臺灣許多書籍都指出此事由辜振甫所主導的，不過辜振甫在日後親自表達此事是由日方所提出。
不管真相如何，此事經過數次密談，也號召了其他臺灣的有力之士後，辜振甫於八月二十二日出發前往總督府。他在這裡與最後的臺灣總督，同時也是第十方面軍司令官的安藤利吉會面。他請求安藤轉讓日軍的武器，協助獨立計畫，但遭到安藤斷然拒絕。
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安藤將臺灣的統治權移交給就任臺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在他被列為戰犯受審時，於上海監獄自盡。
雖然人們普遍認為日本放棄臺灣，是依照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三人的《開羅宣言》所促成，但當時中華民國因為忙於大陸的戰後處理，並無暇處理臺灣事務。因此若有戰力近乎無損的在臺日軍出手協助，要在「兩個月的空窗期」內建立起獨立政權，理論上應是可能的。
若是這個計畫得以實現，那麼辜振甫應該會成為臺灣的新領導人了。臺灣的歷史學家中，也有人指出「戰後最早主張臺灣獨立的人就是辜振甫」。
一九四六年，辜振甫遭到逮捕，他因「共謀竊據國土罪」被判刑兩年又兩個月。出獄後，他置身香港。後來又回到臺灣，進入了辜家曾經金援的臺灣水泥任職。從那時候開始，他發揮了經濟人的才智，藉由臺灣水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等主要企業，再次復興辜家。接著，他又與希望在臺灣統治上借助辜家之力的蔣介石政權和解，成為臺灣財經界的巨擘。到了九○年代，辜振甫更順著李登輝的意，肩負兩岸對話窗口的大任，並於幾年後逝世。可以說國民黨利用了辜振甫，而辜振甫也利用了國民黨。
而在各種意義上，辜振甫也是個相當幸運的人。
他被逮捕入獄時，二二八事件正好爆發。要是當時辜振甫還在外頭，不知曾經參與過獨立計畫的他，會是怎樣的下場呢！正因有刑在身，反而安全受到保障。這讓我實際體會到，強大的運氣，果真是成為歷史人物所不可或缺的條件。
「九二共識」的調解
辜振甫的存在，對於當今的兩岸關係、臺灣政治也留下了舉足輕重的影響。二○一五年十一月，中國的習近平與臺灣的馬英九在新加坡舉行了兩岸歷史性的會談。而兩者對話的基礎，就是「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的主軸是兩岸皆遵守「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雙方在「包含臺灣，中國只有一個」的想法上一致；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臺灣（中華民國）互不承認對方主權，默許彼此立場的不同。這個概念有些難以理解。
這個術語是在一九九二年於兩岸之間使用的字眼，當時辜振甫還是臺灣對中窗口「海峽交流基金會」的董事長。然而，臺灣的民進黨、獨立派，就連當時的總統李登輝都不承認九二共識。他們都批評這不過是透過傳真確認意思的文書資料，與官方的共同意見還差了十萬八千里。
不過令人深感興趣的是，辜振甫自己也說過九二共識根本不存在。據說，辜寬敏曾向他同父異母的兄長問過：「什麼是九二共識？」而辜振甫則這麼回答他：「你在說什麼傻話？既然各自的定義不同，那就代表不是共識啊。」「我這一生就只有那麼一次，被振甫兄那樣罵過。」辜寬敏笑著，如此回想。
有些臺灣的政治專家也認為，九二共識是為了改善兩岸關係而無中生有的東西。雖然真相如墜五里霧中，但至少能夠確定，辜振甫仍持續對臺灣政治帶來深刻的影響。
不過，辜家在戰後與國民黨順利相處，辜家難道不會因為一人舉著臺灣獨立的旗幟，而發生兄弟間的不合嗎？
