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漢失蹤案】政治清洗?挾怨報復?二二八事件中消失的台北名律師

居墨/調查員 檔案調閱42次

 

熱騰騰的餐桌飯菜與自此消失的家人

「李瑞漢的家人會在餐桌準備一鍋魷魚粥,因為那是李瑞漢被捕之前還來不及嚐的晚餐」,李瑞漢的家人在接受228事件相關採訪時如此說道。

他們的述說中,帶有一抹悲傷的記憶。1947(民國36)年3月10日,228事件最熾烈的當下,台北的名律師李瑞漢被一群軍警闖入家中逮捕,從此再也沒有人看見他的下落……那碗魷魚粥,永遠等不到被好好品嘗滋味的一天。

李瑞漢為什麼失蹤?除了同為228事件中眾多死難、失蹤的臺灣社會菁英一員,疑案辦在調查的過程中,發現李瑞漢失蹤的原因,很可能在228事件之前就已經形成……但坊間流傳版本卻與本案調查結果有若干出入,這一切的一切,先從律師李瑞漢說起。

活躍於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的台北名律師──李瑞漢

 

李瑞漢是誰

在這頓晚餐之前,李瑞漢作為一名律師,曾有相當多的精采事蹟。1906(明治39)年,李瑞漢出生於新竹州竹南郡竹南庄出生,一直以來學業成績優異的他,遠赴日本內地就讀中央大學法科並順利畢業。當時的殖民地臺灣,雖然已經開放本島臺灣人擔任律師(辯護師),但要考上仍是需要加倍努力的事情;不過優秀的李瑞漢在23歲即順利通過筆試與口試,成為能為人民發聲、捍衛人權的年輕辯護士。

婚後不久,李瑞漢選擇到26歲前往繁華都會臺北市,他選擇在臺人菁英匯集的文藝重地,永樂町(今臺北迪化街)一帶開業。1930年代,雖然諸多政策與制度仍優惠內地日人且對臺人產生阻礙,但法庭制度已有雛型,進入法律制度現代化的過程,像李瑞漢這樣法律出身的臺人菁英也愈來愈多。

 

為民喉舌的李瑞漢

另一方面,在殖民地制度下,臺灣人也漸漸爭取到部分的選舉權。總督府官方雖設置民意機關,但議員都是官方指派,且以日人居多,可以說只有象徵性的功能,沒有實際的參政權利。所幸在臺灣民眾黨,以及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的不斷爭取之下,官方終於讓步,並在1935(昭和10)年舉辦第一屆的市會及街庄協議會員選舉。雖然這次選舉依然有嚴格的投票人資格,且議員權力也受到限制,但從眾多意義上,這仍可說是臺灣第一次的民主選舉。

4年後,1939(昭和14)年的11月,召開第二次的協議會員選舉,李瑞漢也投身這次的選戰,從這張照片可以見到,黃聯丕、陳春金,以及李瑞漢的立牌名字,而在照片中央看著攝影鏡頭的,正是李瑞漢本人,他們同時為了臺灣人,也為了部分權益弱勢的日本民眾,一同出來選舉,希望能以民意代表的角色監督施政當局。另外曾有一說,是李瑞漢在日美戰爭衝突上升的年代,依然替長老教會捍衛應有的財產,使他被日本當局當作美國間諜,受到監視。從這些事蹟來看,李瑞漢是一個為了正義,選擇站在專制統治者的對立面,為民喉舌的辯護士。

李瑞漢參選影像,於今日的延平北路上。圖片出自《看見李火增》,2017。

 

大時代動盪下的1946

時間很快過去,到了1946(民國35)年,這可以說是臺灣島上族群樣貌相當特別的一個年份。前一年的1945(昭和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同一年的10月25日早上10點,台北公會堂舉行台灣地區的受降典禮,臺灣總督安藤利吉將軍與中華民國陳儀將軍進行受降儀式。統治臺灣島上的人群來來去去開始交接,基隆港一批又一批,開出送走日本人的「引揚」船艦,另一邊一批又一批,開入中華民國行政長官公署人員與軍隊。

