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2019），中斷3年多的台北－莫斯科定期直航班機再次復航。這個復航舉動，和外交部拓展俄國旅客來台，在去年試辦俄國來台觀光、商旅享有14天免簽有關。這個長久以來的遠東大國，在新世紀的到來時，再次揭下它的神秘面紗。一波新的俄羅斯熱，似乎就要到來。
儘管一般的大眾對俄國的熟悉度遠低於它勇猛的前KGB總理普丁本身，但台灣曾在20年前有過一波盛大的俄羅斯熱潮。這波熱潮，和美蘇冷戰在1989年的終結，有著絕對的關連。而它的消失，則或許和1995年一宗震驚台灣商界的謀殺案，不無關聯。
浴室浴血、反縛而亡：震驚台灣商界的俄羅斯台商謀殺案
1995年1月6日，在隔年即將要舉辦首次總統直選的興奮與緊張感中，台灣駐俄羅斯代表處傳回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消息：「三崎進出口公司」的經理陳美珍，與「微圃電腦公司」的經理丁世才被發現陳屍於丁世才位於莫斯科市南方「卡路斯卡雅」地鐵站附近的寓所。
在消息出來的第一時間，台灣的報導還無法掌握死者的致死原因。隔天，終於有更清楚的消息傳來了。根據負責偵辦的俄羅斯檢察官拉助特金所說，警方在現場沒有找到凶器，但採到三枚指紋。因為大門沒有被破壞，而兇手也沒有搜刮死者身上的金錢與飾品，因此研判可能是熟人所為。
與此相對的，是丁世才的客廳與廚房到處都有打鬥的痕跡與血跡。由於丁世才的胸部、腹部和背部共中了四刀，因此推斷這些血跡應該是他與凶手打鬥時所留下的。陳美珍則被雙手反綁，遭領帶勒死後搬運至浴室。
此一新聞，震撼了當時的台商界。因為當時甫由蘇聯解體不久的俄羅斯，可說是在甫推行「改革開放」的中國之外，另一塊高獲利的市場。而台灣與俄羅斯之間的經貿關係，則要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台灣一度很紅的戈巴契夫開始說起。
戈巴契夫頭髮最長、海珊最不愛打仗：90年代的台灣的外國印象
1991年，周星馳的《整人專家》上映。裡面的台詞迅速地紅遍大街小巷，迄今不墜。其中的「戈巴契夫頭髮最長，海珊總統最不愛打仗」，呈現出當時華語圈對「世界政治人物」的關注焦點，即是引發蘇聯解體的戈巴契夫，與造成波灣戰爭的海珊。1994年，已經卸任前蘇聯總統的戈巴契夫訪台，更他在普丁出現以前，穩據「台灣人印象最深刻的俄羅斯人」寶座。在此前後，台灣甚至出現了以諧音「哥爸妻夫」為名的系列零食。可見戈巴契夫在台灣受歡迎（？）的程度。
「哥爸妻夫」的出現，反應了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台灣對俄羅斯的關注。然而與大眾想像的不同，這些關注並不僅僅在冷戰的政治層面上，而或許更在於經濟的層面上──想想蘇聯的總人口數，那可是足足近3億的市場。
戈巴契夫憑藉以拿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政治成就，實際上是他經濟改革失敗的苦果。而這個苦果也非他個人獨得，事實上，他前面已有前蘇共前總書記赫魯雪夫與繼任總理科西金兩次的輝煌失敗。在日趨沉重的經濟壓力下，當時的蘇聯，已經面臨不改革不行的危險關卡。於是，繼任的戈巴契夫，在1985年提出《加速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開啟了經濟改革的列車，同時在1988年實施了《合營法》。《合營法》的出現，使得蘇聯立國以來，自列寧以降，首次在製造業、服務業與外國貿易中允許私人資本的出現。藉此，蘇聯鐵幕的緩步消失，幾乎可說是已成定局。