對於這個疑問，辜寬敏馬上表示不會：
「確實，我哥哥辜振甫位居國民黨政府的重要職位，在經濟界也具有代表臺灣的地位。因此我臺獨的主張，的確與他的立場差距甚大。打從一開始，我就不太喜歡中國人的想法和行為模式。所以我經常被問到我們兄弟之間有沒有正面衝突過？不過答案是沒有。這或許就是我們家族的特徵。父親是父親，兄長是兄長，而我就是我。」
辜家的小孩在少年時代就生活在徹底嚴格管教的環境，在餐桌上必須等到父親執筷之後，才能用餐。不過也因為這個關係，兄弟間的情誼相當穩固。「辜振甫小時候，父親特地從大陸找來漢文老師教他漢文，深受濃厚的中國文化的教養。而我，媽媽是日本人，受的是日文教育，我直到二戰結束前都不懂中文，頂多是戰後去上海留學學了中文的程度而已。不過，兄弟之間的關係，總比他與國民黨之間的關係還要強大吧？在兄弟關係的前提下，不論哥哥是國民黨、弟弟是獨立派，都是另外一回事。」
不過就我的觀點來看，辜顯榮、辜振甫，以及辜寬敏，三人有一個明顯的共通點。那就是他們都為了公共利益，有不惜一「賭」的氣概。他們敢於反對政府，但同時也兼具向權力倒戈的柔軟性。
長年研究辜家歷史的臺灣師範大學名譽教授吳文星也指出：「辜家的每個人，都流有善於見機行事、勇於冒險、不畏風險的政商之血。」
大平外務大臣的密命
在辜寬敏與蔣經國會談後約莫一年，辜寬敏又接到了一則來自日本政府的「密命」。這則委託來自時任日本外務大臣（外交部長）、後就任首相的大平正芳。
年輕時就喜歡打高爾夫球的辜寬敏，透過隸屬東急集團的親友五島昇介紹下，加入茅崎市內一間叫「Three Hundred Club」的超高級高爾夫俱樂部的會員。
一九七二年某日，辜寬敏打完十八洞，前往俱樂部會館路上的休息小屋時，看到大平的手揹在背後，來回踱步。他一看到辜寬敏，便走過來開口道：「辜先生，我有事情想和你談談。」
大平希望辜寬敏明早七點半到他家。雖然兩人的關係，不過是在俱樂部會館遇見會點頭致意的程度，但辜寬敏立刻就說好得答應了。
「因為他是外務大臣，所以我想再怎樣也該騰出時間去打擾他，而且我也知道大平先生家就在我朋友家後面。不過我想到他要在七點半迎接客人，就代表七點就必須起床，覺得日本的政治家也太辛苦了吧！嚇了一大跳呢！」
隔天早上，辜寬敏拜訪了大平。不過大平要討論的話題內容，卻超出了辜寬敏的想像。沒想到竟是討論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緊接著該如何處理臺灣斷交的問題。
大平是這樣和辜寬敏說的：
「日本和臺灣勢必只能斷交，因為總理（田中角榮）打定主意要和中國恢復邦交了。不過因為至今與臺灣的關係，卻又讓我非常困擾。困難的程度足以讓人徹夜難眠。雖然日本不得不和臺灣斷交，但日本尊重到目前為止跟臺灣的關係，今後也想盡可能維持關係。所以我想拜託辜先生，可不可以替我告訴臺灣，我答應臺灣會抱持誠意來處理這件事。」
面對大平的請託，辜寬敏回答他：「現在臺日之間還有外交關係，直接和臺灣說如何？」「要在離婚前講離婚後的事，很難啟齒啊。」大平用婉轉的說法緩和了場面，但表情非常認真。
辜寬敏答道：「我知道『誠意』對日本人來說是相當嚴肅、慎重的辭彙，不過，我不知道對來自中國的蔣介石這樣的人說『誠意』二字，他會如何評價？」「那該怎麼做才好？」面對大平的詢問，辜寬敏提案：「更具體地一條條寫下日本的處理方式，然後交付給蔣介石政府如何？」
不過，大平表示要製作成具體的文件，並不是自己一人就能決定的事情。於是，大平向辜寬敏說，等我十天，我會和橋本恕（時任外務省中國課課長）討論。這天早上的密談就結束了。
以上的故事均來自辜寬敏的回想，並未記錄在大平的回憶錄中。這雖是一則隱藏在歷史背後的篇章，也難以確認真偽。
不過，我認為辜寬敏的話有具體的真實性，就算事情有些加油添醋，或記憶上的變化，大致上應與事實相差不遠。
