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都市傳說經常謠傳某處曾是日治時代的刑場，並藉此繪聲繪影散播一些刻板典型的鬼故事，例如日本軍人半夜會跑出來踢正步云云，然而日治時代全台僅有八座刑務所，每一間的位置都有明確的歷史記載，什麼日軍跑去刑務所踢正步，這一聽就知道根本是無稽之談。
打開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的網站，貼合各地城市地圖，挪動時間軸線，才會發現真正遍佈全台灣的，其實是位於城市邊陲的墳場和亂葬崗，那些收埋亡骨之處，如今若不是川流不息的商業區，就是人口稠密的住宅區。例如現在的林森公園，在日治時代是有名的三橋町靈園，這裡是在台日人專屬墓地，許多有名人士包括總督明石元二郎，以及乃木希典的家墓都曾在此；而圓山花博館前方的綠地公園，在日治時代則是台北市唯二的日人專屬墓地，即陸軍合葬墓地，這裡收埋的亡者是源自1895年日軍從基隆登陸後，在三坑火葬場焚燒的戰死或病死的軍人、軍眷、軍伕等遺體，據聞多達3千餘具，後來更立有「軍人軍屬火葬場之碑」，直到1900年才從三坑遷葬至圓山。想看踢正步的日本軍人亡魂，或許要到花博才有機會。
除了日人墳地之外，也有很多台灣人的墳地因為市街改正而陸續遷葬，集中納骨到萬靈塔或萬善堂之類的設施，有的甚至僅以牌位或石碑作為紀念，真正的遺骨早已不知所蹤。這看起來像是時勢所趨，姑不而將，但這種集中遺骨的祭祀方式，對台灣人來說一點都不陌生，早在明清兩代就為了要處理許多因為渡海死傷、島內瘴癘、原漢對立、分類械鬥等原因而過世的遺體，發展出大墓公、老大公的合葬風俗，北部地區如基隆老大公、芝山巖大墓公、蘆洲大墓公、土城擺接堡大墓公等等，都是非常知名且香火鼎盛的大墓公信仰。
而圓山臨濟護國禪寺這裡，就有兩座很重要的萬靈塔，一是山頂的八角形萬靈塔，當年陸軍合葬墓地除了紀念碑之外，還設有舉行祭祀儀式的忠魂堂，戰後這些地表設施陸續遭拆毀，牌位與骨灰則收進萬靈塔內，接受僧眾們的永代供養；而另一處就是隔壁的圓山地藏庵圓山地藏庵，此庵建於大正七年（1918年），因為當年要在大龍峒與牛埔仔地區實施街道改正，所以當地的墳墓遭到強制移除，時任臨濟護國禪寺的住職長谷慈圓與道友會長中川小十郎、本地仕紳黃贊鈞等人，不忍見遺骨曝屍在外，因此籌建地藏庵，收容這些相傳應是漳泉械鬥時期的無主屍骸，其中還包含大稻埕太平町派出所後方的「有無祠」，也是收容在此，現址是朝陽茶葉公園內的福興宮。
而台灣人的大墓公、大眾爺信仰，都是有所本的，其源頭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時代的「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就是這個觀念，從此影響了漢人的喪葬禮儀，清代更規定了「厲壇」的祭祀法度：
按厲壇祭祀死而無後及為物所害者。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祭法：王祭泰厲、諸侯祭公厲、大夫祭族厲。士喪禮疾病禱於厲。鄭氏謂：漢時，民間皆秋祠厲。則此祀達於上下矣。然後世皆不舉行。明洪武三年，定制京都祭泰厲，設壇元武湖中；王國祭國厲；府州祭郡厲；縣祭邑厲；皆設壇城北。里社則祭鄉厲。後定郡邑鄉厲祭，皆以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國朝因之。[1]
厲壇本來應該是長寬五尺，高二尺，正前方有三級台階，其餘皆以矮牆圍起來的空曠之壇，需要祭厲的時候才會陳設供品，但清代人注意到台灣各地早有許多大眾廟、萬善堂等無祀祠，因此也廣行方便，將之視為厲壇，不僅由政府官員派代表主持祭祀，民眾也踴躍參與，這也是為什麼台灣的中元普渡特別興盛的其中一個原因。
常有人誤以為拜陰廟會遭到作祟，然而在台灣這座萬神之島，像大眾爺、大墓公、水流媽這類的陰廟，才是台灣人秉性純良，仁慈溫厚的展現，讓所有人都能有個安頓之所，就是信仰最真實的意義。
參考資料：
陳緯華〈鬼魂崇拜與國家：清代台灣國家對地方的控制〉，《新世紀宗教研究》第十三卷第三期（2015年3月），頁59-87。
[1] 清．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卷六（台北：國防研究院、中華學術院，1968），祠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