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栃木受虐女子殺父事件】律師父子接力辯護，拯救她剩下的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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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4月，日本最高法院大法庭（註一）庭長宣讀判決：「……刑法第200條『殺害尊親屬罪』之法定刑，限定為死刑、無期徒刑兩種，遠遠超出該立法目的之必要限度。與刑法第199條『殺人罪』的法定刑相比，明顯有不合理的差別待遇。此乃違反憲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應認定其為無效。」

做為被告辯護人，在庭上等待判決結果的大貫正一，一直用右手壓著左邊胸前口袋。那裡放著兩年前過世的，大貫大八的遺像。「老爸，你聽到了嗎？我們贏了！」

這個撼動日本憲法的故事，要從一袋馬鈴薯開始說起。

從馬鈴薯開始的長期抗戰

1968年10月上旬，一名年約50歲的女性，背著一個又大又沉的後背包，造訪大貫大八設於栃木縣宇都宮市的律師事務所。

她的後背包裡，裝滿了自家栽種的馬鈴薯。「不好意思，沒辦法準備什麼像樣的禮物，請把這些當作見面禮。」

大貫父子親切地接待了她，並詢問她想要委託的案件及大致情形。但他們沒想到的是，「聽完這位母親的話，老爸和我都忍不住流下淚來」，大貫正一晚年受訪時表示，大貫大八就在那時，立即決定接下這個案件。

「那，委託費……。」

「請別擔心，我們已經確實收到一袋美味的馬鈴薯了。」

她的委託，是希望律師能夠為殺死丈夫的女兒辯護。案件於同月5日發生在栃木縣矢板市，當地報紙以「父女口角燃起殺機」或「戀愛話題引發的殺人事件」之類的聳動標題來報導此案。大貫大八也有看到報導，但聽完那位母親的說法，他了解到這個事件的內容，不只是媒體報導的那樣。

化身成惡魔的父親

與大貫大八初次見面時，尚在警局接受偵訊的鍵山昌子（化名，詳見註二）於1939年出生在栃木縣的農村，雖是家中次女，但由於長姐早夭，她實質擔負著長女的責任。

在二戰結束八年後的1953年，父母帶著昌子和她的六個弟妹，移居宇都宮市。也就在同一年，昌子剛滿14歲的那個夜裡，她的父親敏雄摸進了她的被窩。她因恐懼而絲毫不敢作聲，敏雄竟還在她耳邊說：「叫啊，就算跟你媽打小報告，我也不怕。」

之後敏雄也多次侵犯昌子，起初一週一次，後來三天一次，有時甚至連續兩晚都會侵犯她。這樣的生活持續了整整一年，無法忍受的昌子，終於向母親結子告發此事「有時，爸爸會到房間來，對我做奇怪的事……」結子自是勃然大怒。等到敏雄一回來，她劈頭就罵：「你對昌子做了什麼？她是你的親女兒啊！」敏雄卻一把抄起旁邊流理台上的菜刀，刀尖指向結子，「再囉囉嗦嗦的，就殺了你！」

自此，敏雄的惡行變本加厲，就這樣又過了一年。感到無力保護昌子，自己也受到生命威脅的母親結子，帶著幼小的孩子們，逃到位於北海道的哥哥家，留下16歲的昌子，15歲的壽美子和這年正要上小學的由理子。害怕兩個妹妹也遭到父親侵犯的昌子，認命地擔起近似妻子與母親的角色，照顧妹妹、打理家事，並且滿足父親的慾望。

昌子的職場戀愛

1964年，昌子終於熬到兩個妹妹都國中畢業，並找到外縣市的工作而離家。

在這段期間，他們一度搬回鄉下老家，後又搬到矢板市。昌子在一家人租住的市營住宅，陸續誕下五個孩子。這些孩子，同時也是她的弟妹。不過，老四和老五出生沒多久即夭折，只有三個女孩平安長大。

要照顧這麼多孩子，家庭收入卻不甚穩定。敏雄在該市的一個苗圃工作，但三天打漁兩天曬網，而且開始酗酒。因此，在妹妹們離家之後，昌子為了貼補家計，找了當地一個小印刷廠的工作。

1967年春天，剛完成20歲成年禮的坂井進入印刷廠工作，成為昌子的同事。這個年輕男孩很快就注意到昌子，並對她抱持著好感。

也難怪，因為任何人對昌子的印象都極好。案發後，當地的人提到她大多是這樣說的：「性格好、落落大方，真沒想到她過去都處在這麼悲慘的生活中。」

大貫正一對她的印象也是如此，「經歷那麼悲慘的遭遇，卻完全沒有陰暗、負面的感覺，說話非常乾脆、率直。另外，還具有超群的記憶力，是一名聰慧的女性。」

不過，孩子夭折後又曾經五度流產，在醫生建議下進行了節育手術的昌子，雖然注意到坂井的情意，卻遲遲不敢接近對方。最終，還是對方的誠意打動了她。

「我年紀比你大，而且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媽了，這樣也沒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的，我只想跟昌子在一起。如果你願意嫁給我，我會努力說服父母的。」

1968年夏天，兩人開始以結婚為前提交往。

「我勒死了我爸爸」

同年9月下旬，了解到坂井確實在努力說服父母的昌子，也下定決心要離開這個家。她開誠布公的向敏雄提出這個請求，但這個做法卻引起敏雄大怒。「我現在就去他家把話說清楚，然後殺了他！」她只得百般安撫，發誓她哪裡也不會去。

