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竊竊私語的鄰居們
「喂，聽說了嗎？附近的阿岩家，多出了一個年輕男子──」
「哎呀，是那個阿岩嗎？真是了不得啊，她都幾歲啦？」
「應該60歲有吧？男人很年輕唷，至少小她二十幾。」
「哎呀呀呀，有手段的人就是不一樣呢！看看人家阿岩不僅生財有道，現在連男人都手到擒來──」
這樣的耳語，在1932年秋天的老松町一丁目，是各家閒話的日常。話題中的阿岩，姓野田，實際上的年齡是58歲，然而，光看照片，卻無法想像這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女性──身穿和服的她，在黑白的照片裡溫和的立姿，看起來就像三、四十歲，猶帶風韻的婦人。
野田岩居住的地方，在過往十幾年前，是以「霧島湯」聞名於在台日人之間的營業場所。結束營業後，賣給了請田某某，之後才又變成了野田家。由於曾是營業場所的關係，野田家不僅有著較其他家屋寬闊的庭院，還有一個與近鄰相比堪稱雄偉的「入口大門」。野田岩已逝的丈夫野田民治小有資產，而傳說中曾任老鴇的野田岩也生財有道──她將二樓租給一些「年輕的燕子」，如在餐飲空間擔任女給的女孩們，自己則安穩地做個收租婆。
老松町所在的萬華區，自清國時期以來，便是著名的性產業聚落。即使因貿易因素，讓最興盛的地段從艋舺的凹斗仔（今華西街北段）轉移到大稻埕的九間仔街、六館仔街，艋舺的艷幟卻從未落下。殖民政府到來之後，在艋舺與大稻埕劃設遊廓一事，更加強了本區的情色印象。居住在此地的人們，儘管對此並不避諱，然而言談間卻多少帶著無意識的鄙夷。野田岩的出身與她的生財之道，老早便是鄰居們津津樂道的焦點。
佐川直茂的到來，讓野田家再度成了目光焦點。年輕、相貌端正的佐川直茂，最初是隨著寄居的新起町料理屋老闆高木前來拜訪。資金無虞的野田岩，和許多日本人一樣，參與了被稱為「賴母子講」的民間金融互助會，高木便因此時常前往拜訪野田。自稱為某會社老闆，卻因金盡而蒙高木收留的佐川，由於努力工作，深得高木信任，很快地，便也隨高木進了野田家的門。不知怎地，佐川與野田竟彼此看對了眼。很快地，佐川便搬離了高木家，和野田「租了一個房間」，待了下來。
說是租房，然而若佐川連便宜旅館的錢都付不出來，而必須要靠料亭老闆接濟，那麼是哪來的錢租房呢？鄰居們的風言風語，便是由此而來。
然而，野田與佐川兩人卻也似乎並不避諱。不久後，野田家的大門上，也堂而皇之地掛上了佐川的姓氏。說起來，佐川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小白臉──就像他努力替高木工作一樣，他也替野田收租、煮飯乃至洗衣服。而儘管二樓便住著許多青春少艾的女性，然而佐川卻是全然地無動於衷，一心一意地對野田好。
1932年的秋天，兩人打得火熱。儘管如此，野田與佐川並未結婚，只是起居一如夫妻。儘管老妻少夫的組合在當時畢竟罕見，然而隨著時間經過，眾人總算也慢慢地習慣了。
二、行蹤飄忽的阿岩
1933年，就在野田與佐川對彼此的濃情蜜意中來臨了。儘管總督府領台後，便極力推廣「新曆年」的實施，然而本島人大多仍難除舊習，喜歡在舊曆的正月彼此道賀「恭喜新年好」、舞龍舞獅、張燈結綵地展開新的一年。即使日本統治者透過學校教育，在努力地灌輸日式新年之餘，還採用「舊曆不放假」的形式試圖讓本島人習慣，然而與其說本島人習慣了新曆年，或許倒不如說習慣了「兩個新年」的存在吧？在本島人風味濃厚的台北市老松町度過新年，對定居在此的日本人來說，或許是非常新鮮的事情也說不定。看到一家團聚的畫面，阿岩是否因此起心動念，想到在日本內地的家人了呢？雖然她還有一個在新竹州當巡查的兒子石川，但本島人節慶期間，人手短缺，石川應該忙不過來吧──或許是出於思鄉之情，阿岩選擇在此時回到日本內地，探望野田家的親友。
