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位於台北寧夏路與錦西街交界口的原大同分局,以「台灣新文化運動館」的名稱熱鬧開張了,弧形流線的造型、大地色的面磚,讓久住這裡的居民,一下認不出來這棟建築從何而來;之前不是三層樓而且紅白相間的顏色嗎?原來,經古蹟考證與修復後,這才是1933年日本時代興建時「北署」的樣貌,才是真正的顏色和樓高。
![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北署](https://ohsir.tw/wp-content/uploads/2020/05/1024px-原臺北北警察署.jpg)
就警察機構本身來說,這間「北署」在日本時代有什麼職責呢?1920年,台灣行政區劃改變,政府發布《台灣市制》,將原本制度改為州、市、郡、街庄等層級。州之下設市,如台北市。而在這制度下新生的台北市,轄管近20萬的人口以及近百處地方單位,為方便治安管理,台北市在今西門町附近的大和町設立台北南警察署,大致以清代北門為界,往南管理台北市南半部;至於北門以北,則由設立在蓬萊町的北警察署負責,俗稱「北署」。
暱稱「日新樓」旅社的舊北署
現今所能見到的是1933年興建的北署。在這之前的舊北署,坐落另一邊的馬路轉角、今日家樂福大樓的位置。那邊那個位置與舊北署,才是大名鼎鼎的台灣民眾黨黨員,蔣渭水,常出入「休息」之處。他因常常出入(舊)北署,而稱北署為「日新樓」旅社,象徵每天在獄中都能日新又新。
蔣渭水還曾在《台灣新民報》投書〈北署遊記〉:
主人翁酒井警部緒禮後……又承他的好意,留我住宿在署裡的客房,我也不客氣地就其受惠,脫下褲袋鞋襪,就去第一號房休憩。房內是有八、九名的客人在座,他們看著我的面,裡面那一位首席的客官,鱸鰻頭很歡喜地說:「唉落了一顆明星」,大家都表示出很殷勤的歡迎,這算是我的好彩頭。……又交陪幾個好兄弟,我感覺這裡是社會問題的研究,也可看作是貧民窟,我從前入獄的時候是讀房,這回是雜房,得著研究許多真實社會的事件,算是很好的機會吧。
從相關記錄可知,北署常居留鱸鰻(流氓)、小偷、無業者,以及賭博成癮的人,另外當然也包括如蔣渭水等人的政治犯,另外還有被稱為鱸鰻囡仔的「不良少年」、「不良少女」。說到這裡,讀者也許會忽然驚訝:「日本時代那麼久遠以前就有不良分子了呀!」其實,不論是日本本土,或是殖民地台灣,當時代進入當代政府體制並運作經濟邏輯後,社會因而就有了「階級」、「職業」的嶄新分類。而相對地,下層階級中,那些無固定職業,甚至居無定所的流浪男女,以前可能被稱為羅漢腳或浪人,在日本時代,就重新被定義成「不良」者、鱸鰻(流氓)、浮浪者。
這些不良分子,因為出現在殖民地上,又進一步被知識分子特別貼上「殖民地的標籤」,被研究者分類出「本島不良者的特色」。例如:愛賭博、迷信、愛錢,還有愛打架。至於不良者年齡為14歲以下者,則稱為上述所提的不良少女與不良少年。
不良少年,以台北來說,多聚集在老城區,如艋舺或大稻埕。大稻埕的不良少年,則多半聚集在大稻埕永樂町市場中徘徊,管制他們也是北署的首要業務之一。1930年的3月初,北署警員全面包圍永樂町市場,共搜查出不良少年29名、無賴漢2名。由於不良少年未達當時的刑法懲罰年齡,所以只能暫時拘留,找尋少年們的相關親屬,給予言語教導等方式處理。這樣的事件層出不窮,也因此警政單位開始發展出一套線性思考方式,不論正確與否,這些警政高官認為,當今社會動亂來源之一正是流氓,流氓小時候是什麼呢?就是不良少年。
所以,既然源頭就是不良少年,那教育方針何不從源頭下手?如果能用教導、矯正習慣的方式,將不良少年「改正」,那未來流氓也就自然絕跡了。這樣類似強迫教育的指導方針,也是由當時的北署率先發動,並提出若干指導方針,可以說,當時的北署既要取締違法成年者,又要「監視」政治犯,還要「教導」不良少年,居民上上下下,只要略有不良意圖,可說不出北署警察大人的業務範圍。
「經濟」的監視型建築
如一開始所提的,1933年又興建了新北署,也就是今日我們看到的台灣新文化運動館。新一代的北署,在當時跟上1930年代最為流行的建築風格:簡約、收斂,帶點歐洲裝飾風格,卻又不誇張顯眼,隱約出現代主義中強調的特質:流線、明快。北署就是這樣一個介於歐洲裝飾風格與現代主義風格之間的產物,有了一套自己的面貌:一樓狹長方窗、二樓用雙連拱的開窗,具有變化;正面則利用自己位在街角的位置,設計了一道45度的弧線,相當動態有力。
