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6日，疑案辦與獨步文化舉辦了第一次聯合讀書會。讀書會主要討論清水潔《被殺了三次的女孩：誰讓恐怖情人得逞？桶川跟蹤狂殺人案件的真相及警示》一書。這本描繪記者如何透過報導，努力追緝真兇的非虛構寫作，是獨步文化由虛構作品跨向非虛構作品出版的一個里程碑。為此，獨步文化邀集了同樣致力於非虛構犯罪事件寫作的疑案辦與讀者一同暢聊對此類作品的看法。」
「非虛構寫作社會報導」新書系的起源
在讀書會一開始，先由獨步主編張麗嫺提出台灣引進非虛構寫作的脈絡。首先，是九零年代末期由時報推出的《破案之神》系列（新版為「破案神探」）。這套應是臺灣戰後最早出現的歐美非虛構寫作書籍。可惜的是，臺灣不像歐美有雄厚的此類寫作傳統，所以市場與創作都沒有延續下去。
2006年成立的獨步，一開始的出版範圍為日系恐怖、娛樂、推理等等題材的小說。日本是推理小說非常興盛的國家，很多作品是改編自真實事件。在非虛構寫作日漸受到重視的台灣，獨步因而也開始考慮出版相關作品。在漫長的思考後，決定選擇清水潔的《被殺了三次的女孩》一書作為獨步出版社首度跨足非虛構寫作的出版品，並選用2004年的版本進行翻譯。其背後的原因則在於清水潔寫作的筆法引人入勝、案件的知名度相當足夠，以及能切中台灣當下社會環境對於議題的討論。
這樣的判斷獲得了讀者的認證。《被殺了三次的女孩》在上市後很快地就再刷了，因此獨步判斷臺灣讀者確實對這方面的議題感興趣。因此，接續也將出版清水潔另一部獲得日本作家推理協會獎的非虛構作品《殺人犯還在外面──遭到掩蓋的北關東女童連續殺人案》（暫譯）。
在非虛構寫作的作品裡，《破案神探》蘊含許多離奇跟誇張的元素，而《被殺了三次的女孩》則是用平淡的方式去表現沉重的議題。雖然出版社選書時會把議題性納入考量，但日本許多重大案件是身為第一線的選書編輯都不太敢碰觸的，像是「女子高中生水泥埋屍案」、「北九州監禁殺人事件」、「宫崎勤事件」，因為內容太敏感，閱讀過程非常痛苦，光是看維基的簡介都難以負荷。
讀者的接受程度
這次讀書會的組成有編輯、編劇、文字工作者等等，來自不同背景，向獨步主編與疑案辦副主任路那提出觀後感與疑問。在此，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在討論中提出一些「非虛構寫作作品」的例子，特別是閱讀過程中的不愉快經驗，而這來自於內容的沈重，例如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觸動閱讀時的難受點不同，但痛苦程度幾乎不相上下，「非虛構作品」的真實性與距離，讓讀者可以感受的作者寫作過程的精神過載。在可讀性相差無幾的情況下，製造不舒服的閱讀感也是一種出版的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真實案件確實會引起讀者的抗拒感，路那認為，接受大量獵奇的前提，是奠基於讀者自己知道內容是虛構的。因此作者要如何去處理這一塊，需要非常強大的寫作能力。清水潔並沒有用花俏的筆法引發讀者同情，他佈局縝密，控制每一個章節出現的角色數量，讓讀者有足夠的時間去記憶事情經過，並在訪問過程中獲得所有受訪者的信任，這是他的功力所在。
結構性之惡：社會的集體過勞