大約一兩周後，阿岩便回到了老松町，與鄰居阿國、平川婆婆等分享出遊的話題。「說起來真的好久沒回去了啊──」說不定平川婆婆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吧？
然而接下來大約有十天左右，承租了阿岩家一間房的阿國、鄰居的平川婆婆、大川婆婆、請田婆婆等人卻怎樣都看不到阿岩。
「阿岩呢？不是從內地回來了嗎？怎麼還不見人影？」鄰居們聚在一起，彼此探問阿岩的行蹤。畢竟，她才剛從日本回台，舟車勞頓，應該很累吧？短時間不太可能再去哪裡才對啊！
「佐川說阿岩的兒子、在新竹州當巡查那位石川先生的小孩生病了，阿岩趕過去照顧他。」原來，除了在日本生活的養子外，阿岩另有在台灣的親生兒子。這樣說來，孫子生病了，前往探視也相當合理吧。
然而之後，佐川卻和一個女人一同拜訪鄰居阿國，說阿岩又要再去一趟內地，這位女性是她的親戚，前來照看此處，請大家多多關照。阿國嘴上應好，心底卻起了疑──阿岩不久之前才從內地回來，為什麼這麼短的時間內，又要再去一趟？於是她便問阿岩不回來整理行李嗎？佐川說，阿岩決定從新竹直接去基隆搭船。
阿國十分擔心，與鄰居們商量的結果，決定由請田婆婆、平川婆婆等前往新竹，告知阿岩的兒子石川巡查。如果石川巡查知道此事，那麼他們就算白擔心一場，也沒什麼損失，對吧？
1933年的2月23日，她們搭上了午後三點的車班，抵達了新竹。石川對這個消息卻是大吃一驚，立刻隨她們搭上了晚上七點的車班，一同返回台北。路上，石川拜託請田婆婆等人向佐川查探口風，他自己則往阿岩可能出沒的地方打聽探問。
隔日，石川等人發現佐川到山田自動車屋詢問往基隆的車子，石川於是緊追在後，看著他獨自上船離開。身為巡查，石川拜託水上警察官吏派出所調出那艘船的乘客名簿，上面完全沒有「野田岩」的名字。石川越來越緊張了。儘管不是沒有其他可能──阿岩可能先離開了、兩人並不是一起走，或者兩人分手了，阿岩獨自去了其他地方旅遊散心……。說是這樣，他卻無法就此安下心來。然而另一方面，他的身分與地位也不容許他花太多時間在自己的私事上──最後，他決定自己私下調查台灣這邊所有可能的線索，另一方面，除了將訊息告知阿岩的弟弟民治之外，也拍電報給佐川和阿岩的戶籍地所在警署，說明阿岩可能失蹤的情況，請求對方的照應。
如果是白擔心就好了。石川想必是一邊絞盡腦汁地思考要如何說明情況，一邊暗暗地祈禱著吧？
三、來自愛媛縣的不祥情報
然而事與願違，石川的希望落空了。老家確實地回覆了他的詢問電報，然而簡短的字句載明了阿岩並未回到故地。沒有人看到她，台北沒有、內地也沒有。接著，一封來自佐川本籍地愛媛縣郡中警察署的情報，讓石川不祥的預感越發深重。
據郡中警察署的說法，十數年間從未拿錢回家的佐川，回到老家後竟然給了父親一萬元的巨款。另外還送了親友一些金銀珠寶。這在老家自然引起了轟動──「佐川家那個四處漂泊的浪蕩子，發跡歸鄉了！」流言很快地傳到了派出所警察的耳裡。派出所報給警署、警署再下令將佐川找來調查。沒想到這一來一往之間，佐川早已先一步離開老家，混跡到擁擠的大阪城裡去了。
阿岩的下落，依然不明。
另一個橫亙在警察署面前的隱憂是，他們該指控佐川什麼罪名？說起來，他有犯罪嗎？如果沒有的話，那麼要以什麼方式才能通緝他？儘管台灣的台北南署在阿岩失蹤案的搜查方針上，已經不將阿岩視為自主失蹤，而是開始找屍體了，然而只要屍體一天沒找到，這樁案件就一天無法立案。