世界蜂擁而入。距離蘇聯最近的歐洲與日、韓、與之敵對的美國，乃至於當時早已在1987年開放兩岸探親，對中共發出破冰訊息的台灣，均對這塊「失樂園」有著相當濃厚的興趣。台灣以半官方的外貿協會為基底，很快地便組織了「訪蘇團」。蘇聯說，他們有大量的石油、木材，同時人口眾多，需求強勁，台灣則可以幫助他們把國防工業的技術轉到民生工業，兩方彼此技轉。1989年，蘇聯宣布允許台商設立分公司。1990年，莫斯科市長卜波夫訪台，會見時任台北市長的黃大洲，席上卜波夫甚至說出了「台灣要丟到海裡的東西，我們都要」。招商的熱誠毋庸質疑。而一直以來都勇於到世界各地開疆闢土的台商，對此自然興致勃勃──即使語言不通，且蘇聯在1990到1991年間因瀕臨解體而政治動盪不堪（還發生了政變事件），都擋不住台灣人開拓蘇聯／俄羅斯市場的決心。
政治阻擋不了台灣人，那什麼可以呢？
答案是黑手黨，與無限敗壞的治安。
黑手黨，與跟黑手黨差不到哪裡去的警察
早在丁陳命案的前兩年，莫斯科在台灣報紙上的形象，就已是「高風險、高收益的機會之地」。然而，在1993年底，就已有台商在報端分享自己在莫斯科的維安經驗。那是1990年就到俄羅斯經商，經營消費品進口生意的新巨輪國際商務公司負責人賴世明。按報導看來，他的合夥人可能是在第一波台商西進熱潮時就前往中國的台商，因為他的貿易模式是「三角貿易」：台灣接單、中國生產、俄羅斯販售。醉心經營的賴世明，說由於台商在莫斯科頻傳遭搶事件，因此他行動格外小心，平常都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盡量不告訴他人電話地址，也減少夜間外出。賴世明說，要不是看在利潤的份上，這樣的生活實在太無趣可怕，早就想回台北了。
儘管做足了功夫，但賴世明還是在搬家時，在電梯口被搶劫，家中物品被洗劫一空。接著，黑手黨上場，要和他「分潤」，抽淨利的2%作為保護費。煩不勝煩的賴世明，要求當地警察的協助。然而從年底刊登的報導來看，俄羅斯警方帶了佩槍小隊到他家，要他去警察局「坐坐」，談談是否需要「特殊保護」。如果賴世明有需要的話，「必須談談價錢」。不需要的話呢，最好是趕緊搬家。
這警察和黑手黨有什麼不同啊？
（話說回來，很多地方的警察也和黑道共謀「保衛鄉土」就是了。公平點說，這倒也並非俄羅斯土產。）
類似的鬼故事還有不少，多數都和黑手黨、警察和政府官員牽扯不清。丁陳命案的背後，是否也隱藏著類似此種不為人知的故事呢？
「同胞」「同胞」，背後捅刀
此前儘管俄羅斯搶案頻傳，但倒也沒有真的鬧出人命來。這次一次就有兩人身亡，此件命案可說震驚了俄羅斯與東歐的台商。中華民國東歐經貿協會理事長表示，這件命案雖然是個案，但「莫斯科治安不佳是事實，當地通貨膨脹嚴重、幣值不穩、利率高、黑手黨又猖狂」。然而其市場帶來的高利潤又令人無法放棄這塊市場。那麼該怎麼辦呢？理事長崔中建議，「透過中國大陸與俄羅斯進行邊境貿易，是可行之道」。
但崔中可能沒想到，根據俄羅斯檢警的調查，他們後來將嫌疑犯指向與丁世才關係密切的余姓中國人。為什麼是和丁世才有關，而非陳美珍呢？因為陳美珍之所以在丁世才的寓所，是因為陳美珍是丁世才的房客，她的三琦公司「靠行」微普科技公司，兩間公司共用同一間辦公室。然而這和發現這起命案的司機所提供的供辭似乎略顯矛盾──他是在命案當日的早上9點15分左右，依慣例到丁家住處準備送丁、陳兩人上班，而在九點半時看到一個中國人從丁家住宅大門走出來。之後才發現丁、陳兩人已經死亡。難道陳美珍不只租用了丁世才的辦公室，也一併租用了他的公寓嗎？
這名「小余」又是誰呢？據熟識丁世才的台商說，小余原本服務於遼寧省勞務輸出公司，但該公司要從莫斯科撤離，他不想返回中國。於是在好友「小唐」的拉線下，認識了丁世才。丁世才接濟他，而他則成了丁世才的跟班，負責煮飯與雜務。由於個性衝動，性好賭博，因此常向丁世才伸手要錢。兩人因此時有糾紛。
如果是這麼麻煩的一個人，丁世才為什麼不直接停止對「小余」的資助呢？台商說，兩人之間「似乎存在著複雜的恩怨」。
加上，根據日後陳美珍先生的說法，丁、陳兩人似乎不只是合租辦公室與住宅的關係，更有合夥的事實（或者該說，因為合夥，所以才合租）。既是如此，那麼合夥人丁世才的助手「小余」和陳美珍的關係又是什麼呢？令人驚訝的是，竟沒有人針對此事提出討論。
