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說吧，有一樁案子是這樣的：有這麼一具屍體，經過20餘年不曾腐化，大家都知道他在那裡、相信他應該就是那個當夜失蹤的男人，而且每年都有人必須打他的屍首邊走過──但20年過去了，他依舊躺在原本喪命的位置，不曾移動，不曾消失，身上的衣服和倒臥的姿勢都有如一幀停駐在時光中的照片，而他的身分還是無法確定。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他的肉身恐怕已成為這世上最著名的路標之一。
你猜得到為什麼嗎？
世界最高墳場
每年春季都是攀登聖母峰的黃金季節──事實上，4到6月也是最適合攻頂的一個時段，即便如此，山上說變就變的惡劣天候，成為所有登山客的夢魘，而且70%的登山事故發生在下山的時候，因此攀爬喜馬拉雅山的聖母峰必須遵守「兩點鐘規則」，即一定要在下午兩點前完成登頂，不然就必須回頭。
美國懷俄明州的記者、作家兼冒險家馬克•詹金斯（Mark Jenkins）在2012年登上聖母峰時，就碰上一天中五人死亡的悲劇。他採訪的雪巴人告訴他，死在山上的，大多數都是拒絕回頭的客人。「你的雪巴人會告訴你，『你太慢了，現在不掉頭你就會死。』有些人就是不肯回頭。」他說：「山不會殺人，人會殺死自己。」
然而就像有人不能理解，既然攀登聖母峰如此危險，為什麼非要去爬不可呢？對「執迷不悔」的登山客來說，這一段路更像是證明自己對山的信仰；而在山上，高山症與稀薄的空氣，或許還為這股熾熱的信念火上加油：迷惑你的神智，好將你牢牢地留在迷人的雪地裡，再也離不去……
我們要成為印度之光！印藏邊防警察聖母峰遠征隊
這次事件的主角，是一位年僅28歲的印藏邊防警察（Indo-Tibetan Border Police, ITBP）澤旺•帕卓（Tsewang Paljor）。帕卓出生於印度最北境、崎嶇荒蕪的拉達克（Ladakh），從小看著喜馬拉雅山脈──或說在喜馬拉雅山脈的陰影中──長大，而且對於困難的攀岩活動情有獨鍾，因此後來會被莫辛德•辛格（Mohinder Singh）選中、加入ITBP的菁英登山隊6人小組，也不令人意外了。與帕卓同在這支隊伍裡的，除了副領隊哈比揚•辛格（Harbhajan Singh）、焦特•辛格（Jodh Singh），還包括另外兩名來自拉達克的同鄉：38歲的登山好手，已經上過一次聖母峰的澤旺•薩門拉（Tsewang Samanla），與47歲的多傑•莫洛普（Dorje Morup）。
1996年5月10日這天顯然是不個好日子，天氣預報將有暴風雪來襲，但只要抓緊時間，就能趕在壞天氣之前完成登頂並下山；而來自世界各地──美國、紐西蘭、台灣、加拿大、南非與印度等──的登山者，從4月起便開始於加德滿都集結、組隊，並朝聖母峰大本營╱基地營進發，最後決定於今日展開一年一度的春季攻頂行動。
攻頂者們的主要攀登路線有兩條，一條是從尼泊爾東南部出發、經過聖母峰與洛子峰（Lohotse）之間的南坳登頂，這已是目前熱門的商業登山路徑；另一條則從西藏的北部出發，經過聖母峰與章子峰（Changtse）的北坳登頂；這條路線之所以沒那麼受歡迎，並不是因為它不容易走，而是國際遊客除了必須取得西藏自治區的旅遊許可外，還要得到中國政府的入藏旅遊批准函。南側路線得面對諸如雪崩、落入冰隙、高山症、凍傷和通過昆布冰瀑的危險。北側路線地形相對單純，但根據歷年聖母峰登頂紀錄，死亡人數反而比南側要高，顯然相對單純也只是個說法。