沒想到，這個藉口不久就由佐川自己送上門來。到了大阪的佐川，很快地便一頭栽進遊廓中。他結交了一個被家人賣掉的女子，為她的遭遇痛哭落淚。佐川對女子說，他是台灣大公司的社長，金錢方面相當自由，就這樣跟著女子回到住處，儼然一副情夫的模樣。
隔天女子去上班之後，佐川打開了她的抽屜，拿出銀行存簿，提領一空後到了新町遊廓「一福樓」豪奢地花起了不屬於他的錢財。由於當時日本才剛要從1929年的全球大蕭條中逐步復甦，佐川這樣的生面孔，配上一擲千金的行為，無疑地頗令人側目。假扮為顧客的新町警察署野間口刑事，遂盯上了佐川。
佐川盜用妓女皮肉錢的劣行，很快地便被揭發了出來。此事一登上新聞，郡中警察署與台北南署便同時傳來了移送的要求──郡中警察署說，我們這邊也發現他握有大筆來源可疑的金錢，想調查一下是否也是偷來的；台北南署則說，我們這邊有個失蹤的女人和他關係親近，雖然沒有屍體，但此人是重要關係人。
新町警察署選擇在5月7日將佐川移送到郡中警察署。台北南署的刑事們儘管氣得跳腳，也只能選擇先把屍體找出來、讓案子成立再說。
四、台北南署的搜查
台北南署又是怎麼被牽扯進這個案件的呢？說來奇怪的是，並不是身為新竹州巡察的石川直接去報案的，而是在4月中時收到了愛媛縣郡中警察署發來的佐川直茂身分調查照會與野田岩所在地的搜查請求後，才得知了整起案件。台北南署派出人力，詳細地調查野田岩最後被人目擊的行蹤。根據台北南署的調查，最後一次看到阿岩的，是附近的鄰居請田婆婆，時間是2月13號。隔天早上八點，阿岩的朋友平川前來拜訪，然而不管她如何呼喊、拍打門窗，都不見屋內有人應答。下午一點，請田婆婆遇到佐川，告訴他平川來訪的事情。15號11點，阿國在廚房煮飯時碰到佐川，佐川才告訴她說，因新竹的孫子生病，阿岩去了新竹。
接下來，便是上面曾經提及的事了。眾人起了疑心，而石川則證實了她們的懷疑或許並非空穴來風。
聽完了阿岩家附近鄰居的證詞後，台北南署便要求石川前來說明。訊問完畢時，針對阿岩家的搜索也剛好告一段落。警方發現，阿岩原先存放在金庫內的金銀珠寶通通消失，阿岩的台北信用組合儲金簿則記載著2月15日到23日間陸續出現的大筆提款紀錄。更可疑的情況是，阿岩沒有帶任何鞋子、衣服甚至眼鏡，就這樣失去了蹤影。
佐川殺害阿岩，之後遠走高飛。這樣的方向越來越明確了。然而問題依舊是：阿岩的屍體呢？沒有屍體，罪案就無從成立。台北南署在家宅中搜索完畢後，甚至還去查了台北每一個可能被棄屍的古井。
沒有、沒有與沒有。
阿岩的屍體，到底被藏在哪裡呢？
五、枯萎的辣椒樹
當佐川被郡中警察署成功地帶走後，台北南署接著便向郡中警察署要求移送。為了不讓佐川逃走，在此之前，非得找到阿岩的屍體不可！
搜查隊在毫無頭緒的狀況下，只得重回現場。當他們在野田家的走廊看著庭院稍微喘口氣時，有人注意到了庭院中央佇立著一棵枯萎的辣椒樹。這辣椒樹是阿岩種的，她喜歡吃辣。這也是在台日人的特徵──只要情況許可，他們會盡量地種植一些在母國早已吃慣，台灣卻沒有或口味不同的植物。
這股「自己的食物自己種」的風氣，是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所帶起的。彼時他為了安撫思鄉情切的日籍兵士們，特地以身作則地在南門外蓋起了別墅「南菜園」。這棟建築在1941年被指定為古蹟，到了戰後一度交由曾任副總統的謝東閔，與他曾任青果運銷合作社總經理的弟弟謝敏初兩家人居住。這個無論戰前戰後，都和台灣農業有密切淵源的古蹟，在謝家人搬離之後，就啪答一聲地被拆掉了。原址變成了建地和一小塊公園──如果你有機會路過台北市的捷運古亭站，附近有一三角形的南昌公園，那就是曾經的南菜園。
