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下手掌做菸灰缸:環保人士謀殺案

檔案調閱926次

聖誕夜訪

  搬到盧安達定居已經十年了,戴安·弗西(Dian Fossey)對迪吉特的事情依然耿耿於懷。

  一切得從1963年說起,當時在肯塔基州身心障礙病童醫院擔任看護的戴安,與同事相約到非洲進行七個禮拜的深度旅遊。戴安永遠忘不了初次看見壯闊大草原的感動,眼見生物棲地遭受人為破壞,心中的悲憤更讓她淚腺潰堤。

  「就是那年,我認識了許多對環境保護、野生動物等議題非常熱衷的專家學者。」戴安喝了一口紅酒,每次回憶起這一年,除了有許多說不出來的喜悅,往往還隱含著一絲絲淡然的哀傷。

  「我記得,當時在肯亞樹頂飯店的聚會,路易斯李奇也在吧。」

  「對,我就是那時候認識他的。他是一位非常博學又德高望重的學者,我的研究成果如果沒有他的支持與鼓勵,無法走到今天。」

  其實不只戴安,珍古德(Dame Jane Morris Goodall)、蓓魯特(Birutė Galdikas)也都是受到路易斯李奇(Louis Seymour Bazett Leakey)啟發的女學者,戴安與她們並稱「靈長類研究三大學者」,很剛好三位都是女性。

珍古德於2016年旋風訪台,蔡英文總統也親自接見。

  也是1963年,戴安第一次在盧安達見到野生的山地大猩猩,當時估計還有一萬五千頭,分布在剛果、盧安達、烏干達等中非山區,山地大猩猩那野性而又率真的樣態,觸擊了戴安的心靈,讓她對環境與野生動物保護的工作愈來愈感興趣。

  「但,誰知道呢,人類的破壞竟如此快速。」戴安說,根據五年前的調查報告,現存的野生山地大猩猩已經不足三百頭了。我知道這就是她感到哀傷的原因。保育工作永遠都趕不上破壞的速度,研究室書架擺著那本戴安在1980年出版的《迷霧中的大猩猩》,多少個夜晚,戴安含著淚水,替不會言語的大猩猩們,寫下沉痛的控訴。

  戴安從非洲回到肯塔基之後,便開始埋首研究山地大猩猩的資料,看了很多路易斯寫的期刊論文。

  「那時候路易斯舉辦的巡迴座談會剛好來到肯塔基州,我就去找他,我們兩個也就正式開始維持聯繫,並且投入研究工作。」

圖為專門研究紅毛猩猩的蓓魯特。珍古德研究黑猩猩,戴安研究山地大猩猩。

  戴安決定辭退照護殘障病童的工作,和路易斯簽了研究契約,前往剛果進行山地大猩猩的研究。路易斯名下的研究基金會支應了戴安需要的食糧與資金,一輛適合在非洲移動的荒野路華,甚至還有一個小營地。營地距離山下村莊約莫行車距離兩小時左右,戴安每個月會下山補給一次,其他時間都在山上做研究,並試圖融入大猩猩的生態圈。

  「當初跟路易斯簽訂的研究計畫,是要去剛果研究山地大猩猩,但後來就不得不搬來盧安達了。」

  「是因為剛果的內戰吧?」

  「嗯,獨立運動連帶著也破壞了大猩猩的棲地,直到現在都無法恢復。」

  戴安逃離了陷入內戰的剛果,輾轉在盧安達境內海拔三千公尺左右的維龍加山地,找到這處被大量的草叢與泥濘覆蓋,約莫25平方公里的空地,為了可以長時間就近觀察山地大猩猩的生態群,於是用了路易斯提供的資金,在此地成立了Karisoke研究中心。

現今依然在運作的Karisoke研究中心

  「山地大猩猩的戒心很強,一開始我根本不知道如何著手,後來我想,以前陪自閉症兒童的時候,會用一些模仿或玩鬧的方式,哼出一些旋律來吸引注意,鬆懈他們的戒心,於是我就用在大猩猩身上。」

  「你花了多久的時間,才讓大猩猩對你解除心防?」

  「我是1967搬來這裡的嘛,算一算,大概花了三年,才讓一隻山地大猩猩主動伸出手來,輕輕地摸了我的手。」

  「牠就是迪吉特嗎?」

  「不,是迪吉特的媽媽。」

迪吉特基金會

  戴安指著牆上一張她抱著迪吉特的照片,因為迪吉特的媽媽主動對戴安釋出善意,甚至願意讓戴安抱一抱出生不足三個月大的迪吉特,所以長大後的迪吉特也有樣學樣,視戴安如家人一般,兩人感情十分融洽,有時候走到牠們棲地附近,戴安只要學一下山地大猩猩的吼聲,迪吉特總是會第一個從樹叢裡跑出來迎接她。這段奇妙的緣分,讓戴安對迪吉特的感情日益濃厚。

Dian Fossey

  如果不是因為剛果獨立運動爆發,她也不會逃到隔壁的盧安達,更不會遇到迪吉特。世事總是難以預料。

  「那你的工作團隊呢?」

  「他們今天剛好去巡山,最近的盜獵愈來愈嚴重,大猩猩常常會誤觸盜獵者的陷阱。」

  戴安提到「盜獵」一詞,幾乎咬牙切齒。她最後一次見到迪吉特,就是在盜獵者的營地,那隻經常攀握她的手,被砍下來做成菸灰缸販售。戴安一眼就可以認出那隻手,如果不是因為國家公園保護官和警察就在旁邊,她差點要搶下盜獵者的槍,親手替迪吉特報仇。