日本政府提出的七個項目
真正令人想不通的是，身為日本外務大臣的大平，究竟為什麼會想去找辜寬敏討論這樣的國家大事。因為日本政府視臺灣獨立組織為激進團體，並對其提防，而辜寬敏除了當過該組織的首腦外，也是臺灣政府黑名單中榜上有名的人物。
關於這點，辜寬敏也幾次歪著頭想不透：
「不管怎麼想，這問題我至今也無法回答。畢竟我當時也沒問大平本人為什麼找我來談。」
不過我們在某個程度能這樣推論。辜寬敏與大平的愛將宮澤喜一是交情很好的朋友。而前面也提及，辜寬敏與外務次官法眼也接觸過。大平應該知道這些來龍去脈，此外也可能聽說過辜寬敏出身臺灣名門望族，才可以加入日本財政界上流人士才能加入的高爾夫俱樂部。
我們也無法否定，大平可能沒有臺灣的人脈。二戰後，在日本的政治圈內，臺灣的人脈都掌握在佐藤榮作或岸信介等人手上。若以派系來說，那就是與今日安倍晉三首相有關聯的「親臺派」，也就是自民黨派系「清和會」所掌握。至於大平屬於池田勇人開創的「宏池會」，以及後來改組成「經世會」的田中角榮集團，都與臺灣之間的關聯不深。當時，田中內閣將日本與中國的外交正常化訂為政權的首要目標，並不斷往前推進，但這件事同時也受到自民黨內臺灣派系的嚴厲批判。
二戰結束時，蔣介石提出讓中國大陸上的兩百萬日本軍民快速、安全歸返日本，以及反對廢止日本天皇制度和領土分配等等「以德報怨」的政策，不管怎麼看都被認為是對日寬容的政策主張。因此保守派認為，與中國建交、捨棄臺灣這種背叛蔣介石的做法，有悖於他們所重視的「大義」與「友情」。
這股聲浪，在自民黨內形成了不能忽視的力量。因此還有另一種可能，就是大平煩惱苦思不已，覺得到了這個地步，只能死馬當活馬醫找上了辜寬敏。
雖然辜寬敏被臺灣政府限制入境，但他並非完全無法回到臺灣。他與其他獨立運動成員相比，在這一點上有微妙的不同。不僅如此，他還有臺灣大使館的人脈。
他向大使館告知十天後他會回到臺灣，並獲得了回國的「許可」。然而，就在他回國的前一刻，卻收到日本政府「請再等我們一天（以完成公文）」的聯絡訊息。於是，辜寬敏只能先回到臺灣，然後由中華民國大使館的幹部拿到外務省中國課課長橋本的信件後，再直接上飛機送至臺灣。
當時，擔任臺灣外交部長的沈昌煥才剛上任，留宿在臺北市的某間旅館。拿到日本外務省信件的辜寬敏，就在那間旅館的大廳與沈昌煥見了面。辜寬敏一面將這封自己也是第一次看到內容的信件翻譯成中文，一面念出來給沈昌煥聽。沈昌煥則邊舔著筆，邊將辜寬敏口中的內容仔細抄在筆記本中。
沈昌煥的模樣，讓辜寬敏感到不悅。
「這文件不是只要從我手上拿過去之後，再找人翻譯就行了嗎？外交部裡面也有可以翻譯的人吧？這麼小氣又沒肚量的人當外交部長真的沒問題嗎？」辜寬敏心裡這麼想，但沒有說出口。
不過我也可以理解，沈昌煥與一身是膽的辜寬敏不同，身處權威主義體制底下，不過是一介政黨官員，他在拚命抄寫會左右國家命運問題有關發言的心情。
「那一張紙上寫著一條條的項目，我印象中是七條。」辜寬敏的記憶所及，日本政府書寫的這張紙上，似乎寫著這樣的內容：
．斷交只限外交關係。
．斷交後，人員的往來、貿易，一如既往，不受影響。
．空運將盡早於近期內以民間協定的方式恢復。
．船舶往來一如既往。
．放棄日本政府在臺灣之所有財產。
．臺灣於日本持有之財產不轉讓中共。
．日本政府放棄臺灣向日本之借款。
這些條款，已足以讓對日本疑神疑鬼的臺灣安心。因為原先連日塞滿報紙標題的批判日本論調，都在一時之間變得鴉雀無聲。畢竟一九七○年代初的臺灣，正處在經濟終於起飛的時候。不論是投資，還是技術的引入各方面，早一步高度發展的日本企業都有強大的影響力。斷交影響到的經濟層面，也會殃及進入臺灣市場的日本企業活動。
