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內可能含有令人不適、血腥的圖片，閱覽時請注意。
每當社會上有駭人聽聞的命案發生，總是會激發輿論的軒然大波：究竟我們的社會怎麼了？
命案不僅剝奪受害者的性命，也毀壞了社會大眾習以為常的平靜日常生活。媒體大篇幅的連番轟炸報導，讓受眾滿懷恐懼，原來我們的世界如此不安全，社會越來越亂，小確幸生活一去不復返了。
也就是在這種時候，會有一些懷舊的輿論，出來宣揚戒嚴時代的美好。啊！他們說：戒嚴底下的社會治安多麼的良好啊，人民有多麼純樸啊！都是因為解嚴之後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結果這些喪心病狂的兇手跟犯罪就越來越多啦！
真的是這樣嗎？
事實上，戒嚴時代的暴力犯罪並不少，血腥殘暴如本月介紹過的張昌年命案與孫伯英命案者，還是所在多有。只是戒嚴時代的媒體深受黨國控制，必須多加報導符合政策的正面新聞，充滿負能量的社會新聞不能報導太多，記者編輯們還需要小心用詞，以免觸怒當局惹禍上身。這或許就是不少人會有「美好記憶」的原因吧！
但即使是在這樣壓抑的社會，依然會發生一些社會矚目的大案件，轟動到黨國想管制也管制不了。先前疑案辦已經介紹過張昌年命案與孫伯英命案，都是曾經轟動一時、慘絕人寰的分屍血案，我們今天要談的則是比這兩起案件更為有名的：「瑠公圳分屍案」。
溝渠中漂散的長髮
那時是1961年（民國50年）2月26日的晚間9點25分，四個兵工學校的學生，在學校附近的新生南路排水溝旁邊散步。這條排水溝實名為「堀川」，為日本人所建，不過戰後大多數人都誤以為這就是鼎鼎大名的清代水圳系統「瑠公圳」。這四位在此散步的軍校生，恐怕也是搞不清楚學校門前的水溝名號吧。
在這個春寒料峭的夜晚裡，其中一個軍校生趙德奎，順著昏黃的路燈燈光朝水溝裡望去，正好看見溝底卡著一個奇怪的白布包裹。
「同志！你們瞧，」趙德奎喚起同伴的注意，指著那個白布包裹問道：「那是甚麼東西？」
四個人一起停下來，朝溝渠中望去。不過他們距離這麼遠，怎麼看也看不出白布包得是甚麼東西。一股好奇心在四個年輕人心中油然而生，他們決定要下到水溝裡，把包裹撿起來看個清楚。
年輕力壯的軍校生們試著把包裹拉上岸，卻發現包裹遠比外觀來得沉重，沒辦法拉上來。正好，一位巡邏員警梁迪端經過，被趙德奎等人叫喚來幫忙，才終於把白布包抬到岸上。
外面包著一層草蓆，密封的慘白包裹在路燈底下，映照出詭譎的氣氛，眾人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於是，趙德奎掏出口袋裡的小刀，開始割開外層草蓆包裝，再揭開一層白布，然後又是一層白布包裹。究竟是甚麼東西，要包裹得這麼隱密，又要將之棄置溝中？
第二層白布也被割開卸去，裡面是一層油紙包裝，還露出一撮女人的長髮。
「屍體，屍體，女人的！」花了很大力氣打開包裹的眾人，這才驚覺自己在揭露一個不堪的秘密──油紙揭開，裡面裝著一個年輕女性的頭顱跟上半身，警員跟軍校生們不禁發出驚叫，引來路人紛紛圍觀。像是想起甚麼似的，趙德奎等人跑回發現屍體的原處一看，才發現那裏竟然還有一個布包，在水中露出一隻手臂，彷彿在向他們招手。
一個女人被切成頭顱、軀幹與四肢六大塊，包成兩個布包，丟在周遭人來人往的水溝之中。眾人此時還不知道，這一夜的驚魂，不過是接下來數十日集體瘋狂的序幕。
黨國擋不住的報導狂潮
這起令人驚駭的棄屍案，隔天就成為媒體上的重大新聞，成為台灣社會矚目焦點。消息從台北市快速的擴散出去，很快地成為全台灣民眾討論的話題。誤把「堀川」當成「瑠公圳」的各家記者們，在發布報導時紛紛以「瑠公圳分屍案」稱呼這起命案，此後就成了本案揮之不去的名號。
為了搶佔分屍案新聞市場，各家民營報紙紛紛以最大編制派出記者，前往命案現場、警察局、刑警大隊等地採訪第一手新聞，深怕落在人後。就連必須遵從黨意、只能報導黨國正面新聞的國民黨黨營媒體《中央日報》，面對這波風潮，也不得不屈從民意跟進報導。不然本來就面對市場競爭劣勢的黨報，就真的要輸給靠著分屍案銷量大增的《聯合報》了。
