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位於台北寧夏路與錦西街交界口的原大同分局，以「台灣新文化運動館」的名稱熱鬧開張了，弧形流線的造型、大地色的面磚，讓久住這裡的居民，一下認不出來這棟建築從何而來；之前不是三層樓而且紅白相間的顏色嗎？原來，經古蹟考證與修復後，這才是1933年日本時代興建時「北署」的樣貌，才是真正的顏色和樓高。
就警察機構本身來說，這間「北署」在日本時代有什麼職責呢？1920年，台灣行政區劃改變，政府發布《台灣市制》，將原本制度改為州、市、郡、街庄等層級。州之下設市，如台北市。而在這制度下新生的台北市，轄管近20萬的人口以及近百處地方單位，為方便治安管理，台北市在今西門町附近的大和町設立台北南警察署，大致以清代北門為界，往南管理台北市南半部；至於北門以北，則由設立在蓬萊町的北警察署負責，俗稱「北署」。
暱稱「日新樓」旅社的舊北署
現今所能見到的是1933年興建的北署。在這之前的舊北署，坐落另一邊的馬路轉角、今日家樂福大樓的位置。那邊那個位置與舊北署，才是大名鼎鼎的台灣民眾黨黨員，蔣渭水，常出入「休息」之處。他因常常出入（舊）北署，而稱北署為「日新樓」旅社，象徵每天在獄中都能日新又新。
蔣渭水還曾在《台灣新民報》投書〈北署遊記〉：
主人翁酒井警部緒禮後……又承他的好意，留我住宿在署裡的客房，我也不客氣地就其受惠，脫下褲袋鞋襪，就去第一號房休憩。房內是有八、九名的客人在座，他們看著我的面，裡面那一位首席的客官，鱸鰻頭很歡喜地說：「唉落了一顆明星」，大家都表示出很殷勤的歡迎，這算是我的好彩頭。……又交陪幾個好兄弟，我感覺這裡是社會問題的研究，也可看作是貧民窟，我從前入獄的時候是讀房，這回是雜房，得著研究許多真實社會的事件，算是很好的機會吧。
從相關記錄可知，北署常居留鱸鰻（流氓）、小偷、無業者，以及賭博成癮的人，另外當然也包括如蔣渭水等人的政治犯，另外還有被稱為鱸鰻囡仔的「不良少年」、「不良少女」。說到這裡，讀者也許會忽然驚訝：「日本時代那麼久遠以前就有不良分子了呀！」其實，不論是日本本土，或是殖民地台灣，當時代進入當代政府體制並運作經濟邏輯後，社會因而就有了「階級」、「職業」的嶄新分類。而相對地，下層階級中，那些無固定職業，甚至居無定所的流浪男女，以前可能被稱為羅漢腳或浪人，在日本時代，就重新被定義成「不良」者、鱸鰻（流氓）、浮浪者。
這些不良分子，因為出現在殖民地上，又進一步被知識分子特別貼上「殖民地的標籤」，被研究者分類出「本島不良者的特色」。例如：愛賭博、迷信、愛錢，還有愛打架。至於不良者年齡為14歲以下者，則稱為上述所提的不良少女與不良少年。
不良少年，以台北來說，多聚集在老城區，如艋舺或大稻埕。大稻埕的不良少年，則多半聚集在大稻埕永樂町市場中徘徊，管制他們也是北署的首要業務之一。1930年的3月初，北署警員全面包圍永樂町市場，共搜查出不良少年29名、無賴漢2名。由於不良少年未達當時的刑法懲罰年齡，所以只能暫時拘留，找尋少年們的相關親屬，給予言語教導等方式處理。這樣的事件層出不窮，也因此警政單位開始發展出一套線性思考方式，不論正確與否，這些警政高官認為，當今社會動亂來源之一正是流氓，流氓小時候是什麼呢？就是不良少年。
所以，既然源頭就是不良少年，那教育方針何不從源頭下手？如果能用教導、矯正習慣的方式，將不良少年「改正」，那未來流氓也就自然絕跡了。這樣類似強迫教育的指導方針，也是由當時的北署率先發動，並提出若干指導方針，可以說，當時的北署既要取締違法成年者，又要「監視」政治犯，還要「教導」不良少年，居民上上下下，只要略有不良意圖，可說不出北署警察大人的業務範圍。
「經濟」的監視型建築
如一開始所提的，1933年又興建了新北署，也就是今日我們看到的台灣新文化運動館。新一代的北署，在當時跟上1930年代最為流行的建築風格：簡約、收斂，帶點歐洲裝飾風格，卻又不誇張顯眼，隱約出現代主義中強調的特質：流線、明快。北署就是這樣一個介於歐洲裝飾風格與現代主義風格之間的產物，有了一套自己的面貌：一樓狹長方窗、二樓用雙連拱的開窗，具有變化；正面則利用自己位在街角的位置，設計了一道45度的弧線，相當動態有力。
然而，這樣現代主義傾向的建築樣貌，竟也恰好與近代國家管理人民時的一套理念完美結合──鼎鼎有名的社會哲學思想家傅柯，曾在其著作《規訓與懲罰》中提到同樣大名鼎鼎的功利主義代表者邊沁，便設計出一種圓形的全景敞視監獄，這樣的監獄外面透光、圓心中間設有監視犯人的高塔，外面射入的光線會使得嫌犯看不清楚監視者的視線，但依然懷疑自己受到監控，進而產生「自己監控自己」的特殊情形。