而辜寬敏也想像到臺灣也希望能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的力量有限，我只是個什麼都沒有、一文不值的浪人。不過若是受人所託，為了臺灣，我認為還是應該超越黨派，提供協助才是。這也能理解為何組織視我為叛徒，覺得我的做法與組織衝突，要把我逐出門。不過，即使在國民黨的統治下，臺灣經濟的成長，還是能直接帶給臺灣人民財產的增加哦！」
在講到「臺灣人民財產的增加」時，辜寬敏的語氣特別強烈。
被日本拋棄
就辜寬敏所述，有一號人物，可以在某個程度上確認他所說內容的真偽。他是野村總研的主席研究員，同時也是辜寬敏的長男：Richard Koo。Koo是他的中文姓氏「辜」的中文發音，中文全名叫辜朝明。
日本幾乎沒有人知道辜朝明是臺灣有名的辜家成員之一。但臺灣人只要聽到「辜」這個臺灣的少見姓氏，就必定能想像「這人可能與辜家有些關係」。Richard Koo在臺灣演講時，也都會使用「辜朝明」這個名字。親戚之間也多稱呼他「朝明」。
不過，辜朝明的國籍其實是美國，他在臺灣、日本都沒有戶籍。不管到哪，他都是靠著寫著英文「Richard Koo」的護照在生活。
「所以，這世界上並不存在一個叫做『辜朝明』的人。」在東京大手町的野村總合研究所大樓與我碰面的辜朝明，臉上浮現惡作劇般的笑容，說出像是整人節目會出現的臺詞。
一九九○年代開始，許多經濟學家針對日本經濟頻繁發表主張，對於面臨泡沫經濟破裂的日本，辜朝明提出了「資產負債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與「惡性日圓升值」等理論，在經濟學家中脫穎而出，打響了名號。
辜朝明出生在日本，為辜寬敏的長男。母親是上海人，也是清朝最後一位蘇松太道道員蔡乃煌的孫女。有一天，她把丈夫辜寬敏留在日本，就帶著辜朝明和另個孩子，前往了她姊姊生活過的美國。
說到這場異於平常的離別，辜寬敏對我解釋，這是因為「他不能因為自己從事獨立運動，就讓家人被特務盯上，陷家人於危險之中」，而且他在前面提到的自傳中，也是這麼描述。
不過，辜朝明的看法不同。他說：「並非如此，這是因為老媽受不了父親在外拈花惹草。」其實我聽到這個說法過後，還遇到過辜寬敏，但因為這已是過去的事情，而且拿他兒子的說法來問辜寬敏，總覺得我好像不太識趣，因此我刻意不問。
在辜朝明的眼中，辜寬敏僅是個「喜歡高爾夫、喜歡女人、成天不在家」的誇張父親。
孩提時代的辜朝明，在日本沒有留下太多快樂的回憶。他出生於神戶，過了幾個月就搬到東京，然後在日本人的小學上學。而當時的日本，對外國人仍有歧視的眼光。
因此，走向美國這個新天地，對於十三歲的辜朝明來說，也是一種從日本「脫逃」的轉機。
到了美國五年後，他母親與辜寬敏正式離婚。
「我被臺灣拋棄，被日本拋棄，然後被美國接納，成為Richard Koo。」
這是我在採訪辜朝明中，最感到震驚的一句話。
辜朝明會說「被日本拋棄」，是因為他的孩提時代，在日本社會經歷過許多不愉快，生活在日本，卻沒有被日本「接納」的感覺。
會說「被臺灣拋棄」，則是因為他在前往美國之際，因為護照所產生的問題。
辜朝明一行三人下定決心前往美國時，護照剛好到期，需要更新。位在東京的中華民國大使館發現辜寬敏在黑名單上，為了阻礙一家前往美國，大使館拒絕更新他們的護照。
「自己國家的政府不更新護照，就代表那個人不再是那個國家的國民，所以我才會覺得自己被臺灣拋棄了。」辜朝明的口吻並不帶有怨恨或批判，只是淡淡地說到。
在被國家拋棄這層意義上，他的祖父也被清朝拋棄；他的父親辜寬敏雖受日本教育，卻也因為日本放棄臺灣而被日本拋棄，而接收了臺灣的中華民國，也視他為危險人物，列於黑名單之上。
他們家族，就這樣代代親身體驗著「喪失」國家的滋味。
對於辜朝明來說，美國大使館有如救世主一般。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位女性領事以母親護照上有她兩個兒子的照片為由，承認他們可以旅美，特別發行簽證給他們。當時美國的制度裡有一項特殊規定，十四歲以下的小孩即使沒有護照，只要父母的護照上貼有小孩照片，就能夠一起進入美國。