將「小余」介紹給丁世才的中間人「小唐」的行為舉止也很奇怪。因為他在過完年後上班的第一天下午，就告訴公司的俄國職員說，最好到丁世才的家中看看。而當相熟的台商聊起這樁命案時，小唐欲言又止的說「問題由來已久」。
到底是什麼問題，讓小唐期期艾艾，說不出話來，又彷彿已經預知兇案呢？又是什麼原因，讓丁世才願意收留和他似乎合不太來的「小余」呢？更重要的是，為什麼不管「小唐」或「小余」都沒有姓名，而只有姓氏流出呢？
令人疑惑的是，在報紙已經寫出丁世才遭刀殺，陳美珍被勒斃的消息後，外交部仍然聲稱丁陳兩人的死因不明，同時「無法判斷這起案件的發生是針對個人或台商」，但又從莫斯科檢方處的消息「認為此案有百分之六十到九十的破案可能」。對照前後略顯矛盾的訊息，讓人不禁想問外交部，到底是打哪裡來的信心呢？
比黑手黨更黑的俄羅斯中國黑幫
丁陳案發生後，台灣終於開始關注起俄羅斯台商的處境問題。結果記者發現，在俄羅斯活動的台商，第一要提防的，正是被他們找來保護與翻譯的中國人。因為中俄邊境彼此相連，國境線又相當長，因此許多中國的亡命之徒，首選逃亡點都是莫斯科。他們活動的大本營，是莫斯科的西南區。據說他們不僅枕頭下都藏有刀槍器械，甚至會拿出衝鋒槍和莫斯科黑社會在車站等區域械鬥火拼。
這些亡命之徒，也將火車劫案「推廣」到了俄羅斯。1993年起，在北京到莫斯科的西伯利亞鐵路上，出現了一批與火車服務人員相互勾結的北京黑幫。一名曾經經歷此一洗劫的證人說，「他們取走旅客的手表戒指不說，連禦寒的厚衣服也不留，還想要剝人家的褲子，還是列車員趕來說『別做得太過分了』才罷手。」因此，俄國對中國的簽證政策也開始有了改變，不僅加強稽查，更取消了連續入境簽證，連對中國外交官也從嚴核發。加上上述的火車劫案驚動了北京當局，情勢才逐漸平緩。
這樣看起來，「小余」或許其實有著黑幫身分也不一定吧？
鎖定嫌疑犯，但找不到兇手：兇案依舊成謎
儘管俄羅斯檢警信誓旦旦地說有六成到九成的把握可以逮到兇手，但日後的發展卻並不盡如人意。首先是案發後，俄羅斯警方遲遲找不到關鍵人物小余。檢察官拉助特金在一月時表示小余人還在俄羅斯境內，抓到是遲早的事；二月說他們礙於俄羅斯法律，不能隨意抓捕；到了三月，剛剛渡完假的拉助特金說，他剛渡完假回來，對案件進行的情況一點都不清楚。接著又說，以俄羅斯海關的效率，推測小余已經潛逃回中國的可能性相當高，而他本人呢，則要在該月的14號離職。
雪上加霜的是，曾經出面受訪，並極力向台灣媒體為俄羅斯警方辯護的「小唐」也失了蹤。案件至此，完全走入了死胡同。原先信誓旦旦的拉助特金，給出的建議是把案子轉交到俄羅斯聯邦總檢察署，再由他們轉交給中國的對等單位。
想也知道中國的「對等單位」會在台灣人於俄羅斯遇害一事上放多少精力去處理吧。台商呼籲政府採取保護措施，或者至少出錢懸賞。針對前者，政府說我們和俄國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中間又卡著一個中國，難辦；對後者，說我們沒有錢，辦不到。
台灣人並沒有因此全面撤出俄羅斯，我們習慣了。前面提到的賴世明，在被搶劫後仍認真地耕耘俄羅斯與東歐的貿易，最後成了貿協的會長，做得風生水起。然而此後，報端上也不再見到吹捧俄羅斯投資的新聞，更多是對俄羅斯治安的憂心。
這就是台灣人與台灣商人在國際上的處境了：在中國的打壓下，台灣缺乏可以突破層層官僚系統，對他國政府正式施壓的外交關係，因此萬事愛莫能助，最好自求多福。這，或許才是一面號稱「同胞」，另一面所可以捅下來的，最大的一刀吧。
在理想的世界裡，我們或許真的可以只「拚經濟」而不管政治。然而遺憾的是，這個世界並不那麼理想，於是能否「拚經濟」的前提，永遠是政治力的允許與不允許──誰可以拚？誰不能拚？可以怎麼拚？不能怎麼拚？遺憾的是，這些都不僅僅是「經濟」，而更屬於遙遠的、朦朧的，彷彿口水群聚的政治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