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你好好的在家裡待著，屋子卻突然被一群警察包圍，並旋即以犯罪嫌疑將你逮捕，身為知道自己什麼也沒做的一般人，你一定會覺得：這絕對是哪裡搞錯了，同時也只能安慰自己：我是無辜的，真相遲早會還我清白。
然而殘酷的是，《法官的被害人：德國冤案事件簿》卻用實例告訴我們，很多冤案都是這樣開始的──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
究竟是什麼造成了冤案？在哪個環節出了差錯嗎？還是有人故意扭曲事實、偽造證據、擾亂搜查？又或者是警方礙於破案時限壓力，隨便找一個嫌疑最大的來充當替死鬼？本書作者湯瑪斯．達恩史戴特（Thomas Darnstädt）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與精確易懂的比喻，搭配德國近幾年實際發生過的案例，剖析一般大眾所不清楚的偵辦與審判流程，整理歸結出冤案的成因以及發生錯誤的關鍵。
橫禍，從天而降：羅塔埃根浴室謀殺案與沃姆斯集體性侵案的司法災難
書中最初也是貫串全書的案例「羅塔埃根浴室謀殺案」便已令人感到膽顫心驚：一名公寓管理員被控殺害了住戶裡的獨居老太太。但是事實上，管理員簡迪斯基對這位老太太的照顧，簡直就像對待自己的母親一樣，他會帶老太太上美容院、看醫生，幫她買東西、洗衣服，甚至是去銀行提款。而老太太每個月都會多給簡迪斯基一百歐元，以答謝他的這些額外服務。
當老太太被看護發現溺斃在自家浴缸裡時，她的衣著整齊，左小腿懸掛在浴缸外面，浴缸的水龍頭也還開著，然而偵查人員調查了好幾個月，案情卻仍深陷迷霧之中，現場沒有施暴跡象、沒有證據指向意外的發生，屋子裡乾乾淨淨，一件東西也沒少，甚至查不出任何人有攻擊或殺害老太太的動機。於是，檢方將矛頭指向了簡迪斯基，除了因為他是最後一個見到老太太的人之外，還因為檢方想不到謀殺以外的其他理由可以解釋老太太的死因，也因為簡迪斯基沒有不在場證明，他無法證明自己無罪。
看到這裡，想必你會和我一樣覺得哪裡不太對勁。所謂的「無罪推定原則」和「罪疑唯輕原則（或稱有疑唯利被告原則）」到哪裡去了呢？應該要由檢警來負責證明一個人有罪，而非由這個人來想辦法證明自己無罪吧！在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這個人犯案之前，或是對於他的犯行有疑義之時，法院也應當從輕做出對被告有利的判決。可是這位管理員，卻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送進法院，以謀殺罪名判了無期徒刑。
另外還有兩個情形相似的誇張案例，猶如中世紀的獵巫迫害般，將一名幼稚園老師、好幾對父母與無數幼童，共同捲入兒童性侵指控的大雪崩裡。四歲小男孩的一句「我發燒了，屁屁好痛」開啟了第一樁悲劇，在防範性侵案件的兒童輔導組織成員的過度解讀，以及滾雪球般越演越烈的不實指控之下，小男孩的幼稚園老師成了性侵六十三個小孩的邪惡壞人。
前案尚未落幕，另一場司法災難「沃姆斯集體性侵案」就又拉開序幕。起因是一起離婚案件，為了爭取小孩的監護權，前夫妻倆互相指控對方性侵／虐待小孩，於是家事法院在多次開庭後，決定將他們的孩子託付給兒童保護機構。然而在機構員工的關注之下，情形卻越發失控，越來越多的指控被提出，越來越多的名字被記錄，最終足有二十七位大人被控常年性侵至少十六位孩童，堪稱是德國最大宗的性侵案件，也創下了德國法制史的新紀錄。