在美國一切從零開始。過去在日本身為「老闆娘」的母親，在美國往返美容學校上課，取得執照，辛苦地將兩個小孩拉拔長大。
而辜朝明則是一邊看著母親辛苦的一面，一邊在美國力爭上游，成為菁英。
也因為辜寬敏的影響，辜朝明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主修政治學，不過因為學分取得過快，於是又選了雙修經濟學作為第二主修，最後連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博士課程都修完了。而這個過程，就是他後來走向經濟學家的第一步。「我抱著被拋棄的心情來到美國，因此覺得自己再也沒東西可以失去，而拚命念書。那時代的美國人，都很嚮往學生運動或嬉皮的生活，所以不怎麼念書。因此像我們這樣認真念書的人，就會發展得很順利。接著，我一不做二不休，想要在美國發展經濟政策，便直接把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Governors，FRB）當成求職目標。不過當時他們停止招募，所以我才會進入處理中央銀行實務工作的紐約聯邦準備銀行。」
如果事情就這樣順利發展下去，或許我們可以描繪出辜朝明未來的圖像也說不定。一個住在美國東岸的華人菁英，每天過著富裕的上流人生，然後五十歲之前就能提早退休，在佛羅里達的別墅中悠閒自在度日。
然而，他在聯銀工作第四年的時候契機到來。那年，野村總研打電話給他，原來是為了想挖腳他去工作。
那時候美國對獵人頭的文化相當寬容，聯銀本身也有通融職員可以在外面企業工作三次後，再回到原本職場的制度。當時他有許多同儕，有的去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或者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又再回來工作。於是，他心想「就做個兩、三年看看吧」，便答應了對方。
說服薩默斯
當時，日本這個捨棄了辜朝明的國家，正處在泡沫經濟的最高峰。
美國一直渴望得到野村總研所持有的日本金融資訊，因為日本在那時也算是美國的「金主」之一，因此日本設於國外的銀行與生命保險的會計制度、大藏省的方針、金融規則、限制的變更之類最新的資訊，都是美國非常想得到的資料。
而日本，則是也想從美國那裡得到他們早一步接觸與金融自由化有關的事情。
於是在美日之間游刃有餘處理相關資訊的辜朝明，便瞬間嶄露頭角，成為市場知名的經濟學家。
當時宛如人才寶庫的野村總研，更刺激了他的成長。「富田俊基、植草一秀等等……那裡真的是人才濟濟，完全不輸聯銀的學術組織，讓我覺得相當有趣。」
與目前在中央大學執教的富田，以及成為有名經濟學家的植草等人的相遇，也成了一個契機，一掃辜朝明自小學時代以來對日本抱持的負面印象。
在這個過程中，辜朝明也慢慢確立了他作為分析師的地位，在日本擁有了被稱做「神官」般能預見、決定未來的影響力。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名號之所以會傳開，主要是因為他斷言一九九○的日本不景氣，並非只是一時的景氣衰退，而是因為企業一齊壓縮過剩債務所造成的整體經濟低迷，造成資產負債表衰退的現象。當時，基於景氣循環說法的樂觀論點較占上風，因此起初並沒有人理會辜朝明提出的新理論。
然而隨著經濟持續不景氣，「資產負債表衰退論」逐漸產生說服力，後來就連日本政府也開始在重要局面中倚靠他的判斷。
一九九○年代後半，銀行拒絕新融資案件的狀況相當嚴重，當時首相橋本龍一所帶領的日本政府，對銀行注入資本一事上一直舉棋不定。