而且，監視塔上只要設置少數的管理者，就能一次監控整個圓形上上下下所有的犯人，可說相當「經濟」。日本時代建造的台北監獄，或至今留存的嘉義舊監獄，也可看到類似這樣的設計。北署雖然占地規模不大，在北署內深處也設計了一套小型的全景敞視監獄，中央處設計者放了一座高台，高台下有半圓形180度分布的洗手槽，而每個洗手槽都能對應到一處只有25度寬的小小居留牢房。如此一來，員警只要站在高台上，就能一覽眼前數名犯人的一舉一動，另外還刻意設計了水牢，讓犯人浸泡在深水當中，只有頭能露出來勉強呼吸，以此來對犯人刑求。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改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1950年代開始著名的「白色恐怖」時期，當時台灣省內有各種軍方或特務系統的情報單位。北署於1949年改成立刑事警察總隊，下有負責政治工作的政治課，1958年，刑警總隊再改名為刑事警察大隊。雖然刑事單位整體而言是「警察單位」，只處理「民間治安」，但因為刑警總隊的高層，多半又有保密局情報系統的身分，所以可以推測，當時的高階警察，很可能都另有情報偵防的角色任務。
1950年代，北署，即刑事警察總隊，也開始利用該空間，當作關押白色恐怖受難犯人的地方，不過犯人多半只是短暫停留，不久後會移監他處。但即便是在短暫的收押期間，情治單位也依然利用北署內部空間進行監禁與拷問。
受難者李清增曾表示：
「在刑警總隊，我開始嚐到刑求的滋味。記得第一次偵訊時……我不承認，他們就用刑。第一次否認時，他們先是重重地打了我一個耳光，把我的牙齒也打斷了一顆。然後，他們再逼問，我又否認時，其中兩個刑警就分別用力夾緊我的頰骨，使我的嘴巴張開；然後一名刑警則朝著我的喉嚨猛灌水，一直刑到我小便失禁，昏迷過去，才罷手……」
又有受難者顏世鴻說道：
「這是台北車輛最少、行人最稀的時刻，車很快地就到了刑警總隊。在押房外，要在表格上填上私物，就在那裡，錶、腰帶都被沒收了……我被帶上六號室，算是邊房。人很擠，算是初入這種場所，以後一直到後來聞到習慣的汗酸味，和人多含小大便殘留的氣味混合的特別滋味。」
如此看來，從日本時代逐漸劃分與界定治安範圍，理當只處理治安民生等議題的「台北市北署」，卻也不缺乏抓捕政治犯的作為；到了戰後，改制成的刑警總隊內，也參與了白色恐怖政治犯的受難歷程。北署就是這樣一處特殊的所在。
告別恐怖的指定古蹟
刑警總隊於1960年代後開始相對不碰觸白色恐怖案件的業務，但還是為了因應業務量增加，在1961年增建了三樓，接著又在1984年因漏水問題，而徹底將內外改建，除了窗戶改為鋁窗外，還將外表貼上紅色與白色兩色的二丁掛面窗，日本時代的風貌至此盡失，難以辨識。
所幸，警察業務所需的新大樓興建完畢後，原北署建築在1998年由台北市指定為市定古蹟，又在2014年開始整修，直到2018年10月重新開放。如今，北署又名「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館藏主題與日治時期知識分子發起的種種政治、文化改革與推廣活動有關，已成為台北市民假日的另一好去處。只是，這裡也依然是那些不分年代的政治犯，不分年代被錯抓，或被濫刑伺候的民眾的傷心處。看著水牢、拘留所等處，看著百年以來治安以及政治的紛紛擾擾與官民關係，那曾經呼天嗆地的刑求聲響，是否還迴盪在北署那深遠的長廊中呢？
資料來源
稻市不良少年陸續檢擧六日廿九名，台灣日日新報，19300308。版次08。
無賴漢の絕滅に 不良少年の基本的調查 從來の惡習慣矯正が先決と 北署が活動を開始，台灣日日新報，19300927。版次02。
親心ご取締る！ 北署の不良少年善導方針。19400801，台灣日日新報
台灣省警務處，《台灣警務》（台北市：台灣省警務處，1954），頁88。
黨醒然等，《龍套春秋：生平憶述》（台北市：秀威資訊，2005）
日治時期台灣「不良少年的誕生」，王珮瑩，2009，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北署遊記，蔣渭水著，台灣民報。1927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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