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旅遊】礦說基隆(1)黑船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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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船之一:「薩拉多加號護衛艦」(USS Saratoga (1842))

四艘被稱為黑船的美國蒸氣艦隊在日本橫須賀引起舉國上下激烈的爭議,更迫使江戶幕府考慮變法改革或交出權力,擔任指揮官的海軍艦長馬修•卡爾布萊斯•培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受命於第十三任美國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Millard Fillmore)的指令,不費一兵一砲,開放所有通商口岸,解除了江戶幕府實行超過200年的鎖國政策。

驚動了東亞古國的秩序與價值觀,培理持續進行探索任務,希望能在返航前為他的國家謀求更多亞洲利益。早在美國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都已經陸續在亞洲嚐到了甜頭,挾帶船堅炮利對封建鎖國的古文明叩關,可以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於是歐美艦隊就像瘋狂的淘金客一樣,不斷來到東亞海域,也因此奠定了19世紀以後,歐美列強爭霸世界的基礎。

培理就是這個時候來到基隆的。

日本版畫所描繪的培理

1854年,返航的培理在基隆停留了10天,他的隨船牧師觀察到驚人的煤礦運輸量,懷疑當地應該有煤礦礦脈,便透過翻譯詢問當地官員或居民。雖然不知道江戶幕府的騷動,但是官民上下一心,為了保護煤礦來源,秉持著財不露白的原則,提防著這群金髮碧眼的外國人,騙他們說這些煤礦是從很遙遠的地方買來的。懷璧其罪的道理,中國人自古都懂。

不甘心的培理,除了向總統回報任務,特別提到了基隆可能藏有大量的煤礦,指出可以透過煤礦獲得的利潤,將台灣作為亞洲貿易的跳板。美國政府還來不及有所動作,培理的亞洲見聞早已彙整成書,消息傳到歐洲,傳到法國人的耳中,1883中法戰爭開打,法國人直接挑基隆進攻,絕對不是毫無理由的。

覬覦基隆的眾淘金客

法國吞了敗仗,自列強叩關以來,好不容易憑靠一己之力打了勝仗的清廷,終於願意正視台灣的戰略地位,以及開發基隆的可行性,發包BOT案給板橋林家的林維源進行基隆港工事,大舉鋪設基隆新竹段的鐵路。也就在此時,修築縱貫鐵路鐵橋的工人,發現基隆河河道含有砂金,原來基隆不只有煤礦,往更山區的坑道裡,藏著大大小小如金瓜一般的黃金,在礦脈裡若隱若現閃耀著光芒,真正的淘金熱,在島上於焉展開,吸引了第一批移居基隆淘金客。

不過就是兩年左右的時光,甲午戰爭爆發,中國疲於對抗日本軍艦,台灣還來不及成立管理礦場的單位,就因為馬關條約而割讓給日本。那個彷彿才剛被黑船嚇得一愣一愣的日本,靠著更新穎的現代化軍艦,成功拿下了當年培理都無法入手的台灣,還順便接手了通車不久的鐵路,收割了龐大的礦場利益。

曾經是列強覬覦的肥肉,轉眼就掉入了日本人的碗裡。

由於基隆線的鐵道設計不夠精良,日本人進行了一陣大修改,中國第一條鐵道隧道獅球嶺隧道僅通行七年就改道竹仔寮隧道。但礦山巍巍不動,日本接收台灣的第二年就頒布了「台灣礦業規則」,明訂只有日本人可以擁有礦權,台灣人如要經營礦業必須透過申請,且無法持有礦權。基隆最大的礦權分別由田中長兵衛的「田中組」取得金瓜石178萬坪礦山的經營權,以及藤田傳三郎的「藤田組」則擁有瑞芳、九份190萬坪礦山經營權。

日治時代之金瓜石礦山

另外,頂雙溪警察署長壹歧健輔,邀請周步蟾與連培雲申請武丹坑12萬坪的礦權,雖然當時開採失敗,三人黯然收場,但頂下了該地礦權的木村久太郎在武丹溪畔發現新的礦脈,也就是後來的牡丹坑金山。至此,金瓜石、瑞芳、牡丹坑,這名滿全台的基隆三大金山就算是到齊了,來基隆討生活的人愈來愈多,逐漸在基隆港邊、三大金山等地形成聚落。

