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台上的男子》是和馬丁．貝克系列前兩作《羅絲安娜》與《蒸發的男人》有著截然不同節奏的一部作品：在《羅絲安娜》中，馬丁．貝克遲遲無法確認死者身分；而在《蒸發的男人》中，大半的篇幅裡我們甚至無法確定失蹤是否真的發生。相反地，《陽台上的男子》一開場便是肆虐已有一段時間的連續搶劫犯，不多時又加上了令人聞之色變的連續殺童犯。一具又一具的屍體堆疊起來的，是越發緊繃的氛圍。
然而遠在台灣的我們或許從未想到，這股氛圍，確然曾經出現在斯德哥爾摩敞亮的街道上。那是1963年的夏天。
公園裡的殺童魔
那年，斯德哥爾摩的夏天溫暖美好，除了遠在英國，由知名罪犯朗尼．畢格斯（Ronald Arthur “Ronnie” Biggs）主導的火車搶案之外，別無大事。然而這樣的寧靜，很快地將隨著悠揚的手風琴聲而破碎。
時間是8月12日。在這天下午，有許多人群聚在維塔貝格公園（Vitabergsparken），準備聆聽瑞典傳奇手風琴樂手卡爾．賈拉博（Calle Jularbo）的音樂會。出生於1893年的賈拉博，是奠定「瑞典傳統手風琴音樂風格」的重要人物。彼時70歲的他，已是瑞典國寶。因此，當他預定在維塔貝格公園演奏時，有超過1,500人湧入公園，希望與親友共享美好夏季，也就不足為奇了。
維塔貝格公園是斯德哥爾摩人共同的記憶──位於陡峭丘陵地帶的維塔貝格公園，地勢有著複雜的起起伏伏，以及許多遮人耳目的灌木叢。許多少年少女曾與親密愛侶在這些地方度過了美好時光。
然而這個擁有許多美好回憶之處，即將染上令人難以忘懷的恐怖。8月12日的晚上七點半，退休人士易瑞克．馬爾姆格倫（Erik Malmgren）在公園鞦韆後面的斜坡上發現了一具慘不忍睹的屍體──那是六歲的貝里特．格萊辛（Berit Glesing）。她赤身露體地倒臥在血泊中，原本穿在身上的黃色毛衣則被丟在附近，其上滿是女孩的血跡。不遠處，格萊辛的一雙鞋子被整整齊齊地排好。
家住公園附近的夏絲汀．布朗費斯（Kerstin Blomqvist）在易瑞克．馬爾姆格倫發現屍體前一個小時左右，她站在自家面對公園的窗戶前，目睹了一個場景──在操場旁邊的灌木叢中，有一個男人和一個穿著黃色毛衣的小女孩，看起來像是溫馨的父女出遊場景。然而事情很快地從溫馨滑落為噁心：男人固定住女孩，並朝著她的嘴巴挺出下體──夏斯汀嚇壞了，立刻衝到電話旁報警。
在一番擾嚷、終於確定地點後，警察要求她站著別動，等待巡警過去好指認地點。因此，雖然她聽到女孩喊著「我要回家」，但卻無法前去找人。而當警車抵達，載著她繞行公園尋找男人與女孩時，兩人已經不見蹤跡。時間是傍晚6:25。
那應該是貝里特．格萊辛最後被人目擊到的時間。
之後，除了一名聲稱看到「穿著棕色西裝的男子」相當可疑的目擊民眾，沒有更多線索。貝里特參加音樂祭的姊姊克莉絲汀不知道，其他的1,500多人也什麼都沒看到。儘管沒有遭受到性侵的實質證據，但年幼的女童在遭性羞辱後又被拳頭毆打與石塊攻擊，最後慘遭悶死的殘忍情節，讓曾經參與音樂會、享受了一個美好夏夜的市民們陷入了集體的緝凶狂熱。報刊記者與社會大眾密切地關注警方所發表的「棕衣男子」線索，誓不逮人不罷休。
幾天之後，「棕衣男子」終於不負眾望地被找到了。他是名洗碗工。然而經過嚴密地調查，發現他之所以被目擊，不過是因為他居無定所，晚上習慣在公園入睡。原本以為罪犯已經就逮的社會大眾，又重新陷入恐慌之中。甚至出現了懸賞，要提供兩萬五千克朗的獎金，給能提供線索的民眾。另一方面，在龐大的公眾壓力下，斯德哥爾摩警方在短短幾天中，便訊問了200多名嫌犯。
當街擄人的恐怖犯罪
