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中華民國總統溘然長逝，舉國哀悼。在這肅穆氣氛中劃破寂靜的，是一輛又一輛來路不明的水泥攪拌車，旁若無人地闖進戒備森嚴的中科院。中科院全名為中山科學研究院，這所坐落在桃園郊區的神祕機構，一直以來進行著全國最機密的研究：製造核彈。此前30年，隨著兩岸軍事力量益發懸殊，台灣當局轉而寄希望於核子武器，試圖躲過國際社會的查核，以研發核能電力的名義投入巨資開發核彈，據信再過兩年即可研發成功。
然而就在蔣經國去世第3天，一群盛氣凌人的外籍人士抵達桃園，浩浩蕩蕩的車隊駛進中科院，拆除實驗室、封閉反應爐，甚而直接運走燃料棒，讓科學家們多年的苦心化為泡影。台灣在這趟通往「核武俱樂部」的漫長旅程中走了近30年，卻在最後一哩路上慘遭突襲而功虧一簣。而讓台灣核武夢碎的故事開端，可能要從一個平凡五口家庭的日本之旅講起。
一去不返的機密行程
貝蒂是3個孩子的母親，先生格雷是官拜上校的軍人。這天是1988年1月8日，一家人正要啟程到日本度假，孩子們興奮談論著夢想中的東京迪士尼樂園。由於丈夫忙於公務而留在台灣，她自己先帶2個兒子和1個女兒出發。4人風塵僕僕抵達東京的飯店後，期待已久的旅程即將開始，一位神秘的女子卻突然出現在貝蒂面前，交給她一封丈夫格雷寫的信。信上用輕描淡寫的筆觸，訴說著晴天霹靂的訊息：「你們會從日本去美國，再也不會回台灣。」
正當貝蒂一頭霧水、想著平靜的假期怎麼突然泡湯時，該名女子才揭露身分：原來她是中情局幹員，已經跟格雷講好，負責確保貝蒂一行人取道日本、前往美國的安全。此時貝蒂才驚覺枕邊人的真面目——表面上是效忠國家的陸軍上校，暗地裡是中情局培養多年的軍事間諜。貝蒂是洪美鳳（Betty Hong）移居美國後的化名，從此他們夫妻甚少以中文名字示人；而她的丈夫張憲義（Gray Chang），則被視為半世紀以來對台灣軍力傷害最深的人。
張憲義不僅是一介軍官，也是國家重點培養的核能工程師。1967年他從中正理工學院（今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物理系畢業後，曾獲政府栽培到美國深造，取得田納西大學核子工程博士。學成歸國後，他進入甫成立的中山科學研究院核能研究所（中科院核研所）服役。這間號稱專研核能發電的「學術機構」，實則暗中執行蔣家政權發展核子武器的決心。1960年代，中國在新疆羅布泊成功試爆原子彈，令蔣介石總統震驚不已，遂派遣心腹唐君鉑將軍出席國際原子能總署年會，力邀以色列核彈之父伯格曼（Ernst David Bergmann）訪台密談，在其建議下仿照以國模式設立了中科院。
另一方面，在中國掌握核武技術之後，台灣追趕腳步的野心一直為美國所擔憂。在蔣介石時代，美方的態度是默許甚至支持，在核能的技術交流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相關情資也都有所掌握。然而到了蔣經國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漸成為國際公認的「中國」，美國希望與中國打好關係，台灣當局發展核武的希望大勢已去。1976年，外交部次長錢復還曾向美國大使館承諾，表明政府絕對不會發展核武。隔年，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Leonard S. Unger）也奉國務院之命，口頭與書面要求行政院長蔣經國停止研發核武。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在寫給卡特總統的備忘錄中描述，台灣已被迫終止重水反應爐研究計畫，美國施壓效果顯著。
對美方關切陽奉陰違的台灣
儘管美國再三告誡，但與現今的北韓和伊朗一樣，當時台灣當局仍視核武為生死存亡關鍵，不可能輕言放棄。前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在其回憶錄中寫道：「當時蔣經國一方面積極發展製造核武的能力，希望在5年之內完成，不只向南非進口鈾原料，也向加拿大購買核子反應爐，並向歐美購買從核廢料中提煉鈾原料的技術，另方面則是一再對外宣稱，研究核能只用在和平用途。」在能屈能伸的陽奉陰違之下，以發展核電為掩護的中科院核研所，仍為台灣的核武之路保存了一線生機。
正是在這樣波詭雲譎的背景下，張憲義在此貢獻所長，參與研發核武的國家大計。他有一位同事名叫賀立維，兩人都是中正理工學院物理系的校友，後來也受到唐君鉑將軍的賞識，赴美取得愛荷華州立大學核子工程的博士學位。當年賀立維一抵達美國，馬上就有當地人找上他，從他的專業學科切入話題，希望聊聊台灣核能發展的動向。賀立維敏感的神經馬上警覺，這是情治人員在刺探台灣的核武秘辛，因此立刻回報台灣的長官。上級也指示他反向利用這條關係，循線了解中情局究竟想知道什麼。
而在張憲義這邊，美方從1982年開始就持續與他接觸，當時他雖然感念國家栽培，內心仍有些許動搖。41歲時，張憲義晉升至核研所副所長，掌握更多研發機密。2年後，蘇聯發生車諾比核爆事件，讓他終於開始認真思考：核能的存在，對台灣到底是福是禍。美方人員也透過途徑對他曉以大義，強調停止核武發展是和平之舉，對兩岸都有好處。苦思良久之後，張憲義終於被說服了，出生於海南島的他，不想看到「兩岸的中國人」自相殘殺。從那刻起，他從一個單純的軍方技術人員，搖身一變成為國際牌局中足以翻轉命運的底牌。