此時，辜朝明在電視和國會上呼籲，若想要打開銀行的金庫，就只能注入資本才行。然而，美國這時卻出面阻撓，發難者的首腦是出了名難交涉的人物：美國的財務副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於是，辜朝明便與加藤紘一一同搭機前往華盛頓。在財政部與薩默斯以及他的副官、後來的財政部長提摩西‧蓋特納（Timothy Franz Geithner）談判。
薩默斯雖然是位難以對付的對手，但辜朝明掌握了能說服他的勝算。因為他在紐約聯銀工作期間，曾處理過大部分美國大型銀行陷入無力償付（Insolvency）的窘境而引發的中南美債務危機。當時的聯銀行長，即是後來成為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的保羅‧沃克（Paul Adolph Volcker）。他們那時抱著決心實施的銀行救援措施，成功阻止了金融危機從中南美擴散到全世界。
辜朝明表示，處理這問題的祕訣，就在於「全部都救」。
「問題非常大的時候，就只能全部都救。因為在那樣的情況下，要是還在處理各別銀行的結構改革，或是叫銀行早點把不良債權給處理掉，最後還是會產生『合成謬誤』的局面。但是，當時距離中南美危機已經過了十五年，不管是薩默斯還是蓋特納，所有人都不知道那時的美國當局做了什麼事。於是我和他們說：連美國人都不知道的美國的歷史，日本為什麼不能做相同的事情呢？我就這樣說服了他們。」
所謂的「合成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是指站在微觀的觀點時，這件事情是正確的；但當所有人同時做了那件事情時，卻會在宏觀觀點下發生錯誤的結果。後來，辜朝明的說服奏效，美國默許日本進行資本挹注，日本也隨之得以避開金融危機。
不是日本人才做得到
從年輕時到現在，辜朝明仍擁有美國國籍。
不過，他本人也自覺到，當別人問他「你是日本人、臺灣人，還是美國人」時，總會覺得很難形容。
「這感覺就像什錦麵一樣，所有東西都混在一起，很難分辨清楚。以居住的時間來說，我待在日本的時間最長。不過心中卻認為從國中到大學生活過的美國舊金山才是我的故鄉，然而自己的根又在臺灣。」
話才剛說完，辜朝明就突然哈哈大笑了起來。不禁讓我覺得他這愛說笑的一面，真的證明了他與辜寬敏有血緣關係。
而辜朝明自身也想過，自己的定位模糊，可能就是讓他與美國之間的困難交涉中具有贏面的原因：
「可能因為我是美國人，又掛著臺裔的名字，所以才有辦法順利說服對方日本政策的正確性吧。我想對方或許也因為這點，稍微消除了一點戒心。要是我叫做渡邊，還是其他很像日本人的名字，那對方可能也會更提防小心也說不定。」
其實類似的案例，也曾在日本發生過。
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面對日本銀行身負過多不良債權的問題，日本政府正值該不該注入資本的緊要關頭。因為日本全體社會都受到了銀行的衝擊，因此所有人都處在難以說出「政府應該注入資金，保住銀行」的氣氛裡。而此時仍大膽地在媒體上大舉呼籲政府注入資本的，便是這位辜朝明了。
當時，在自民黨中知名的金融專家通、已故的渡邊美智雄，和辜朝明在電視節目上論戰了一番後，在休息室裡，對辜朝明小聲說到：
「能在目前的日本做到這件事（贊成注入資本）的人，除了你之外沒有其他人了。我希望你能儘管放手去做。你的名字若像一般日本人的名字就無法達成此事。」
他陳述自我定位時，都無法脫離父親的影子。
因為從小時候開始，他就有不少能和父親辜寬敏談論臺灣獨立的機會。
「我老媽出身於上海，是中國人，其實就連她也不反對獨立運動。或許是因為她實際看過臺灣社會，瞭解到臺灣社會與中國不一樣的關係吧。而我一直到小學畢業之前，都在日本生活，也在某個層面上受到了國民黨的迫害，因此對他們的印象不太好。」