而1996年5月10日這天，總共有四支登山隊準備攻頂。其中，紐西蘭的冒險顧問（Adventure Consultants）商業登山隊11人、美國的山嶽狂熱（Mountain Madness）商業登山隊11人，與中華民國聖母峰遠征隊4人決定走南坳登頂。本季度第一隊、同時也是唯一一隊選擇了北側路線的登山隊，就是印藏邊防警察隊。更令人吃驚的是，他們沒有帶任何雪巴人同行。
這次的登頂行動，對這群印藏邊防警察來說意義重大：倘若成功登頂，他們便是代表印度、由北側路線攀上世界最高峰的第一批人。帕卓一直深信自己的人生必定有更遠大崇高的目標，而這就是了：站上聖母峰，為國家爭光、光宗耀祖。起初，他騙母親說，登山隊是要爬另一座不那麼危險的山。但是代表國家攀登聖母峰這麼光榮的事，他怎忍得住不告訴別人？結果消息還是輾轉從朋友之間，傳到了父母親耳中。母親極力勸阻，就怕長子發生不幸，但帕卓心意已決，連身為和尚的小弟也對他充滿信心，向大哥獻上了祝福──然而，這祥和的賜福景象，竟是弟弟最後一次，看見活蹦亂跳的哥哥。
根據哈比揚•辛格的說法，整件事一開始就出錯了，然後是一錯再錯，無法挽回。
登山客的大＂delay＂
1996年5月10日凌晨，突如其來的強風打亂了眾人出發的腳步；原訂3：30出發的印度隊，最後搞到早上8：00才離開營地：因為5個人等著等著，竟然就睡過頭了……
儘管整整晚了五個小時，但或許就像傳聞說的，北側路線比南側輕鬆，所以眾人的進度比預期中來得快。只是，還記得「兩點鐘規則」嗎？它不僅適用於南側路線，沿北側前進的登山隊，也不敢大意。因此，不僅留守營地的領隊莫辛德•辛格要求眾人準時下山，帶領登頂的副領隊哈比揚•辛格更在出發時嚴厲要求眾人，無論如何都必須在下午的15：00掉頭下山，免得被困在入夜的山上。
時間很快地就到了下午14：30，眾人進度出奇良好，只可惜這時風勢已經再度轉強。加上「兩點鐘規則」，即便尚未登頂，但卻也是印度隊應該下山的時候了。
不幸的是，哈比揚•辛格與焦特•辛格此時已經遠遠落後於澤旺•帕卓、澤旺•薩門拉和多傑•莫洛普三個拉達克人。因此，儘管辛格雙人組頻頻呼叫隊友回頭，但要嘛三人沒接收到，要嘛選擇無視。已經凍傷的雙辛格只好決定先返回營地。這個決定，讓「辛格們」成為印度隊的倖存者──真是個讓人不愉快的巧合啊。
事後回想，哈比揚•辛格覺得，登山的狂熱已經完全控制住了他的夥伴們。
15：00。在基地營焦急等待的哈比揚•辛格，終於接到薩門拉的無線電回報：「嘿！我們在攻頂的路上了！」焦慮到最高點的辛格望著帳篷外的天空，緊張地說：天氣看起來不對勁啊，不是個好主意。還是快回來吧！
但薩門拉告訴他，再一個鐘頭，只要再一個鐘頭，他們就可以代表印度、站上聖母峰頂了，而且三個人的狀態都很好，不會有問題的。辛格別無他法，只能不斷拜託他們趕緊掉頭，畢竟太陽就快下山了。薩門拉把無線電丟給帕卓，帕卓的聲音聽起來還是那麼自信滿滿：「請允許我們上去」。
辛格只聽到這一句，無線電就斷訊了。
登頂已經成功，同志仍需下山
直到17：35，辛格終於接到了三人傳來的無線電：我們攻頂成功了！
辛格趕緊將這個天大的好消息發回印度。然而，伴隨著這個好消息而來的，卻是天候上的壞消息。就在下午6點左右，令登山客為之喪膽的暴風雪襲來，閃電暴雷不斷，並持續了一整個晚上。
辛格當機立斷，決定向準備於隔日凌晨進發的日本商業登山隊求助。透過懂得日語的雪巴人，辛格向日本的領隊描述了印度隊的狀況，日本領隊也向隊員轉達竭力幫助印度登山隊員的要求，並對辛格保證，他們會盡力救助3位登山者。
早上，風暴終於過去，山間的天空再度看起來平易近人，日本隊出發了。9：00時，日本領隊回報說他們遇到了莫洛普，顯然是凍傷了、倒在地上，他們幫了他一點忙，然後又繼續原定的行程。這就是日本領隊保證的「盡力救助」？辛格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2個小時後，日本隊又遇到了薩門拉和帕卓，依舊沒有停下腳步，提供任何援助。
