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得太晚又太早的自由時代
儘管後來的研究者試圖給經革會一個歷史定位，認為「雖然通過的許多提案並沒有馬上實行，卻可以說，它宣告了這個時期朝向經濟自由化的思潮動向」。[1]但是，翻開當時的商業雜誌，看著上頭種種報導、揣測與困惑，或許，更重要的是：那動用了官方、學界、產業界一百多位代表，經過半年時間討論出來的「許多提案」，卻所以沒有馬上實行的原因。
「官員是主角、學者是配角、工商界人士是龍套：經革會到底是誰家天下？」、「經革會的大贏家與大輸家：誰出賣了經革會？」類似的標題充斥著商業雜誌版面，不像黨外雜誌那樣顯露刀鋒，嚴守莫談政治的分際下，卻依然隱約帶著銳角。
跟著這些將出的匕首，1985年9月30日，中秋節夜晚的一場論辨，呈現在讀者眼前。據記者說，這天，政府各機關都補假在家休息，經革會出席的委員人數反而比歷次更加踴躍。經過五個月，每週開會四次以上的經革會臨近尾聲，委員們累積了許久的情緒，意外地一口氣在這一天爆發開來。
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貿易組的辜振甫首先開火提問：「大宗物資改進方案，到了國貿局已經縮水，外邊傳聞經濟部本來就打算說一套做一套，到底政府有沒有誠意改革，為什麼提案上去，總是回覆『原則通過、參考辦理』？」而兩稅合一提案還在經革會討論就遭遇封殺，最後妥協成降低營利事業所得稅到15%-20%的決議案，到了財政部卻絲毫未減。緊接著，也引發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蔣碩傑再三關切。
這時，列席的財政部長與經濟部長，則一如過去幾個月，沉住氣，一言不發，只準備繼續內部既定的保守方針。這套氣定神閒的戰術，先前已經封殺了幾個牽動深重的提案。正如記者分析的，儘管成員來自產、官、學三方，但學者中有幾位本來就有任職政府的背景，產業界不願出頭的更佔多數，雖然場面不乏砲火，最後提案投票時，大抵還是按照行政院原有構想決定通過與否。[2]
這時，行政院院長俞國華的老班底，秘書長王清章，只好出面表明院方立場：「院長絕對尊重經革會決議，只是許多決議涉及修法，難以立即付諸實行。不過，經革會應該也多在政策的大原則、大方向上作決定，細節訂的太細，可能會因為對實務不夠熟悉，給執行的基層機關添增困擾。」
王清章的答覆，看似言之成理，卻又引發工商時報主筆王作榮強烈不滿。幾個月來，經革會的討論內容，已經降格到各種枝節細項的提案，越來越不如成立時各方的期待：確立下一階段台灣的經濟方針。而現在連具體提案都被擱置，行政院卻反過來要求大原則了。他說：「經革會已經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減稅案政府乾脆一點，就個同意執行，加個『原則同意』已經沒有意思，再加個『研究辦理』就更沒意義了。」
到最後，剛從經濟部長轉任經建會主委，主持經革會的趙耀東，只好出面打圓場，強調院長對經革會肯定的態度，不需懷疑，交付研究辦理，主要是減少執行上不必要的阻礙。各方才在針鋒相對間，結束這尷尬的一晚。[3]
只是，出面打圓場的趙耀東，這時恐怕也沒想到經革會的命運。一個月後，經革會落幕。在總報告中，趙寫道：「具有重大政策性興革意義之建議方案並不多見，由於研討議題過多，重大議案之討論，時間更感緊迫，亦造成探討層面不易掌握，時而陷入技術層面之爭議」。眼見成果未能符合輿論期待，他宣佈每個月將召集各委員，追蹤各項決議的執行成果。這一宣佈，卻在當晚被行政院長俞國華否認，更在隔天讓趙出面在記者會上指稱自己的發言是個錯誤，「經革會到此全部結束」。[4]