辜朝明的專長是經濟，幾乎不在公開場合上提臺灣政治，不過有個例外。陳水扁在二○○四年的總統選舉中連任，《中央公論》在同年四月月刊中，製做了「『臺灣獨立』可與否？」的特集。而辜朝明就在該專欄中，提到以下的評論：「他們（大陸）並無法理解臺灣民主化所擁有的重大意義，甚至在九六年選舉時發射飛彈」、「在香港適用的『一國兩制』，並無法套用在已經有主權、具有獨立政治體系的臺灣上」。
這些發言讓人感覺辜朝明對於臺灣的獨立性、民主化，存有強烈的共鳴。
通常，像辜朝明這樣的分析師在討論臺灣獨立的議題時，多採取現實主義的觀點：直視已然成為大國的中國現狀，然後呼籲臺灣在現實上能做的應對。不過就我的意見來看，想要徹底依照現實主義的做法，反倒容易看不清楚臺灣真實的現狀，容易迷失，造成誤導。
不過，辜朝明的說法中，帶有若不緊盯臺灣的現實，兩岸關係就沒有未來的意味。我於是在採訪時，再次詢問辜朝明對臺灣的將來與兩岸關係的意見。
「畢竟，臺灣這個國家脫離中國已經超過一百年以上了。原先的移民社會，也已走了一百多年以上與本土截然不同的命運。而且這個結果也並非是臺灣人自己可以選擇的。因此即使現在要他們統一，並不實際。而且，中國人應該也稍微注意到了這一點了。」
受中國共產黨所託
辜朝明始終站在現實觀點上思考問題，或許也與在檯面下接觸過兩岸關係有所關聯。
一九九八年，兩岸窗口首腦的辜汪會談於上海舉行。一九九六年的臺灣總統大選與大陸對臺試射飛彈事件，使得兩岸關係交惡，且事態不斷蔓延。為了改善關係，兩岸雙方才舉行了這場會談。然而，雖然雙方都同意舉辦，但事前準備可說是完全沒做，因此幾乎毫無進展。
這場會談最大的問題，就出在兩岸領導者的互相不信任之上。
「江澤民不信任李登輝，李登輝也同樣不信任江澤民。即使到了七、 八月，也沒設定會談的目標，一切仍然毫無頭緒。至於中國為什麼會找上我，這個問題就像為什麼大平外務大臣會想找我父親來處理臺日斷交一樣謎團難解。」
某天，中國的對臺窗口機關「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的會長，同時也是江澤民恩師、參謀的汪道涵，突然聯絡上了辜朝明。
這或許是因為汪道涵的交流對口是臺灣對陸的窗口機關「海峽交流基金會」的董事長辜振甫的關係。辜振甫是辜朝明的伯父。辜朝明的母親又剛好與汪道涵一樣都是上海人。不過，汪道涵應該不會不知道辜朝明的親生父親是敵視中國的臺灣獨立運動成員才對。兩人接觸過不久，因為野村證券預定在上海舉辦活動，因此辜朝明便以要參加活動為理由，前往上海。
野村證券是野村總研的母公司，向來與中國有著深厚的關係。野村證券的董事長田淵節也在辜朝明的兩岸關係中，擔任超越了智囊團裡分析師的立場，在幕後發揮作用，強力支援了他的行動。
在上海與汪道涵會面時，辜朝明提出了以下的問題：
「在大陸的高官裡，有人批判李登輝，說他是臭掉的蛋，是中國史上最差勁的人物之一。雖然大家要怎麼稱呼李登輝是他們的自由，不過這裡我們先換個視角，就當你也是在一九九六年的選舉中，把票投給李登輝的那七成臺灣選民之一吧。試想，要是你憑著自己的意志所選出來的人選，被外部人士（指大陸）說成笨蛋、臭掉的蛋，你心情會好嗎？」
「那自然是不會的。」汪道涵答道。
「我想這可能就是兩岸關係目前的問題。因為自己選出來的人被人叫成是笨蛋、傻瓜，所以臺灣人開始對大陸產生反感。」辜朝明接二連三地說著。不過，汪道涵也反駁說到：
「這樣啊！這樣的話我是能理解。不過我們在推行政策之前，一定都會聽取許多身在大陸的臺灣人意見，接著再基於這些意見來制訂政策，因此我認為我們的對臺政策並未背離臺灣人的心情。」
辜朝明再一次向汪道涵說道：