在通過嚴密的測謊後，中情局確認他並非雙面間諜，正式吸收他成為中情局的專案對象，每3個月在士林夜市進行會談。中情局在各個層級佈了諸多消息來源，並不需要張憲義偷渡機密資料，而是希望他能協助確認其他情資的可靠性。身為主導計劃成員之一的核研所副所長，張憲義身處決策核心，有能力向中情局透露研發所需的重要採購項目、以及中科院與政府高層的簡報會議內容。而這一切地下活動，大外交官李潔明（James R. Lilley）都看在眼裡。他是美國在台協會駐台北辦事處處長，也曾在中情局參與東亞各國的情蒐工作，是當時極少數得知張憲義轉為臥底的美方高層人士。
操縱台灣未來，先從接班人選開始
1987年年末，蔣經國病倒而命在旦夕。美國並不樂見權傾一時的參謀總長郝柏村上位，擔心他變成不受控制的軍事強人，因此支持尚無實權的副總統李登輝接班，維持太平洋第一島鏈的安全體系。而張憲義也擔心若郝柏村掌握核武，會為了一己之私與美國決裂、走上更激烈的反美獨裁政權道路、使台灣在政治與經濟上更加孤立無援，遂有攤牌的打算；中情局也認為正是收網時刻，因此在隔年1月，安排了保護張家人前往美國的秘密行動。事發前兩週，張憲義才剛從德國回來，與大學的同期畢業生在桃園餐敘。酒過三巡，談笑間他脫口說出「以後要是發生什麼事，也不是我的主意……」這番沒頭沒腦的話，令同席的朋友印象深刻，以為是家庭發生問題，還安慰他夫妻之間要互相忍讓。送走妻小到日本的隔天，張憲義在辦公室的桌上留下一封辭職信、拿著偽造的新加坡護照、從高雄小港機場搭機赴美，在西雅圖與家人會合。
前幾年「江南案」轟動一時，旅美作家劉宜良屍骨未寒，為了防止類似悲劇重演，中情局安排一家人住在維吉尼亞州泰森角（Tysons Corner）的安全屋。此地鄰近華府，也背靠中情局總部所在地，被核研所的駐美專員盯上。他打聽張家子女的英文姓名、聯絡了最近有華裔轉學生的學校、瀏覽所有張姓學生的家庭資料，只花了幾週時間，便循線查出張憲義一家的可能住址。某位記者接獲該專員線報，直接上門了解詳情。驚魂未定的張家連夜搬離，而該名專員在美國政府的壓力下遭遣返回台。黑道份子也試圖尋找他的行蹤，但在中情局的強力掩護下全都無疾而終。
張家人赴美後不過數天，蔣經國便撒手人寰，使計畫更加迫切。在張憲義的全力協助下，許多線索得以查證，美方認為時機成熟，研判台灣私下發展核武已是鐵證如山的事實。雷根總統派遣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丁大衛（David Dean）赴台，向李登輝祭出終結核武的限武協定，作為支持其政權穩定的交換條件。啟程前，丁大衛先在國務院接見了張憲義，告訴他「首先，我們代表雷根總統向您致意，歡迎您來到美國，我們非常感謝您對美國與世界安全的貢獻」，並針對後續情勢詢問他的建議。張憲義指出，郝柏村對台灣的軍民穩定有關鍵作用，應該將他留在位置上；而中科院作為尖端核武技術人員的大本營，應保留其組織地位，避免打散後人員外流、反被有心人士利用。
1月15日，蔣經國病逝後不過2天，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美方人士會同國際原子能總署、大批人馬直搗桃園縣龍潭鄉佳安村，闖入大門緊閉的中科院核研所。他們拆除相關設施、抽乾重水式核子反應爐、強行灌漿後封閉實驗室、裝船運走600多支核燃料棒。1960年代以來、在明暗之間起伏跌宕、長達近30年的台灣核武發展之旅，就此烙印下真正的句點。另一方面，李登輝自副手之位扶正，歷經2月政爭的洗禮後鞏固權力，隔年任命郝柏村為國防部長、之後又再任命其為閣揆，以明升暗降的手段逐步拔除郝柏村的軍權，掀開台灣民主化的帷幕。
愛國或是叛國的爭議
然而福爾摩沙的風起雲湧，似乎已經與張憲義無涉。此後他不問世事，埋首於沙塵飛揚的愛達荷國家實驗室，潛心鑽研第四代核電廠技術，偶有論文在學術期刊問世。妻子洪美鳳在90年代初期曾多次回台探親，顯見台美之間對本案的後續處理已有默契。而張憲義涉及的軍中逃亡罪、雖早在2000年已過了追訴權時效、無須擔憂被通緝，但他此生再未踏入台灣一步，自稱唯一的遺憾是沒能見父母最後一面。有趣的是，無論在李潔明的回憶錄中、或數年前中情局解密的檔案裡，都沒有張憲義的相關資料，因為美方一向都否認在友邦吸收間諜。
2016年，逾古稀之年的張憲義早已退休，或許是心隨境轉、想在蓋棺論定前留下自己的聲音，他接受了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陳儀深的訪談，並出版為《核彈！間諜？CIA：張憲義訪問紀錄》一書。他在書中強調，自己頂多算是背叛老長官郝柏村，但絕對沒有背叛國家。他是一心追求和平、維護人民最大利益的愛國者，還是讓多年心血功虧一簣、置台灣於軍事險境的叛國賊？無論是在平行宇宙早已成為核爆塵埃的廢墟大地上、或是在工程師們看著多年心血付之一炬的不甘淚水中，愛國或是叛國，都將是亙古的謎題，沒有永恆的正解。可以確定的是在那每一個世界中，都不存在命中注定的英雄或叛徒，只有在偶遇抉擇的界線上游移腳步的凡人。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