然而,這樣現代主義傾向的建築樣貌,竟也恰好與近代國家管理人民時的一套理念完美結合──鼎鼎有名的社會哲學思想家傅柯,曾在其著作《規訓與懲罰》中提到同樣大名鼎鼎的功利主義代表者邊沁,便設計出一種圓形的全景敞視監獄,這樣的監獄外面透光、圓心中間設有監視犯人的高塔,外面射入的光線會使得嫌犯看不清楚監視者的視線,但依然懷疑自己受到監控,進而產生「自己監控自己」的特殊情形。
而且,監視塔上只要設置少數的管理者,就能一次監控整個圓形上上下下所有的犯人,可說相當「經濟」。日本時代建造的台北監獄,或至今留存的嘉義舊監獄,也可看到類似這樣的設計。北署雖然占地規模不大,在北署內深處也設計了一套小型的全景敞視監獄,中央處設計者放了一座高台,高台下有半圓形180度分布的洗手槽,而每個洗手槽都能對應到一處只有25度寬的小小居留牢房。如此一來,員警只要站在高台上,就能一覽眼前數名犯人的一舉一動,另外還刻意設計了水牢,讓犯人浸泡在深水當中,只有頭能露出來勉強呼吸,以此來對犯人刑求。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改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1950年代開始著名的「白色恐怖」時期,當時台灣省內有各種軍方或特務系統的情報單位。北署於1949年改成立刑事警察總隊,下有負責政治工作的政治課,1958年,刑警總隊再改名為刑事警察大隊。雖然刑事單位整體而言是「警察單位」,只處理「民間治安」,但因為刑警總隊的高層,多半又有保密局情報系統的身分,所以可以推測,當時的高階警察,很可能都另有情報偵防的角色任務。
1950年代,北署,即刑事警察總隊,也開始利用該空間,當作關押白色恐怖受難犯人的地方,不過犯人多半只是短暫停留,不久後會移監他處。但即便是在短暫的收押期間,情治單位也依然利用北署內部空間進行監禁與拷問。
受難者李清增曾表示:
「在刑警總隊,我開始嚐到刑求的滋味。記得第一次偵訊時……我不承認,他們就用刑。第一次否認時,他們先是重重地打了我一個耳光,把我的牙齒也打斷了一顆。然後,他們再逼問,我又否認時,其中兩個刑警就分別用力夾緊我的頰骨,使我的嘴巴張開;然後一名刑警則朝著我的喉嚨猛灌水,一直刑到我小便失禁,昏迷過去,才罷手……」
又有受難者顏世鴻說道:
「這是台北車輛最少、行人最稀的時刻,車很快地就到了刑警總隊。在押房外,要在表格上填上私物,就在那裡,錶、腰帶都被沒收了……我被帶上六號室,算是邊房。人很擠,算是初入這種場所,以後一直到後來聞到習慣的汗酸味,和人多含小大便殘留的氣味混合的特別滋味。」
如此看來,從日本時代逐漸劃分與界定治安範圍,理當只處理治安民生等議題的「台北市北署」,卻也不缺乏抓捕政治犯的作為;到了戰後,改制成的刑警總隊內,也參與了白色恐怖政治犯的受難歷程。北署就是這樣一處特殊的所在。
告別恐怖的指定古蹟
刑警總隊於1960年代後開始相對不碰觸白色恐怖案件的業務,但還是為了因應業務量增加,在1961年增建了三樓,接著又在1984年因漏水問題,而徹底將內外改建,除了窗戶改為鋁窗外,還將外表貼上紅色與白色兩色的二丁掛面窗,日本時代的風貌至此盡失,難以辨識。
所幸,警察業務所需的新大樓興建完畢後,原北署建築在1998年由台北市指定為市定古蹟,又在2014年開始整修,直到2018年10月重新開放。如今,北署又名「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館藏主題與日治時期知識分子發起的種種政治、文化改革與推廣活動有關,已成為台北市民假日的另一好去處。只是,這裡也依然是那些不分年代的政治犯,不分年代被錯抓,或被濫刑伺候的民眾的傷心處。看著水牢、拘留所等處,看著百年以來治安以及政治的紛紛擾擾與官民關係,那曾經呼天嗆地的刑求聲響,是否還迴盪在北署那深遠的長廊中呢?
資料來源
稻市不良少年陸續檢擧六日廿九名,台灣日日新報,19300308。版次08。
無賴漢の絕滅に 不良少年の基本的調查 從來の惡習慣矯正が先決と 北署が活動を開始,台灣日日新報,19300927。版次02。
親心ご取締る! 北署の不良少年善導方針。19400801,台灣日日新報
台灣省警務處,《台灣警務》(台北市:台灣省警務處,1954),頁88。
黨醒然等,《龍套春秋:生平憶述》(台北市:秀威資訊,2005)
日治時期台灣「不良少年的誕生」,王珮瑩,2009,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北署遊記,蔣渭水著,台灣民報。1927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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