這場經濟事務的高層級對話，最後，在一種詭譎的政治空氣中結束。商業雜誌的記者，為此筆鋒走在政治雜誌的邊緣。報導直指，經革會決議原本就「簡直不能算是建議」，從公營銀行的改革、外匯支出審核的放寬、大宗物資進口的自由化等，都是談論已久，民間早已取得共識的老問題。所差的，只是行政院點頭同意而已。而半年來，經革會的結果，只是暴露財金經部門的抗拒心態，諸多部會首長如此強硬，背後是否有「一隻看不見的手」？[5]
但是，如是義憤填膺，反而讓經革會顯得越發奇怪：如果行政院從頭到尾都擺出強硬的抗拒態度，為什麼一開始要設立？如果是為了應付十信案後的惶惶人心，或者說得更直白地，為了年底選舉要演一齣戲，為什麼與各方人馬的配合這麼差，而媒體方面更是毫無打點？既沒有塑造出政府的改革形象，也沒有退而求其次，在穩健跟改革之間，展現出平衡與決斷？
這「看不見的手」，顯得比商業雜誌所設想的要更曲折。
要了解這份曲折，或許，答案不在經革會這場對錯太過清楚的爭執。而在更早一些，在開會之前，民間的人們是怎麼爭論的。那沒有結果的爭論，指向一個難以討論的對象。
正如報導指出，許多決議早已受到廣泛討論。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石油危機造成進口原料上漲，也導致最大市場美國訂單減少，促成台灣經濟起飛的加工出口輕工業成長策略，遭遇了嚴重挑戰。「台灣經濟的下一步往哪裡去？」，這個問題開始不時出現在報章版面。蔣碩傑與王作榮，這兩位在經革會上砲火猛烈又不得遂行其志的經濟學者，便是其中的主戰角色，分佔光譜的兩端。
纏鬥多年的兩人，在經革會上卻砲口一致對準了行政院，其中對立又一致的關係，提示了一條被遺漏的歷史線索。
「政府是否應該介入民間資金的調配？」長年在美國，深入研究貨幣理論的蔣碩傑，主張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干預，期望透過市場機制，將資源有效分配。蔣指出，政府以行政命令人為壓低利率，如果不提高貨幣供給，民間儲蓄將流向利率更高的黑市，如果提高貨幣供給，則將形成通貨膨脹，等於將全民的財富，以「五鬼搬運法」交到有辦法申請到低利貸款的企業家手上。政府應當反過來，控制貨幣數量，使利率自由浮動到均衡水準。如此，或許會造成一時的經濟不景氣，有些企業不免倒閉，但也將促成資金的有效分配，使有意提高技術與管理的存活下來的企業，來運用有限的國民儲蓄。[6]
與此相對，王作榮標舉本地經驗，強調經濟學理必須橫諸現實，落後國家沒有近代化的貨幣市場，並無所謂的均衡利率，面對經濟不景氣，必須由政府干預，大量提供低利率的貸款，以維持工商業的運轉。由於市場化程度低，貨幣與信用供應量，完全操之於政府控制的金融機構，並不一定因此增加。人為分配信用，更行之已久，短期內不會變化。儲蓄意願方面，由於市場化程度低，民眾對利率變化並不敏感，影響不大。至於黑市問題，來自中小企業缺乏現代化的財務會計資料，難以從現代化銀行借款，應當視為另一套金融體系，與銀行體系的資金流動並不直接連通。[7]
日後，當人們提起蔣王論戰，多看作一段經濟學思想的論爭，政府干預vs自由市場，甚至將之稱為「李斯特大戰史密斯」。但是，如果把「政府」的角色放進其中，他們的相異裡其實有著相同之處。
在後進工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往往有著市場機制並不完備而形成的市場失靈，而需要政府參考先進工業國的歷史經驗，予以介入。與此同時，也往往因為政府介入干預，反過來形成了另一種市場失靈。