不過,無論外來政權怎麼變動,社會的日常運作齒輪也不會為此停止。人們還是需要婚喪喜慶、訴訟醫病,包含新調任來臺灣的中華民國軍隊幹部,也需要舊政權時代的專業人士,諸如醫生、律師、法官之類的服務。

因此,直到1946(民國35)年,仍有少數日本人因技術專業等原因尚留在臺灣。其中一位便是迎諧,他是一位在臺北宮前町婦產科執業的知名醫師。迎諧自1913(大正2)年成為長崎醫學大學教授,其優秀的學歷與能力,引起臺灣總督府的注意,因而特別招攬他到當時的臺北醫院執業,他在1938(昭和13)年辦理退休,爾後自行開設婦產科診所,執業地點就在當時日益發達,緊鄰臺灣神社的宮前町(今中山北路二段、三段周遭)一帶,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產處理委員會接收了這家婦產科病院,同時將迎諧留用下來,繼續營業。

但就在1946(民國35)年,婦產科有位不幸的女子在手術過程中去世了,而引起了其丈夫控告醫師的一齣官司案,弔詭的是,後世談起這件案件與其後來牽涉的228事件時,卻有若干不同的說法。

上圖今昔對比圖,建築除拉皮與增添磁磚外,並未重建。出自GOOGLEMAP街景。

 

坊間的迎婦產科事件版本

目前坊間流傳的「迎婦產科事件」版本,是基隆要塞司令部司令──史宏熹,將其夫人送往迎婦產科準備生產,夫人卻在過程中不幸身亡,迎諧醫師因此事件,先被過失殺人罪的罪名被羈押。雖然他很快就得到當時的臺北市人權保障委員會保釋,但史宏熹司令進而向迎諧要求高額的賠償金,和解不成後,再提出刑事訴訟,控告迎諧醫師。

律師李瑞峰為迎諧辯護,他向當時的醫學院院長杜聰明提出委託,做醫學上的相關鑑識,最後法院法官吳鴻麒(知名政治人物吳伯雄的伯父)結合事件詳情以及醫學報告,認定史宏熹夫人之所以在生產過程中去世,是因為史夫人的體質,對當時診所注射的盤尼西林產生排斥現象,判迎諧醫師無罪。

這樁判決可能引起了史宏熹的不滿,228事件發生後不久,法官吳鴻麒被發現陳屍在臺北南港橋下,律師李瑞漢被人帶走後即下落不明,醫師杜聰明隱跡半年之久,才逃過一劫。

死者、失蹤者名單與迎婦產科一案如此不謀而合,顯然不會只是巧合,而是史宏熹司令趁著當時混亂,派人「處理」此案件的相關人士。這個說法解釋了加害者的身分與報復的原因,整個「李瑞漢失蹤之謎」也看似水落石出。

然而,調查員卻發現了另一個事件版本,使得這個版本的可信度有了一些疑點。

1946年《民報》報導〈手術致死案〉

所以是挾怨報復嗎?民報記載的另一版本

依據當時民報的新聞記載,這起案件細節與相關人物,與「史宏熹版」有截然不同的敘述:1946年,陸軍劉勉中校其夫人送往婦產科準備生產,卻在過程中時不幸而死,劉勉中校向臺北地方法院控訴迎諧不法侵害他人致死,求償五十五萬七千三百六十元,這在當時是相當高昂的金錢數目。

當時的經過按照被告說法如下:

開刀中,患者訴痛,即打第三次麻醉藥,其後起副作用,至十時半身亡。死因為麻醉藥對於對於特異體質起副作用。被告又說,因打麻醉藥而死者,約一萬人中唯有一人,此實為現代醫學技術上不能檢出。