帕卓、薩門拉和莫洛普，此後便音訊全無──但他們並非就此消失。相反地，幾乎所有人都知道（或者自以為知道）他們在哪裡。
為何如此呢？
走過路過，不會錯過：紅外套、藍褲子與螢光綠的靴子
5月11日由北側路線下山的登山客，在一處石灰岩洞裡發現一個狀似沉睡的登山客遺體。它很引人矚目，因為在白得耀眼的雪地上，他拉上紅色的外套、包住頭，雙臂緊緊摟住自己的胸膛，像是想為自己留住最後一點溫暖；藍色的登山褲、螢光綠的雪靴，雙腿微微朝上身屈著，右腿伸得比較直……從此以後，凡由北側路線攀登的人，幾乎沒有一個會錯過他，因為他躺著休息的石灰岩洞穴，也是其他登山客用來躲避風雪的地方。也是這身裝扮，讓人相信他就是印度登山隊「失蹤」的隊員澤旺•帕卓，也由於他安眠在8,600公尺的路徑上，漸漸成為登山客們的「路標」：只要經過綠靴子（Green Boots），就離峰頂不遠了。
你問，為什麼沒有人把「綠靴子」運下山呢？帕卓的家人，難道不想將他埋葬嗎？其實至今，聖母峰上已靜靜躺著超過兩百具屍體，經過冰雪包裹的屍首一具可重達150公斤；在8,000公尺以上、連呼吸都如此困難的地方，天氣此刻晴朗、下一刻暴雪狂風奔來，將屍體運下山幾乎成了不可能的工作，更不用說需要多龐大的人力物力了。
對帕卓的家人來說，他們得到的官方說法一直是「失蹤」，而印藏邊防警察也推說無法證明綠靴子就是帕卓，或當時印度遠征隊的一員。
「綠靴子」被發現後，當初承諾辛格們要盡力援助印度登山隊的日本登山客，成了眾矢之的。回到日本後，這些登山客卻反過來表示，這些指控純粹是單方面說詞，是「毫無意義的指責」。他們從來不知道印度登山隊碰上了麻煩，儘管攻頂途中確實遇到了印度的登山客，但他們看起來並沒有需要救援的樣子，這中間肯定有什麼誤會；而且在八千公尺以上，登山客得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他人沒有救援的義務──這當然被眾多登山客嗤之以鼻，認為完全違反了登山的精神；不過也有登山客持平地說，在那麼高的海拔，腦子裡的友情或同情，就跟在血液裡的氧氣一樣稀薄，你不能要求這些人完全明白，自己當時做出了什麼決定。
綠靴子之謎：無法驗明正身的男人，以及他們真的成功登頂了嗎？
這起事件所留下的謎團，不僅是難測的人心。暴風雪所到之處，留下的謎團可沒那麼好解決：1997年，探險隊副隊長達斯（P. M. Das）在《喜馬拉雅期刊》（Himalayan Journal）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相信綠靴子並不是澤旺•帕卓，而是另一名隊員多傑•莫洛普。根據他的調查，5月11日這天，攻頂的日本隊先是遇到了凍傷的莫洛普，隨後便碰上了薩門拉的屍體；他們回程時還見到莫洛普正緩慢移動中，但應該在這之後不久就死了。而第二組的印藏邊防警察登山隊伍，則在之後的下山時碰見倒在接近第4營附近一塊巨石下的莫洛普，裝備完整，還揹著背包。沒有人見到過帕卓。
此外，1996年聖母峰山難的倖存者強•克拉庫爾（Jon Krakauer）也對印度第一組登山隊的三人，是否真的攻「頂」感到懷疑：根據日本登山隊向倫敦《金融快報》（Financial Express）提供的描述，克拉庫爾認為，這些登山者應該只來到了8,700 公尺處，距離最高點還差了約150公尺。在能見度相當差，和濃霧遮蔽了山頂的狀況下，登山者們恐怕誤以為他們已經置身頂峰，也解釋了為什麼從南側登頂的隊伍沒有碰到印度登山隊。
登頂後，三人留下了祈禱旗等物，薩門拉於無線電回報，會再花點時間祈禱，並命另外兩人立刻下山，而在基地營的人也稱，他們曾看到兩頂頭燈在8,570公尺處的第二台階（Second Step）上移動，可是三個人都沒能回到8,320公尺處的高營（high ）。