最開始的時候,投入採礦的日本礦工有130人左右,負責搬運礦產、各項礦區雜工的台灣人也有120多人,這些礦工就住在金瓜石和九份一帶,當時的黃金年產量高達兩萬兩左右,是日本之冠。1904年,田中組在金瓜石的本山礦脈發現了大量的硫砷銅礦,這種內含金銀的銅礦,透過煉製後就能提粹出高價的金與銀,於是環繞著基隆三大金山,短短六年就蓋了五間精礦所,以及選礦場等各種礦業設施。這些建築大多已經消失了,碩果僅存的是位於長仁礦床上的十三層選銅遺址,見證了當時繁榮景象的鐵證。除了精礦所、選礦所,還有安置礦工及其家眷的各項硬體建設之外,為了能將金銀銅煤等礦,以海運的方式運回日本九州,開鑿一條運礦用的礦山鐵道,往返基隆三大金山與基隆港口兩地的迫切性也漸漸產生。

燦爛時光,之後呢?

基隆山下的都市計畫、港都漁業、運輸業的規模正不斷擴張腹地,彷彿都是為了準備迎接三大金山上日復一日往下掘探的成果。預計五期的基隆港築港工程,雖然因為二次世界大戰開打而終止在第四期,但從1899年開始,日本試圖將基隆港打造成軍、商、漁三用的港口,硬體辦公大樓增建,管理海關港務的海港大樓、市政大樓、漁會大樓紛紛竣工啟用;國民教育也持續普及且更為深入,1927創立的基隆高中曾是北台灣唯三的中學,與台北一中(建國中學)、台北二中(成功高中)齊名,孕育了一批一批重要的知識分子;鐵道的便利性推動更多人口不斷湧入,遠慕基隆三大金山盛名,希望能在礦脈中掙得一點金屑銅粉的人紛紛來到基隆置產定居,基隆市人口飆破九萬,是台北、台南、高雄之後的第四大城,一路從基隆郡升格到州轄市,貿易額佔全台灣總貿易額的一半以上,超過日漸淤塞的淡水港,並且與高雄港同為日治時代兩大國際港都。

1936年,從水湳洞經深澳、八斗子到八尺門港的礦山鐵道正式開通,這時候的基隆三大金山,特別是金瓜石一帶,已經住了15,000多人,從業人員也暴增到9,000多人,光是台灣人就有6,000多人。

與現在相比,轉往發展觀光業的基隆三大金山,只是個人口衰退的山村,恢復了坐擁礦脈之前的寂靜。而山下的基隆港都,也漸漸走入發展停滯的危機,基隆市的命脈與礦脈相連,當礦脈逐漸枯竭,礦工凋零老去,產業結構鬆動而人口日益外移,基隆市的榮景不再,城市活力漸漸衰退,基隆高中早已是吊車尾的公立高中,日本政府傾力搭建的那些精細與宏偉兼具的建築彷彿都蒙了一層來自坑道暗影,長年濃重的雨水,更在磚瓦與水泥之間留下時代的眼淚。

如果當年培理真的擁有了基隆的礦脈,故事的結局會不會不一樣呢?

日治時代的基隆兩大懸案

正當山上發展礦業達到巔峰鼎盛的時候,山下的港務也正蓬勃興旺。

首先是日本陸軍將基隆定位為軍事要塞,設置司令部,前後裝載了外木山、白米甕、槓仔寮、社寮島等十座現代化砲台,修繕清代四處砲台,更將大武崙砲台增築為堡壘。如此積極重兵佈署基隆,其實是為了因應極有可能發生的日俄戰爭。中國東北利益牽動列強勢力版圖的變化,讓日本陸軍不敢掉以輕心,當時日本與英國結盟,俄國和法國也正在協商,選定基隆作為軍港,不但可以直接與本國內地連動,還有機會阻絕或迎擊海上其他勢力的介入。清代的四座砲台都向內對著基隆港灣,僅能提供防禦之用,而日本新建的十處砲台全都在沿岸,更採用可以調整角度的巨型榴彈,拋物線的射擊彈道遠遠瞄準外海船艦,充滿攻擊性。