蔣所希望達成的，是去除不合理的制度束縛，形成一個按照自由市場模型運轉的理想現代經濟體。王所反駁的則是，市場不完備與政府干預的現實既然已是前提，可以做的反而是善用政府干預。
在針鋒相對背後，對於當時轉型中的台灣經濟，他們兩人其實有著隱約而確實的共同認識。這也就是為什麼，兩人在經革會上，都將砲火對準了行政院。
過去，這個共同點很少被注意到。這一方面來自王作榮寫作的特色。強調現實狀況，「該管制則管制，該自由則自由」，王的文章多以報紙社論呈現，往往著重在具體建議，而沒有就市場化不充分的台灣經濟體制，做出整體性的分析。此外，在論戰中，缺乏輝煌的國外學術經歷，也常常使得王語多譏諷批評「留美學人」、「天真可愛的經濟學家」，讓蔣也以「社論作者」反詰，導致意氣與對立更為突顯，他們的形象也就定格在此。
不同於此，把王作榮的文章照時間排列，我們看到的，則是另一幅歷史圖景：「政府實際上能做到什麼？」這個問題一直在他腦中打轉。
在1976年，王作榮仍然高舉低利率的政府干預策略。到了1979年，論戰正熾熱時，隨著地下錢莊年利率攀升到70%的經人數字，他已經發現黑市金融的危險，開始呼籲改革公營銀行制度，給這些黑市存貸要求一個出口。儘管這時，他想的還是國家主導的一套，要求國家建立商業銀行外的各種銀行體系，給予充分支持。[8]
到十信案發，顯示政府難以再單靠行政命令控制金融，王一邊強調新的制度與文官體制建設，一邊將重點放到批判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9]再過兩年，當台灣外匯存底飆高，導致台幣供給量每年成長25%，地下金融引領炒作，全民投入股市房地產，一發不可收拾，這時，王已經放棄嚴格考核官員、有效進行經濟干預的想法，主張開放金融業，並將公營銀行轉移民營，甚至不須考慮轉移後是否被大財團操縱。[10]
當他提筆寫道「金融之開放與自由化，演變到今天，已經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這段話揭示的，既是在開放/干預論戰中雙方始終避開討論的核心：這個政府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做出有效的開放/干預，也宣告了這個問號的終結。十年之前，一方期待政府放寬限制，一方期待政府主動作為。十年過後，論戰已經不用繼續，那個能夠自主選擇道路的政府角色已經不在了。
當蔣王論戰的歷史意義，在與十信案、經革會連結起來而浮現，經革會上那砲火圍繞而始終無法瞄準的核心陣地也就變得清楚：問題不是原則上要不要推動經濟自由化，或者在技術上應該開放哪些項目，而是，在自由化已經不得不然的時刻，一方面，過去習於管制的官僚機構，沒有做好角色轉換的準備，另一方面，管制下的既得利益者，無論管制或開放，都已經被餵養得太過巨大，將成為難以控制的角色。
在此，在「原則同意，研究辦理」的批示背後，我們或許可以讀到這樣的虛擬對白：「自由化的理論我也懂，但是現在政府還能管制已經是亂象叢生，既得利益者的施壓層出不窮，等到連法規上都不能管制，萬一出事要怎麼收拾？」
這樣，我們終於來到經革會，也來到十信案的核心：當台灣的經濟體制，走到一半管制一半市場無法繼續的十字路口，當它必須除去根據人事關係而衍生的種種特權安排與利益，那與情治體系同時在戰後建立的技術-財經官僚體系，也面臨了自己的危機。經過過財經官僚的全盛時期，被外界批評為保守有餘的俞國華，高速制止依然志在千里的老將趙耀東，在外界錯愕之下，或許，他其實是太過知道行政院能力的限度了。
正如經建會從俞國華擔任主委時的國家經濟決策核心，變成了趙耀東時期讓各部會感到麻煩的冷衙門，財經官僚能做到的已經不復當年。雖然察覺到危險正在萌芽，卻又擔心整治變革會引起更難以控制的風暴，最後，財經官僚終究無法有效回應這些建議，而在投鼠忌器之間，歷史的時間已經不再等待。