對此,負責的法官裁定,下次審判要請醫學院長出庭為鑑定人,即杜聰明醫師。在刑事訴訟階段,李瑞漢受臺灣省醫師公會委託,負責替被告婦產科負責人迎諧辯護。9月,依據杜聰明院長以及鎌倉解剖學博士的鑑定書,向被告迎諧詳細詢問,並經理瑞和律師的辯論,最後法官裁定,麻醉藥對於特異體質有無副作用的確是不可預料之事,因此裁定被告無罪,而原告劉勉中校附帶的民事訴訟請求的高額賠償費,自然也不成立。

迎諧醫師脫身官司纏身後,搭上引揚的船隻成為最後幾批離開臺灣的日本人,如上所述,他原本的婦產科醫院早被日產處理委員會接收,原醫院改作為臺北市立第一婦產科醫院之用。原告劉勉中校是否就是造成李瑞漢於228失蹤的元凶,或許尚待歷史考證;不過依據這份《民報》報導,顯然史宏熹與迎婦產科事件並沒有直接關係,這也就削弱了史宏熹派人報復李瑞漢的可能性。

 

連加害者是誰都說不清的臺灣社會

李瑞漢究竟為何遭到逮捕而失蹤?依然是一起未能破解的歷史懸案。後人談論此事,多半歸咎於李瑞漢試圖為臺人發聲而招來的政治迫害,不然就是依據坊間說法,認定宮前町的迎婦產科事件,可能為李瑞漢招來報復的無妄之災。不過從當時的報導來看,坊間說法跟相關研究書籍,都錯置了有「基隆劊子手」之稱的基隆司令官司令史宏熹為本案件原告,也錯置了吳鴻麒為負責法官,讓原本的訴訟案件在口耳相傳後變得相當複雜,分不清楚誰是案件相關人,也增添了後人分析李瑞漢律師遇難可能原因時的困難度。

回到當初,這些社會菁英恐怕都不知道平常秉持職業倫理工作並替社會發聲的自己,實際上到底觸怒了誰?有幾方人馬打算來私下報復?無論李瑞漢與其他事件死難者是遭遇私人報復,抑或更直接的政治清洗,背後都有更深厚的問題,如組織性的政府機關與特務系統逮捕、刑求、殺害受害者的程序和原因,我們的研究仍有未竟之處,還有這些加害方的面孔、下落、動機、上級命令等等,也依舊模糊不清。姑且先不論究竟是否要重新調查使加害者擔起責任,更大的問題是,今日的我們連加害方是誰都說不清楚!我們甚至沒有足夠證據證明,到李瑞漢家中逮捕他的人,是哪方特務或哪個機關派來的,又是否跟迎婦產科事件有關。我們只知道,228事件中有許多中堅社會人士,不分省籍,都遭受到不義的對待。這一連串悲劇至今仍沒有明晰的真相,破碎的細節彼此擠壓,形成一團模糊的冤罪幽影。

《二二八事件(恐怖的檢查) 》(木刻版畫),力軍(黃榮燦),1947年。

宮前町迎婦產科事件,因為該案件是228事件發生前的知名社會案件,才使疑案辦能有些許蛛絲馬跡拼湊出相關人士的部分樣貌,並辨別出當今流行說法與當時報刊所述內容的差異。至於全臺不分省籍,各地社會菁英遭到殺害以及自此消失的案件,則有更大一部分是未解的謎。

在228國立紀念館的牆面上,有一大片受難者的照片組成的牆,當中有人有清楚的大頭照,也有許多受害者連照片都沒有,只有名字讓我們知道曾有人在此事件中不幸離世。相對地,加害方的部分,從高層下令到具體執行的各層級人員,還有挾怨私下報復的加害方,多半是一片模糊,無所循跡,罔論「真相」為何。在討論「放下228」、「原諒228」之前,我們仍需釐清這些死亡與苦難的真相,人們總得先知道到底有哪些人基於哪種理由,以不公平的手段參與剝奪生命的過程,再來才能討論要不要放下、要不要原諒。而在那之前,臺灣社會在轉型正義的路上,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