一位與會者表示，早期的紀錄片導演與跑司法線的記者，其實不難採訪到體制內的人，基於互信原則，記者可以拿到很多的案件線索，但書裡的記者俱樂部，卻成為阻擋真相的共犯。而另一位有週刊編輯經驗的作者提出，週刊記者有其固定的採訪週期，跟日報相比，週刊的工作生態能讓記者有深入的報導的空間，除此之外就是要有跟監的耐力，記者、警察與司法體系的勞動條件非常惡劣，工作狀態很難讓他們堅持自己的初衷。身為編劇的與會讀者以自身筆電失竊的經驗為例，說明每個管區其實都有慣竊，對警方而言，竊盜積分很低，所以很多警察不會花心力去處理相關的案件。另外，破案跟結案是不一樣的，每天警察可能都要受理一兩百的新案子，但現實是，不可能每個案子都能順利破案，在無法破案的情況下，時間到了就只能結案收場。
回過頭來討論社會結構性的問題，在集體過勞的情況下，像清水潔這樣鍥而不捨的追蹤案子是相對來說少見的。在難以判斷究竟是情侶間的小打小鬧還是提升到社會案件的層級時，第一線的辦案人員是非常容易誤判情勢的，而一但起始出錯，就會產生連鎖效應，因此清水潔希望透過這本書的出版，改善警察跟記者的系統，而同樣的情況，也是需要時間去逐步改變長期被漠視的問題。
法律上，這些環繞在案件周邊的警察體系與媒體沒有責任，但道德上有。「幫兇」的形成關鍵，在於案件發生後續的處理，大家會注意動手的人，而不會去注意讓他們動手的人。其中一位讀者具有法研所的學歷，提出在碩論階段研究日本騷擾法案時，發現臺灣資料太少，而現有的社會脈絡下，除了社會秩序維護法以外，很難單獨立法去規範跟蹤行為。
回到台灣，疑案辦的寫作初衷與閱讀習慣的市場調整
「疑案辦」的核心概念，在於介紹臺灣曾經發生的犯罪事件與事件背後的成因，讓這些罪案從新進入大眾的記憶中，並得以從中進行社會改善之反思，同時獲取故事開發的靈感。希望能透過社會案件的寫作，若把案件看作是社會系統出錯的bug，可以有很多方面的解讀。
隨著網路媒體的演進，讀者對於字數的負荷程度逐年降低，臺灣的閱讀習慣也逐漸從紙本移向電子裝置，但日本依舊有保持文庫本的出版與閱讀型態，因為因為多數的日本人每日還是有一定的比例花在通勤時間上，雖然紙本出版的市場萎縮，但文庫本依舊歷久不衰。顯示網路閱讀與實體書籍都各有市場。
一開始，編輯對於題材與讀者是否願意接受這類作品持保守態度，但首次推出新書系即獲得不錯的迴響，《被殺了三次的女孩》也能夠再刷，表示真的有打中讀者們的心，願意花錢購買把書看完，「非虛構寫作」確實在臺灣讀者的心中產生意義，參與的讀者們，除了對清水潔給與正面評價，甚至會想要去看原來的雜誌的案件連載，是否與後來成書有所不同。例如當時作者為了製造話題，不得不把死者下標寫成「美女大學生」，這是週刊生態的妥協之道。
「非虛構寫作」對於台灣讀者的意義
最後，與會讀者們分享了自己喜歡的非虛構寫作的類型，像是女性議題，或是能引發重大修法變革的案件。路那也以自身學術背景分享自己對於「非虛構寫作」的定義與看法。
非虛構寫作在臺灣仍有創作難度，一方面是不宜寫太近的案件，另一方面是被害者家屬的敏感性，當作者在進行寫作時，無可厚非地換產生對案件的自我理解，當稀釋重組後，內容就會產生虛構與非虛構的問題。
台灣其實非虛構寫作的創作不少，但普遍有共同的問題，像是過於注重傳遞正確資訊。很多時候，資訊過載對於讀者端來說是無用的，反倒下降了可讀性，因此先必須引起讀者興趣。而報導文學是90年代從歐美引進的名詞，相較之下，非虛構是一個比較大的框架，可以容納報導文學或是科普文學，報導文學的前提是比較要有報導者的存在，內容力求百分之百的正確，但非虛構沒有這個寫作限制。撰寫台灣案件是疑案辦的第一步，之後接著如何處理「案件改編」，是疑案辦下一階段的目標。無論是清水潔作品或是疑案辦的案件寫作，讀者們都十分期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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