因為是阿岩喜歡吃的植物，她平常一定相當細心的照顧。為什麼會突然枯萎了呢？是不是有什麼事情影響了樹的營養吸收？心生懷疑的警方，在領導者清水的指示下，準備開挖辣椒樹周遭，看看地底藏著些什麼。
挖了半小時後，他們碰到一顆大石頭。那石頭大到令人懷疑它原生於其他地方。警方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石頭一搬開──
那底下的氣味，令人永生難忘。
儘管屍體被相當緊密地包裹在蓆子裡，然而蓆子無法擋住屍體的腐敗。隨著腐敗的程度日益嚴重，辣椒樹受到的摧殘也日益增加──是屍體散發出來的「腐敗瓦斯」硫化氫導致辣椒樹的枯萎。唯一可堪告慰的或許是，破了辣椒樹枯萎之謎的同時，也找到了阿岩的屍體吧。
六、佐川招供
眼見阿岩的屍體被發現了，佐川總算知道自己無從抵賴。再次被移送到台北南署的他，將所有的一切娓娓道來。
原來，佐川年輕時其實很會讀書。他考上了愛媛師範。然而他愛上了菸草店的女兒阿德。阿德的父親因意外落水身亡後，一家人便陷入了貧苦的深淵之中。
同情阿德的佐川，開始四處偷錢。同學、老師，乃至於公款，無一不偷。當他被發現後，理所當然地遭到退學處分。離開學校的佐川，懷抱著雄心壯志去了滿州，一心想藉著滿鐵發大財。
在滿鐵順利當了職員的佐川，愛上了同僚的寡婦飯田谷。然而好景不常，另外喜歡上年輕女性的佐川，再次重蹈了愛媛師範時的覆轍。他偷阿谷的錢去找女人的結果，是在滿州被判了詐欺罪，須坐牢六個月。
刑滿後，佐川輾轉從滿州到了朝鮮，最後回到日本。命運給了他最後一次機會：大分市有個資產家山本，看中他曾任滿鐵技師長的資歷，邀請他成為巴士公司的管理人。此時，佐川與同公司的中濱好子交往，「是我生命中的黃金時期」，佐川這樣說。
好景不常。1928年，巴士公司破產了。同時失去了工作與戀情的佐川，在隔年決定到台灣來碰碰運氣。剛到台灣時，他的身分是兜售防臭劑的行商，暫居在大和町（今台北市中正區西北角）的荒木下宿屋。
之後，就是遇到高木，從他那邊聽到野田岩的事情，然後彼此認識了。他是愛阿岩的，佐川說。然而從事實來看，佐川愛阿岩的錢，應該比愛阿岩的人更多吧。證據便是他之所以動了殺機，理由是阿岩覺得差不多是該把野田家讓給丈夫的姪子野田英雄和繼子光一繼承了。阿岩曾和佐川說，他們可以把房子讓給養子光一，然後兩人搬到熊本的日奈久溫泉附近，共度晚年。
如果佐川真的愛阿岩，這有什麼理由不是個好計畫？然而佐川卻起了殺機，仔細地思考要如何殺人奪產。他最終的結論，是阿岩家最為妥當。只要挑選房客們都出門工作的白天，以他優勢的體力，絕對能讓謀殺發生的無消無息。
事實上，他也成功了。如果不是那群關心鄰居到可能有點過了頭的歐巴桑，阿岩的屍體或許會一直被埋在辣椒樹下，也說不定。
世間事，有時諷刺莫過於如此：理應最親密的情人彼此殘殺，最愛八卦的好管閒事者卻成功地揭發了兇案。只是對阿岩來說，這些得與失也過於殘酷了。
佐川最後被判了重刑，關押在台北監獄──是的，就是那座位於中正紀念堂附近，也曾關押過林幼春、蔣渭水與賴和等台灣文化史上知名人物的台北監獄。
沒有印象？不意外，因為這座監獄也被拆的只留下一道牆。說起來，有次我路過此地，看到一對新人正在過往運送死刑犯離獄的小門前開心合影。那感覺就和看完這個案子一樣，五味雜陳啊。
參考資料
〈老松町慘案〉，《台灣日日新報》，1933.04.10
〈後家殺し事件後報〉，《台灣日日新報》，1933.04.11
野田牧泉，〈枯れた唐辛子の木 : お岩後家殺し事件〉，《臺灣警察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