綠靴子的黑色記憶：1996年511聖母峰山難
帕卓、薩門拉與莫洛普的失蹤，在當日的聖母峰上，不過是一小部分──在10日下午4點開始肆虐了20小時的暴風雪，不僅在北邊奪走了印度隊的3名隊員，在南側也奪走了包括知名的登山客與登山嚮導──冒險顧問與山嶽狂熱登山隊的老闆兼領隊羅伯特•哈爾（Robert ‘Rob’ Hall）及史考特•費雪（Scott Fischer）在內的5條人命。僅僅這天，就有8人命喪聖母峰頂。
1996年整年度共98人登頂，15人死亡，而511這天死去的人就占了壓倒性的半數。這使得1996年的聖母峰山難，迄今仍為人所銘記。
在山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當時成功下山的生還者，留下了眾說紛紜的記憶：「冒險顧問」登山隊的倖存者喬恩•克拉克（Jon Krakauer）寫了知名的《聖母峰之死》（Into Thin Air）記錄此事。而「山嶽狂熱」登山隊的阿納托利波克里夫（Анато́л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Букре́ев）和萊恩•加明高（Lene Gammelgaard）則分別寫了《攀登》（The Climb）和《攀登高峰》（Climb High）。
還記得一開始，聖母峰上有哪些國家的隊伍嗎？
「1996年5月10日這天，總共有四支登山隊準備攻頂。其中，三支主要隊伍走在南側的攻頂路線上，分別是紐西蘭的冒險顧問（Adventure Consultants）商業登山隊11人、美國的山嶽狂熱（Mountain Madness）商業登山隊11人，與中華民國聖母峰遠征隊4人……本季度唯一選擇了北側路線的登山隊，就是印藏邊防警察隊。」
沒錯，當時也有台灣人在山上。總共有13名隊員的台灣隊，最後只有4人決定登頂。在過程中，2人放棄，1人因失足逝世，最後只有領隊高銘和獨自登頂。
高銘和下山時遇到了那場暴風雪。他雖奇蹟似地生還，但鼻子、雙手雙腳的指頭和腳後根都因受到嚴重凍傷而需切除。數年後，他寫下《九死一生》這本書，記錄了當年台灣隊登頂的經過。
這段驚心動魄，眾說紛紜的經過，在2015年被拍成了災難片《聖母峰》。相對來說，北側的綠靴子顯然不受注目得多──但那也只是「相對來說」。
那雙鞋哪裡去了？不在綠靴洞裡的綠靴子
2006年5月13號，英國登山者大衛•夏普（David Sharp）筋疲力竭地倒在「綠靴子」的洞穴中，從此這裡又被稱作「綠靴洞」（Green Boots’ Cave）。
2014年5月，探險家諾爾•漢那（Noel Hanna）驚訝地發現，綠靴子竟然不在綠靴洞裡；他認為攻頂沿線應該會見到的10具屍體，只數到了3、4具，懷疑是不是管理聖母峰北側的中國西藏登山協會和中國登山協會移走了綠靴子和其他失蹤的屍體──攀登前五個星期，他曾在一場晚宴上向中國官員們建議這麼做。然而，到了2017年，依照攀登至第二台階者的說法，綠靴子又（？）出現了，只是被蓋了一些石頭。
綠靴子是否真的移動過位子？如果是的話，又是為了什麼？我們不得而知。我們知道的，是以假寐姿態超過20年的綠靴子，依舊用外套摀著頭臉，讓世界永遠不確定他究竟是帕卓、莫洛普，還是葬身聖母峰的其他兩百名登山客之一。
參考資料
1996 Indo-Tibetan Border Police expedition to Mount Ev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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