可惜事與願違，警方不只沒有逮到殺害貝里特的兇手，在9月2日還又新增了一個受害者──那是四歲的安－克莉絲汀．史文森（Ann-Christine Svensson）。下午四點多，安－克莉絲汀的玩伴，四歲的約爾根．拉森（Jörgen Larsson）跑來告訴媽媽說，克莉絲汀被「一個醜老男人」帶走了。因前一起姦殺女童案而提高警覺的拉森太太，很快地便跑出門找人。拉森太太跑到孩子們玩樂的沙盒場地，沒有看到克莉絲汀。她沿著小徑持續尋找，終於在距離沙盒約25公尺處，發現了倒臥在地、抽搐不停的克莉絲汀。她的頭部和腹部大量失血，昏迷不醒。
警方很快地便前來詢問約爾根．拉森事發的經過。根據約爾根與朋友卡爾－埃里克．霍伊德（Karl-Erik Höjd）的說法，有一個「醜老男人」帶著糖果來，要給克莉絲汀吃。原本不想要吃糖的克莉絲汀，在男人略為動氣時屈服了。吞下那顆糖果的克莉絲汀開始昏昏欲睡，就在此時被男人拖到樹叢中。目睹一切的男孩嚇壞了，跑回母親身邊告訴她這件事。
即使從男人出現，到約爾根告訴母親這件事之間相隔不到10分鐘，拉森太太也很快地就找到了克莉絲汀，然而小女孩仍在送醫後不治身亡。
這起事件，讓本已精神緊繃的斯德哥爾摩大眾更加怒氣蒸騰──儘管是目擊證人只是兩個4歲的男童，但兇手仍夠膽在人前擄人，是不爭的事實。雪上加霜的是，在這起案子中，兇手沾滿血的大衣被棄置在案發現場，然而克莉絲汀沾滿血跡的內褲卻和兇手一樣，不知去向。
這起攻擊事件讓社會已經緊繃到極點的神經啪的一聲斷掉了。警方當天便組織了搜索隊，徹夜嚴密地搜查周遭地點之外，更調來警犬，企圖追蹤兇手的行蹤。然而一切的努力除了拘捕兩名無辜人士之外，一無所獲。而當克莉絲汀身亡的消息傳來，鄰近兇案發生地的格倫達爾（Gröndal）和阿斯普登（Aspudden）兩區，居民都自發地組成了國民警衛隊。一股私刑的氛圍瀰漫在空氣中。
出乎意料的逮捕
9月3日，員警因格瓦爾．約翰森（Ingvar Johansson）和他的同事分派到此案的例行調查。他們挨家挨戶的敲門詢問有沒有人看到什麼、還記得什麼。當他們敲到伊肯賽斯維根路（Ekensbergsvägen）32號的大門時，事件有了轉機。
前來開門的，是約翰．英格瓦．洛夫格倫（John Ingvar Lövgren）。英格瓦和他九十歲的祖母阿克塞琳娜．洛夫格倫（AxelinaLöfgren）同住在這間小房子裡。因格瓦爾．約翰森一看到英格瓦．洛夫格倫，就認出此人正是他昨天休假、與太太在莫爾特維肯（Mörtviken）散步時遇到的怪異男子。他行走的方式「就像結凍了」，從森林裡突然竄出，然後消失不見。英格瓦很快地就被逮捕了。被捕時他崩潰了，開始哭泣。他哭泣的原因並非出於悔恨，而是如此一來，他就無法隨侍祖母身邊，為她慶祝90歲的大壽。
英格瓦不是第一次因為此案而接受調查。事實上，當第一起女童謀殺案發生時，英格瓦便曾經接受過訊問。向警方提出英格瓦可能是兇手的，是管理祖母住屋的養老院院長。據說，英格瓦在當天晚上的行動比平常還奇怪，而且手腕還扭傷了。當時由於缺乏證據，因此很快地就被釋放。然而此次找到了女童內褲這個決定性的證物，英格瓦也只能從實招來。
從邊緣人到謀殺犯
出生於瑞典北雪平郊外（Norrköping）埃內比（ÖstraEneby）地區的英格瓦，兩歲時母親過世，兩年後則換父親身亡。失去雙親的他，最後交由祖母阿克塞琳娜撫養。阿克塞琳娜很快地就發現英格瓦和普通的小孩不太一樣──英格瓦有些智能障礙，因此將他送到政府機構中照護。按照瑞典官方當時的作法，英格瓦應該會在寄養院和精神病院中渡過一生。然而，1961年，當英格瓦31歲時，療養院認為他非常健康，可以永久出院。英格瓦因此回到祖母身邊──儘管31歲的他，只有9歲左右的智力，但仍足以擔任園丁的工作。根據接觸過英格瓦的人說，他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第一是安靜而害羞的，第二種則是冷笑而逼人。