隔天她告訴坂井談話破裂一事，兩人相約私奔，卻在矢板站被敏雄發現。之後，坂井得知鍵山家的複雜情形，昌子也被敏雄強迫辭去印刷廠的工作，兩人再也沒有聯絡。

但昌子沒放棄逃跑，她趁著敏雄去苗圃工作，孩子們也都去上學的時候，到附近雜貨店向老闆娘借了衣服，換上衣服準備去外公家求助。卻再度被敏雄發現，抓回家中，身上的錢也全都被拿走，被軟禁在家裡。敏雄不顧苗圃的工作，成天在家裡監視著她，甚至拳打腳踢，酒也喝得更兇了。

軟禁持續了10日，就在10月5日的夜裡，昌子準備就寢時，酒醒的敏雄又開始發脾氣。「你要是和別的男人跑了，我就弄死這三個孩子」「你跑到哪裡，我就跟到哪裏」「我會找到你，然後殺了妳」

這些威脅的話語，讓昌子意識到「啊，只要這個人還在世上一天，我就一天無法自由」。於是她將仍半醉半醒的敏雄按倒在地，騎在他的身上，用他常穿的工作褲（註三）的腰帶緊緊繞住他的脖子。

在這樣的情況下，敏雄竟還一臉輕鬆地出言挑釁「要殺就殺吧」，於是昌子用盡全力勒緊那條腰帶，將造成她長年夢魘的男人勒死在凌亂的被褥上。

在那之後，昌子帶著三個女兒奔向雜貨店。聽到門外用力敲響的聲音，老闆娘很快的打開門。「阿姨，我勒死了我爸爸……」昌子一說完，便癱坐在地。

漫長的訴訟之路

殺死親生父親敏雄，在雜貨店老闆娘協助下，報案自首的昌子，在1968年10月26日遭檢方以「殺害尊親屬罪」起訴。

當時，日本刑法200條規定「殺害自身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者，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即是「殺害尊親屬罪」，台灣的刑法也有這一條罪名。傷害、遺棄等情形，也都會因被害者為「尊親屬」（即自己或配偶的父母、祖父母等），而加重量刑。

一審由宇都宮地方法院召開，經過兩次公審，昌子令人同情的過往才透過大貫大八的詢問，在法庭上公開。這之後，輿論也開始倒向昌子。

1969年5月29日，宇都宮地方法院做出判決。法官認同大貫大八的辯護主張，認為刑法200條違憲，並將昌子的行為視為防衛過當，再參酌昌子當時的精神狀態、自首行為，以及在這樣的境遇之下仍極力忍耐，素行良好等條件，特別給予免刑。

這已是奇蹟般的結果。在日本，殺人罪極少判處免刑，大貫大八本來是以緩刑為辯護目標，但昌子竟在一審就獲得免刑，可見此案獲得司法體系跟輿論同情的程度。

不過檢方很快地提出上訴。負責的檢察官表示：「對於『刑法200條違憲』的說法，我方認為是對憲法第14條的錯誤解釋。」且認為被害者當時處於酒醉而無法反抗的狀態，此案不應視為防衛過當。

1970年5月12日，東京高等法院推翻一審判決，認同檢方上訴書的上訴理由，但參酌減刑條件，判處3年6個月的有期徒刑。

大貫大八自然對檢方的上訴理由與這樣的判決不服，很快就寫好了厚厚的上訴書，但就在他為昌子提出上訴後沒幾天，就突然倒下了。到醫院進行檢查，他才發現自己罹患了癌症。「一切就拜託你了」，將事務所和案件交給兒子正一之後，沒能看到判決結果就離開人世。

案件一路上訴至最高法院，距離該事件發生已逾4年，最終由最高法院大法庭做出「殺害尊親屬罪」違憲宣判，並宣布昌子一案以普通殺人罪論處，判處2年6個月有期徒刑，緩刑3年。「最高法院大法庭，劃時代的判決！」「這是我國司法史上，『違憲審查權』的初次發動，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判決。」判決宣布的時刻，各大報都大篇幅報導這個對日本極有意義的判決結果。對於昌子來說，她總算能夠擺脫過去的枷鎖，重新展開人生了。

圖說：日本兩大報「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1973年4月4日的頭條，都大幅報導這次違憲判決，當日也用多頁刊載判決文內容、學者評論及相關案件內容。

經過長期討論，「殺害尊親屬罪」違憲與否，才在此時得出結果，相關法條在1995年修正或廢除。對於那些如同昌子，出於難言之隱而犯下殺人重罪，但只因為被害人是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就無法跟其他人一樣獲得「酌其情」、「考量個案狀況」的法律權利的被告，這是一線曙光。

當然，社會上肯定有這樣的聲音：這樣就代表不用尊重長輩，甚至為所欲為了嗎？並非如此，若有人做出傷害他人的行為，無論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的關係為何，皆可透過審判程序，考量個案狀況，給予應有的處罰，雙方在法律上是實質平等的。子女殺害父母仍要受殺人罪審判，只是不再加上「殺害尊親屬」的枷鎖。至於「孝親」、「尊長」等道德行為，也不應該由法律強制規範，而應該是家人之間互敬互愛、發自內心的行為。倘若父母沒有盡責，恣意傷害子女，那麼訂再多嚴苛法律，也不可能強迫受害子女無條件順服。

註一：日本最高法院可召開的法庭，分為「大法庭」與「小法庭」。大法庭功用近似我國的憲法法庭，不同之處在於，日本最高法院大法庭是由最高法院的15名法官組成；而我國則是另外遴選司法院大法官，專門負責憲法法庭的案件審理，不受最高法院管轄。

註二：為保護可能尚在世的當事人及後代，案件關係人姓名皆以化名處理，未另行標註，在此說明。

註三：原文為「股引き」，日本傳統褲裝的一種。較貼身，方便行動，常見於工作或祭典時的穿著。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