「問題就出在你們問的對象。請問，在大陸的臺灣人，他們在大陸做什麼？做生意，也就是說這些人全都是商人。對於商人來說，他們必須去討好談生意的對象，也就是掌握市場的各個局處。亦即，如果他們說了讓各位感到刺耳的事而對他們生意有負面的影響，那他們就是不合格的商人。所以，他們以賺錢為目的，他們能做的就只能說出各位想聽的話而已。這就是商人的鐵則。至於臺灣人整體在想什麼，看看他們的投票結果就一目瞭然了。所以，要是各位真的想知道臺灣人在想什麼的話，就不應該問在這裡的臺灣商人，而是去實際看看他們的投票結果。」
汪道涵也是一流的人物，從辜朝明的言詞當中，他也理出了一些道理：「原來如此，或許真的如你所說。」
他們的對話，持續了將近兩個小時。
「雖然有很激烈的討論，但最後我們兩個的關係倒是變得挺近的。」辜朝明如此回想。
後來，辜朝明將他與汪道涵的談話內容全部打成日文，然後送給了李登輝與辜振甫。李登輝看完了這分文件後，決心實行這場兩岸窗口首腦會談，而辜朝明就在一旁看著。於是辜汪會談在同年十月舉行。
然而，談到中國的對臺政策時，辜朝明的口氣卻變得慎重起來：
「我可以肯定地說，共產黨在臺灣的理解上徹底不足。中國令人困擾的地方，就在於下位者只會對上位者說出讓上位者開心的事，並不會說出真相。這也沒辦法，畢竟是個獨裁國家。」
辜家的宿命
一九七○年代，年輕的辜朝明曾在臺灣生活過半年。在進入紐約聯銀工作前，他為了幫忙母親再婚對象的鋼琴製造事業，而在臺灣工作。
當時，在電影院上映的電影都會在大家合唱國歌之後，在畫面秀出電影製作公司的名字。那時「中華電影公司」獨占了電影製作業，曾身為該公司經營者的辜振甫，名字總是也會出現在銀幕上。而這件事成了辜朝明無法忘卻的回憶。「國民黨也是最大限度地在利用辜家。畢竟國民黨也並非全是傻瓜。他們打算利用臺灣人對辜家帶有臺灣有力者的印象，去營造他們統治臺灣的正當性。當然，辜家也這樣利用國民黨。」
辜家遊走於政治界與商業界之間，發揮著「密使」的功能。辜朝明自身也表示「自己並不討厭這樣的立場」。接著，他又繼續接話：「結果，當今這個世界已經是靠點子來爭輸贏的時代了。」
幾年前，辜朝明曾經向某位對中國共產黨中樞有著影響力的學者，說過這樣的話：
「當今是個無法輕易發動戰爭的時代。不管國家之間的關係有多麼緊張，在不使用軍隊的情況下，只要努力思考，想到好點子，許多事情都會有可能。而這事情我也做得到。如果我有點子，我會積極提供給你們。因為我可以告訴你們中國人也不知道的臺灣資訊。」
日本甲午戰爭戰勝接收臺灣時，曾基於《馬關條約》，給予了臺灣人民兩年的思考時間，決定自己要不要成為日本國民。若是臺灣人討厭被日本統治，可以拿著財產回到中國。不過就結果來說，留在臺灣的人，都是決定成為日本國民而留下來的人。當時，在日本眼中的麻煩製造者，這些反抗勢力也多數都在此時回到了大陸。
「對方驚訝地表示：『原來還有這回事，我完全不知道。』不知道這些事情，就朝著臺灣喊：『你們都是中國人！』怎麼可能會溝通順利。我知道還有中國人不知道這類歷史，便覺得自己還有可以做的事情。」
辜朝明身為長男，長年受到辜寬敏希望他回臺灣繼承家業的壓力。不過，辜寬敏也瞭解，辜朝明在野村總研當一位世界級的經濟學家，處理經濟分析，也能直接、間接對辜家的地位有正面意義。
辜寬敏與辜朝明兩人，雖然一位是企業家，另一位是經濟學家，但都在歷史的舞臺底下，擔任過一段左右國際關係的「密使」人生。
從打下辜家繁榮基礎的辜顯榮，賭命向日軍傳達臺灣民眾訊息的那一刻開始，這一點就沒有任何改變。或許，這就是歷史賦予辜家的角色，也是辜家的宿命。
如今，世界仍充滿著知識與常識的隔閡，充滿誤解或偏見。而國與國，個人與個人之間，也存在著「看不見的牆壁」，阻擋資訊的傳遞。
而辜家世世代代，就背負著縱身跨過這些阻礙，直接將訊息、知識傳給另一方的角色。
我想，這一定是這些喪失故鄉者，才可能存在的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