繼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再下一城日俄戰爭,海島國家日本痛擊長年居於陸地的封建古國,而且還一次兩個,國際聲勢看漲之餘,日本海軍也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而征露成功之後,大武崙堡壘也正式移除,砲台成為欺敵用的偽造品,修築砲台的工事也在日俄戰爭之後就徹底停擺,要塞兵備甚至逐年縮編,足以明白當初日本陸軍修築軍港的動機,主要就是針對俄國。

港灣停放軍艦,而發展漁業和商業的都市計畫則沒有稍停,在1920市街改正之後,原本散落在基隆市區各地的各部會,經過都更拆遷,分別被集中到現在的水產館(正濱漁會大樓),以及基隆港合同廳舍(海港大樓)。基隆港合同廳舍裡面聚集了基隆稅關、臺北州港務部、交通局的築港與海事兩間出張所、郵便局波止場出張所、專賣局、水上派出所等部會單位,以及各項進出口貨物如鳳梨罐詰、植物、米穀、肥料等檢查所,基本上就是一棟大型的基隆港都商務中心,所有的社會菁英也都聚集在那裡,一同打造港都繁華的遠景。

軍港、商港、漁港的發展方向確立之後,更多外來人口選擇移入基隆,可以算是第三波的淘金熱潮,只是淘的不是黃金,而是大量的工作機會。人口組成逐漸複雜的基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因為這樣而開始發生各種接觸和摩擦,每當有人看著現代社會新聞而脫口說出:「人心不古」的陳腔濫調,我都會想請他們先看看日治時代的基隆發生過什麼樣光怪陸離的社會案件。

首先是1912年福德橋下的浮屍案。(詳見:https://ohsir.tw/925/

這是一樁僅見於《台灣日日新報》,而且至今沒有破案的懸案。死者是來自宜蘭羅東堡的游粗皮,來基隆淘金卻不幸身亡的礦工,沒有人知道他真正的死因是什麼,當他的屍首被發現的時候,雙腳被綁上了巨石,而且身上有焚燒未完全的痕跡。記者將警方釋出的線索釐清,推論是礦工游粗皮生了一場重病,由於山上缺乏醫療資源,所以病逝在山上。山上的礦工同事擔心集體生活會造成病菌群聚感染,而且又苦於沒有棺木墳地可以安葬,因此才會將他焚燒後沉入水底,以免後患。只是沒有人能解釋,為何死在礦山上的游粗皮,會被帶到山下,沉入福德橋下的旭川。旭川河段大部分藏在今日的愛一路和孝一路,也就是崁仔頂漁市的下方,當年崁仔頂的漁獲與乾貨買賣,就是仰賴旭川。

基隆七號房慘案

封閉山城的悲歌肯定不止這一條,這樣的新聞也好,故事也好,都是繁華基隆崛起之下的犧牲者。偉大的城市,必然是由渺小的沙塵聚集而成的。

而另一樁較為人所知的,就是1934年轟動全台的基隆七號房慘案。(詳見:https://ohsir.tw/6315/

死者千代(或稱宮),屍首被分別支解塞入四個汽油桶中,沉入和平島附近的海域,案發的年份剛好跟海港大樓竣工同一年,而且兇手剛好就是在海港大樓上班的社會菁英,吉村恒次郎,和他的小妾屋良靜。在高砂公園附近的料理店上班的屋良靜,與吉村的元配千代不睦,吉村的選擇,造成了千代的悲劇。若非迫於心理壓力而說出實情,這起分屍命案可能就真的石沉大海了。

疑案辦都有專文分析,歡迎點閱連結回顧。而網路上也能找到許多相關報導,這兩樁案件的關聯性,其實是非常緊密的,都是因為城市發展太過迅速,當時基隆礦脈尚稱豐沛,而百業日漸興旺,舊有的價值觀遭到新的經濟活動衝擊,才會發生這種如今聽來都十分泯滅人性的慘劇。無獨有偶地,兇手都將屍首沉入水底,靠海吃海,連毀屍滅跡都是就地取材,連悲劇都充分展現了基隆性格。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