從1961年到1963年，英格瓦犯下超過百起的企圖強暴與性騷擾案件，年齡由幼童到老人，性別則橫跨兩性。然而奇怪的是，他卻從來不是瑞典警方在搜查上的主要目標。進一步深入挖掘，警方赫然發現，他在謀殺貝里特的幾週前，在小巷子裡露鳥給小孩看，也在那裡自慰──他更曾在5月底襲擊鄰近的女童、九歲的艾琳．瑞克斯特倫（Irene Rickström），將她帶入樹林中，並以性器摩擦她直到射精。艾琳的父母發現了此事，憤怒地報警。被帶往警局的英格瓦承認犯下犯行，然而以他的精神疾病作為辯詞。警察在記錄他的犯罪後，釋放了他。
而就在犯下第二起謀殺案的幾天前，他也曾企圖襲擊一名老婦人。英格瓦陸陸續續承認了27項性犯罪，還有其他兩件謀殺案──受害者分別是26歲的阿涅塔．尼霍爾姆（Agneta Nyholm）和62歲的格雷塔．洛夫格倫（Greta Löfgren）。
英格瓦在1964年被判處進入精神病院治療，並於2002年去世。
智能障礙者無處發洩的性慾
據英格瓦的供詞與屍檢的結果顯示，英格瓦雖然想在貝里特與克莉絲汀身上得到性滿足，然而他卻失敗了。也正因為這樣的失敗，使得他的性挫敗轉而以暴力的形式發洩到因受到恐怖對待而哭泣的女童身上，造成了兩人的死亡。因而，「女童殺手」英格瓦從經年累月的性騷擾、性侵害，最終發展到謀殺案的地步，無可否認地與他的性挫敗有關。而這樣的挫敗，又和他的智商發育與常人不同、身體進程卻與常人相同有著絕大的關係──英格瓦不知道該怎樣以恰當的方式釋放自己的性慾。
不幸的是，自1880年到1940年間，西方世界對智能障礙者性慾的主流處理方式，深受優生運動（the eugenics movement）影響，為免於遺傳有缺陷的基因，因此嚴格限制智能障礙者擁有性關係。而儘管1950年代以降，「性革命」的思潮讓西方社會對此議題有了全新的觀點，然而當時仍傾向將智障者視為「天真孩童」，認為他們不存在性需求。直到1971年聯合國發布「智障者人權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Mentally Retarded），才開展了智障者擁有性生活的可能。然而對於英格瓦與不幸死於他手下的女性來說，這個觀念實在來的太遲。
從智能障礙到智商高於一般人：《陽台上的男子》
荷瓦兒與法勒兩名作者，將1963年的殺童案化入1967年的小說中，顯然是對這起悲劇的銘記。小說中有許多細節直接借鑒真實案件──被殺死的女童、遺失的內褲，甚至是兇手的職業。
他們寫進去的細節眾多，有待讀者自行發掘。然而在此之外，他們沒有寫進去的或許更加重要──為什麼不將兇手其實患有智能障礙的這件事也寫入小說呢？
不僅如此，在描寫到兇手的特徵時，荷瓦兒與法勒這樣寫道：「曾經接觸他這個案例的醫生說，他的智力高乎一般人，但是對工作有一種慣性恐懼感，使得他根本無法上班。」這樣截然相反的描繪，是否反射出當時即使是思想前衛的記者，也難以接受令斯德哥爾摩市民滿懷恐懼的恐怖殺童魔，竟是一個飽受性挫折的智能障礙者？抑或正好相反，他們不希望再替已飽受歧視的智能障礙者增加更多汙名化的可能性？又或者，這僅僅是出於創作本身的美學需求？對此的詮釋，正如同馬丁．貝克等人獲得的嫌犯側寫報告──這人既可能是縱慾過度，也可能是過度禁慾。荷瓦兒與法勒為什麼要將嫌犯從智能障礙者改成智商高於一般人的廣場恐懼症患者？
在案件之外，這或許才是出其不意的謎題吧。
參考資料
Magasinet Paragraf , “En avskydd man”
林純真，〈智能障礙者性議題之百年進展〉，《特殊教育季刊》，2010.12，頁1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