而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那些年裡，經濟學者總是為文擲地有聲，總是砲火隆隆，卻又在他們聲勢的高峰啞然而止。一個有能力完善並執行這些設想的政府角色，在這時，既已然不在，又尚未誕生。
經革會於是成為一場來得太晚，又到得太早，然後在多年後被遺忘的盛會。它來得太晚，經濟自由化的壓力，已經沒有幾年可以拖下去。但又到得太早，官僚體系還來不及轉換角色，而處於困惑中被捲入了風暴的民眾，長年缺乏公民社會的空間，還沒有機會成為自覺而有組織力量的經濟參與者，來參與將到的對話。
在我們知道的、接下來將發生的歷史上，那半推半就的開放，既使得財團成為最有發言權的一員，不完整的開放，也使得政府的干預，成為民意代表權力的獵物，甚至比財經官僚主導時期更沒有方向與責任感。
經濟學者的時代，財經官僚的時代都成為過去，自由的時代開始了，但並沒有為釋放出來的能量，準備好互相對話的機制，準備好共同依循的新的知識架構，準備好「我們需要怎麼樣的經濟體制」的共同體想像。人們只能把這些交給剛剛建立的民主政治，然後在喧囂熱鬧的政治季節之後，再回過頭來，察覺到打造這個系統的工作，還遠遠有待完成。
也在這裡，在1985年的台灣上空，或許應該再加上第五種恐怖：經過了長久強力管制與灰色地帶增殖，當既得利益階級與困惑的大眾共同迎向了自由開放，在不同社會位置的人們之間，是否能夠展開平等而有成效的對話？在三十多年後，當前四種不安已經成為遙遠的過去，這種不安仍然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既挫折也激勵我們去完成這個系統。
參考資料：
[1] 朱雲鵬，〈經濟自由化政策之探討〉，收於施建生主編，《一九八○年代以來臺灣經濟發展經驗》（臺北：中華經濟研究院，1999）。
[2] 林中禮，〈經革會到底是誰家天下？官員是主角，學者是配角，工商界人士是龍套〉，《財訊月刊》，第44期（1985年11月）。
[3] 〈經革會委員質疑行政院改革的誠意〉，《財訊月刊》，第44期（1985年11月）。
[4] 張炳煌，〈趙耀東、王玉雲、吳惠然被罰坐冷板凳：大有為的財經官員為何總是被排擠？〉，《財訊月刊》，第45期（1985年12月）。
[5] 黃一凡，〈經革會革出什麼成果？〉，《財訊月刊》，第45期（1985年12月）。
[6] 蔣碩傑，〈匯率、利率與經濟發展〉，《蔣碩傑先生文集．4．學術論文集》（台北：遠流，1995），頁33-55。演講於1976年8月14日。蔣碩傑，〈穩定中求成長的經濟政策〉、〈貨幣理論與金融政策〉、〈紓解工商業困境及恢復景氣途徑之商榷〉，《蔣碩傑先生文集．2．時論集》（台北：遠流，1995），頁1-47。原刊《中央日報》，1981年3月5-6日；《中國時報》，1981年6月20日；《中央日報》，1982年7月18-20日。
[7] 王作榮，〈與蔣碩傑院士談利率政策〉、〈續談台灣的利率政策〉，《王作榮全集．10》，頁49-50、51-54。兩文皆寫於1976年8月。
[8] 王作榮，〈談「地下錢莊」〉，《王作榮全集．4》，頁175-176。原刊《時報週刊》，1979年4月15日。
[9] 王作榮，〈仍舊喊口號原地踏步？從十信危機談起〉，《天下雜誌》，第46期（1985年3月）。
[10] 王作榮，〈金融方面兩件必須立即下手解決的要務〉，《王作榮全集．4》，頁188-191。原刊《中國時報》，1988年6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