  「這裡原則上是禁止狩獵的,但因為山地面積太大,能管理的人手非常有限,很多保護官甚至收受盜獵者的賄賂。」

  「那你們的保育跟研究工作怎麼辦?」

  「只能不斷向政府抗議,申請保護官跟警察隨山搜捕盜獵者。」戴安停頓了一下,看著牆上迪吉特的照片:「不過,我也不是坐以待斃的人。」

  為了紀念迪吉特,也為了讓更多人認知到山地大猩猩的保育問題,戴安在1977年成立了迪吉特基金會,向全世界介紹山地大猩猩,召募到許多夥伴加入她的團隊,現在他們的工作就是以巡山為主,找到陷阱加以破壞,如果搜尋到盜獵者的蹤跡,即刻報警處理。

  「如果有必要,在警察趕來之前,我會把盜獵者的營地全都燒毀。」戴安的眼中露出了一絲殺意:「那些盜獵者如果願意改過,我也會聘用他們,假使惡性難移,我也有我的辦法對付他們。」

  非洲草原滿天星光燦熠,濃濃的聖誕夜氣氛,戴安帶著些許醉意,矢志要繼續為山地大猩猩努力,為迪吉特報仇。

迷霧中的戴安

  1985年12月27日,戴安的團隊巡山歸來,卻發現Karisoke研究中心的木製外牆被砸出了一個大洞,那個洞,剛好可以容許一個成年人通行。

  他們在寢室發現倒臥血泊的戴安,已經沒有生命跡象了。深可見骨的刀痕,刀刀致命,現場沒有打鬥的痕跡,應該是在睡夢中被亂刀砍死的。

  所有的現金或貴重物品都沒有遺失,或許是早就知道會有這天,自從《迷霧中的大猩猩》出版後,戴安寫好了一封遲遲沒有署名的遺書,要將她的所有版稅與資產,全都捐給迪吉特基金會,這樣就算她遭遇不測,山地大猩猩的保育工作也能持續下去。

  警察趕到現場之後,卻是將巡山團隊的所有隊員都先逮捕起來。

  聽來很不可思議,但因為那是一處周遭絕無人跡的深山,戴安接觸的也都是在山中生活的人,除了盜獵者,嫌疑犯當然也包括她雇用的工作團隊。果不其然,根據戴安團隊的口供指出,有一位隊員偉恩馬奎爾,因為跟戴安理念不合,兩人有過爭執;另外還有一位協助追跡盜獵者的當地人Rwelekana,上個月也因為細故被戴安解聘。

  警察將所有能掌握到的人員先逮捕起來,包括Rwelekana。在釐清了涉案動機與在場證明之後,警察正準備將戴安的巡山團隊釋放,想不到Rwelekana就在獄中自縊身亡。

  是冤屈,還是畏罪自殺?沒有人知道。在警察眼中,屢次非法燒毀他人營地,甚至還因為囚禁拷打盜獵者而被起訴的戴安,在當地是個相當棘手的人物,激烈的行事風格,讓戴安跟她的工作團隊經常身處險境之中。

  戴安日記的最後一則記事是:「當你意識到一切生命的價值,你就不會糾結於過去,而會致力於保護未來。」

  也是在迪吉特被殺之後,戴安愈見偏激,從生態保育到對抗盜獵,反對盧安達的經濟開發,包括以山地大猩猩作為觀光推廣項目,希望能增進盧安達觀光收入的倡議團體也被她攻擊到體無完膚。戴安堅決反對將大猩猩作為賺錢的工具,曾經有人為了要捐兩頭年幼大猩猩給德國的科隆動物園,為了抓捕兩頭年幼大猩猩卻殺絕了當地二十餘頭成年大猩猩。

  由於戴安的研究成果相當卓越,讓山地大猩猩的保育議題獲得了相當高的能見度,最後,盧安達政府接受了她的專業意見,將山地大猩猩的保護區域從海拔三千公尺降到兩千五百公尺,等於擴大了保護區的範圍。

  而這樣的舉措,也就限制了經濟開發的空間,反對戴安的聲音,從她投入山地大猩猩的保育工作開始就不曾少過,而政府對她的認同,也助長了反對她的聲浪。

  殺害戴安的兇手至今沒有抓到,可能是曾經被她監禁過的盜獵者的復仇手段;可能是開發案被她阻止的財團買凶殺人;可能是工作團隊不睦而挾怨報復。據稱,戴安對當地有色人種的態度,總讓人覺得她更在意猩猩的生命。

  如今長眠在迪吉特墓旁的戴安,唯一的遺憾是她未將那封遺書署名,市值約四百多萬美元的遺產,後來都歸她母親所持有。

其他地方的謀殺案

  環境保護與經濟開發經常陷入兩難,截至2019為止,非官方組織「全球見證」 (Global Witness)便統計出兩百餘件謀殺案,受害者都是環保或動保人士,而且超過一半以上的案件都發生在拉丁美洲。宏都拉斯的原住民領袖貝魯塔卡瑟雷斯(Berta Cáceres)女士,因為該國的阿瓜札卡(Agua Zarca)水壩建案在家中遭到槍殺,是該水壩建案的第五位犧牲者。 環境保護是重要議題,經濟開發也是民生必需,如何取其平衡,不偏廢任一方,在矛盾中尋求妥協的基點,不必一味貿然激進抗議,解決問題,而不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才能為群眾謀取最大的利益。

貝魯塔卡瑟雷斯(Berta Cáceres)遭到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