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像嗎，一百年來，臺灣的女性死刑犯只有四人。日本百年來也不過二十餘位，遠遠低於男性死刑犯的判決人數。
這是我一邊看《東洋惡女十二名錄》時，腦中不斷浮現的數據。犯罪學從十八世紀發展至今，已經從單純仰賴嚴刑峻法，以增加犯罪成本的方式來趨避犯罪行為的論調，漸漸轉變為透過認知神經科學、社會心理學等學門，探究罪犯的身心狀況，研究犯罪動機；從眾所周知的犯罪心理學，逐步發展出防範機制，架設社會安全網等提前預防犯罪的實質行動。
在這漫長的犯罪研究歷史中，女性犯罪樣本一直都是稀缺資源，或許跟人類歷史長久以來，無論東西方的女性都習慣被教育成柔弱順從的角色有關，也因為女性的情感抒發與社會地位都遭到普遍性的壓抑，當人們得知罪刑重大的犯人是女性時，往往會冠上許多帶有貶意的形容詞，透過異化的手段，貶斥女罪犯，藉此持續穩固女性應該柔弱順從的刻板印象。例如「蛇蠍女」、「女魔頭」、「黑寡婦」，還有很常聽到的「最毒婦人心」等詞彙，過度強調罪犯的性別身分，而在描述男性罪犯時卻大多只用「歹徒」、「兇手」這種幾近機械化而且毫無創意也喪失特殊面目的名詞。歐美獵巫運動被判定的「Witch」，絕大多數都是具備知識的女性，原先泛指使用巫術的人，「Witch」現在卻幾乎是女性專用詞彙，女性被視為獵巫的首要目標，宛如今日媒體對女罪犯所投注的特殊眼光。
《東洋惡女十二名錄》的作者劍山，在翻閱日本昭和時代的文獻資料時注意到這些問題，整理了十二位日本女罪犯，並試著釐清在犯下難以理解的罪行之前，這些所謂的「惡女」，其實不過就是一個女人、一個人，與其著眼於性別，不如去探究身為人類的她們為何會犯下這樣的罪行——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那個必須改從夫姓的社會從根本上壓榨了女性生存與思考的空間？
又或者，我們也可以從數據逆推，如果女性犯罪人數遠少於男性，可能是肇因於社會背景使然，那又是什麼原因讓這些女性成為重大刑案的兇手？
本書的「惡女」是專指那些惡行重大的女性，以及她們所處的社會，是怎麼樣讓她們變成這樣的女性。回顧日本語境，日本女人所認為的「惡女」可能是表裡不一、自我中心、拜金等形象；而日本男人對「惡女」的看法卻是喜歡話人長短、被同儕排擠、不會看場合說話的KY、甚至有時候也可以做為外貌羞辱，用以形容長相不符主流審美的女性。
日本男人對「女人」的要求就是文靜乖巧，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意見；而日本女人懼怕那些追求自我實現的女人，將渴望在社會獲得成功的女人，視之為「惡女」，似乎是服膺於日本男人的觀點。看似歧異，實則互為表裡。
透過劍山的整理與爬梳，我們不難讀到日本女性地位的在這百年之間的轉變，猶如序文提到那些對照著重大社會事件的歌。日本流行歌經常反映了現當代的女人形象，例如1980年川中美幸的〈ふたり酒〉，歌詞從男性角度出發，主觀地認為只要女人跟著男人走，就必然能獲得幸福。而隔年，島倉千代子的〈鳳仙花〉和都はるみ的〈ふたりの大阪〉，則展現出「拙於言辭的兩個人互相理解扶持」和「無論男女，在愛情裡面都沒有輸家」的愛情觀。
關鍵的1980年，日本法定遺產繼承持份，配偶從原先的1/3提升為1/2；女權作家Betty Friedan的訪日旋風，讓女性主義團體的訴求持續被社會看見；以女大學生為客群對象的公寓激增，各行各業也不斷開發出以女性為主要對象的商品及服務。
在泡沫經濟湧動之前，女性的能見度與社會地位逐漸提升，「惡女」的形象與定義也漸漸發生改變。同樣是1981年，中島美雪的名曲〈惡女〉所唱出來的惡女形象，是一個擅長玩弄愛情，但又會為了愛情而在早班列車上打著赤足而哭泣的女子。與其說她顛覆了日本對「惡女」的觀點，不如說她正確地描述了時代的脈動，「惡女」不再只是人物設定的可能選項，任何女人都可以擁有「惡女」的一面，那不過是女性面對自我後的覺醒，被男性視之為惡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