這些案例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提出指控的並非當事兒童，而是利用「富爾尼斯詢問法」想要找出「真相」的成人。這種方法會以假設語氣來引導小孩說話，問他們當時是不是「可能」發生了什麼情況，藉此建構整個性侵犯罪的經過。一直要到好幾年後，才有一位兒童心理學家提出一個簡單的發現，推翻了案件裡的所有證詞：只要在事前向小孩灌輸任何話，事後都可以從小孩那邊重新聽到。其實只要換位思考，即使是一般成人，面對長時間反覆鑽探式的詢問都會覺得受不了，何況是懵懵懂懂、極易遭受暗示的小孩子呢？他們很可能為了不再被反覆問詢，又或是因為錯誤的詢問方法而受到引導，說出大人們希望聽到的證詞。
「要不你就相信這個小孩的話，要不就是不相信他，沒有中間地帶。」對於自詡正義的狂熱兒童保護者來說，純真的小孩子是不會說謊的，但他們卻沒有考慮過自己的解讀會不會出錯。作者認為這些人在先入為主的「真相」認定之下，提出指控就猶如發動一場聖戰，憤怒促進了他們想要盡快懲惡的迫切心態，檢警與司法單位卻不曾懷疑或試圖釐清這些人聲稱「絕對正確」的鑑定結果，以致釀成悲劇，許多家庭因此分崩離析。
那位遭受指控的幼稚園老師比較幸運一些，在經過二十六個月的羈押，一百二十天的法庭審理後，最終被判無罪；沃姆斯案的父母們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儘管同樣被判無罪，他們卻因為法官在判決中聲稱「本案雖無從證實，但所有人犯下性侵之重嫌仍舊存在，這些小孩仍必須受到保護，避免接近這些家長」，而一輩子擺脫不了嫌疑，甚至再也見不到自己的孩子。
難以被檢驗的「真相的供應商」
我們能在書中讀到各式各樣的冤罪成因：檢警的調查疏失、法官的得過且過、被害人的虛假指控、鑑定人的錯誤認知與過度自信、證人的不可靠證詞、被告做出的假自白、社會大眾的預判與施加壓力，甚至還有以認罪換取減刑的協商交易，可以說是五花八門。從偵查到審判，有太多環節可以出錯。但只要一個環節出錯了，便有至少一個人的人生被毀掉。
作者指出，在此流程中，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真相的供應者：警方與檢察官，他們負責決定要提交什麼資料給法院裁判。因為審判的結果取決於他們所提供的證據，而證據的篩選難免會受偵查人員持有的觀點影響。比如，證人的供述往往只是重點摘錄，那麼「重點」由誰來決定呢？當然是偵辦人員。哪怕是被許多人認為最可信的DNA跡證，也頂多只能證明這個人曾經到過現場。在DNA知識為大眾廣知的情況下，有些時候就連DNA也不能盡信。事實上，就曾經有人為了栽贓男友，而把沾有男友唾液的菸蒂放在自己住處的菸灰缸裡，以此控告他謀殺未遂。
現實畢竟不是《CSI犯罪現場》，不一定都能夠找得出板上釘釘的證據。書中揭露了極為殘酷的事實：檢警與司法系統並不是為正義與真相服務，而是為了破案與獲取判決結果。對警察來說，破案率事關社會大眾的評價；對檢察官來說，花費上百萬的經費進入審判程序，卻得到無罪判決，將會是其職涯的汙點；對法官來說，經過數個月的審理，訊問了上百位證人，還請來一整個團隊的專家鑑定之後，要承認自己對被告罪嫌仍有疑義，那是非常需要勇氣的，因為耗費了那麼多資源，眾人勢必會期待「一定要得出什麼」。在這種期待的壓力之下，經常會得出誤判的結果。
這本書不像一般小說那樣容易入口，但作者幽默辛辣的流暢筆觸，賦予了沉重冤案一分輕盈感，即使是外行人讀起來也不會覺得艱澀難懂，而在閱讀作者於書末提出的改革方針──培養新的法官、擴編法官員額，建立監督機制與形成懷疑的文化、增加刑事再審的可能性，並且落實枉法裁判罪──之際，我們或許可以試著思考，其中必定也有值得臺灣司法借鑑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