對於這個「全民瘋分屍案」的風潮，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也就是後來的國民黨文工會）不禁感到十分頭大。
為什麼呢？因為所謂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就是負責管控黨國內部一切文化、藝術、媒體與輿論活動的機關，媒體要報導甚麼，民眾該討論甚麼，在戒嚴時代都被此機關所掌握。除了黨營的《中央日報》理所當然被黨控制得牢牢地，包括《聯合報》等多家民營媒體，也都收了國民黨金額不一的贊助，必須聽命於黨國的報導規範。
為了維護蔣氏政權的安定，保持社會的「和諧」氛圍，第四組必須限制跟審查媒體的報導內容，不能有太多的「負面」新聞，像是《聯合報》在命案發生隔天的2月27日，就給了瑠公圳分屍案大大的版面，可是會重重傷害社會善良風氣，毋通啊毋通啊。
不過，本應插手干預的第四組，最後還是罷手，放任各家媒體競逐分屍案新聞去了。
第四組不干預的原因，有一個說法是因為這起駭人分屍案，已經不僅是社會茶餘飯後的話題，連蔣介石總統都對案情產生興趣，經常詢問辦案進度。既然上面的總統大人都這麼熱情跟風，再管制下去也就太掃興了。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戒嚴時期雖然對新聞報導有諸多審查跟限制，會「觸怒龍顏」的報導，多半還是政治類新聞，或是記者、編輯的寫作方式觸動到當局的政治敏感神經，讓超擔心政權再度搞丟的黨國焦慮症爆發，才會大搞文字獄。至於瑠公圳分屍案這類社會案件，沒有像張昌年命案那樣牽涉到政府官員的貪污醜聞，很可能只是老百姓殺老百姓的案件，不至於動搖黨國政權，第四組就沒有甚麼動機非要去壓新聞不可了。更何況，民眾們活得那麼苦悶，偶爾來一點這樣的「娛樂」，把他們的目光從政府的缺失上轉移開來，又何樂而不為呢？
專案小組的盛大排場
警方對這起據說連總統都關注的世紀大命案，自然是不敢掉以輕心，當晚就將屍體運進刑警大隊，由檢察官林錫湖會同法醫楊日松驗屍。隔天上午11點，專案小組立即成立，由省警務處刑事科長馮文堯暨刑警大隊長王魯翹共同主持「擴大偵破會報」，台北市、縣警察局副局長周蔚廷、蔣祥慶，及刑警隊長羅仲銑、陳淵源，市警四分局長楊仲舒、市警七分局長戴良川均來參加會報。不到兩天的時間，全中華民國警方就出動了這麼大的陣仗，可見這起命案是多麼受社會矚目。
不過，即使專案小組可說是精銳盡出，調查立即遇到了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他們根本不知道被害人是誰。
楊日松完成驗屍之後，專案小組得知無名女死者身高約165公分，年紀在25到30歲之間，腹中有一個四個月大的男嬰，所以這其實是一個一屍兩命的慘案。除此之外，他們還知道死者外貌樸素，沒有塗指甲油，髮型普通而不「摩登」，衣服是棉毛衫，顯然是一位出身中下階級的婦女。
線索看似很多，要確定死者身分卻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畢竟出身中下階級又懷有身孕的少婦，全台灣不知道有多少人符合這個條件。專案小組為了加速破案，便將命案相關影像製成幻燈片，撥放給群眾看，希望被害者家屬盡早出面認屍。結果這麼一放，大量聲稱自己老婆離家、女兒失蹤的報案電話自台灣各地湧了進來，各個都聲稱銀幕上那個女屍的資訊跟自己的親人相符。只不過，雖然專案小組接通報接不停，最後仍然沒有一個指認相符。
就在這個慌亂的時刻，一個三輪車伕林萬而前來報案。他聲稱自己在命案隔天2月27日到台大附近草地上看了一場免費電影，也就是專案小組製作的分屍案幻燈片。他看那包屍體的草蓆跟白布，看啊看啊，越看越覺得眼熟……啊！
「我載到屍體啦！」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