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台灣，地方政府財政困窘。在台灣建省前，清律規定，重刑犯需押送到省城福建，但縣官常常窮到連這筆錢都出不起，只好讓重刑犯在台灣的監獄「塞車」，塞好塞滿，值到存夠錢，終於能讓犯人「上路」為止。
但是，就算存夠了路費，一切就這樣風順水平了嗎？還是會發生其他一些出乎意料之外，很「鏘」的情況呢？讓我們來看看乾隆年間的一個例子。
乾隆皇帝生氣氣，一切都是東北季風惹的禍
乾隆十三（1748）年的秋天，乾隆皇的桌子上擺著一份由廣東巡撫岳濬遞上來的奏摺。它是這樣寫的：「據吳川縣報稱：有閩省商船一隻隨風飄至石匈洲營所轄淡水汛地方，內有臺灣府役洪佐、許郡二名押解彰化縣命案絞犯蕭蔭，訊係解往福建省城之犯。當即檄行該縣照例遞解，中途脫逃；旋即弋獲，遞回閩省，咨明福建撫臣收審。」
以白話文來說，這是岳濬向乾隆皇帝稟告：在他管轄的廣東吳川縣內，撿到一艘東北季風吹到這裡的福建商船，內含兩個負責押送死刑犯蕭蔭的府役洪佐和許郡。訊問之後，就讓他們繼續他們的押送之旅，沒想到竟然連官帶犯，通通逃了！臣速速抓回，交回給福建巡撫，請他審判。
皇帝聞言，大大震怒：「解役所以防案犯之逃逸；乃罔顧法紀，與犯人同逃，更非囚犯畏罪圖脫可比。」言下之意，犯人畏罪潛逃是一回事，負責押送犯人的官差竟然跟著逃，是還不還把法律放在眼裡了！（潛台詞：還把不把朕的權威給放在眼裡了！）乾隆除了要官員嚴加查辦逃亡的官員，更要知道這著小小蕭蔭到底犯了什麼罪。
不查還好，一查之下，案件雖然沒有像雪球般越滾越大，但倒是越來越荒唐。
原來蕭蔭不是蕭蔭，是其他人。而官差也不是官差，也是其他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偷天換日、金蟬脫殼：蕭蔭跟他的替身
在彰化縣犯下命案的死刑犯蕭蔭，到底做了什麼要被判絞刑呢？
當時的彰化縣，幅員遠較現在遼闊，北至大甲溪，南至虎尾溪。因此蕭蔭確切住在哪裡，現在的我們不是非常清楚。但可以知道的是，當時的治安不是太好，因此偷竊盜匪時有所聞。而這位蕭先生有天晚上在抓小偷時，不慎眼殘把自己的遠房叔叔蕭木打傷，以至於蕭叔叔傷重不治身亡。經過訴訟、審判之後，彰化縣府以「鬥殺」罪將蕭先生定罪，並判以絞刑，準備一路從台灣府押送至福建省城––福州，等待行刑。故事到這裡都還挺合理的。
但，當蕭蔭被押到台灣府，等待上船的這段期間，他找了堂弟蕭大和不知打哪裡來，名為黃宗的兩人，頂替了押解他的差役許郡、洪佐，另外找了一個無名氏來代替他。於是，當押解犯人的船隻開出台灣府外，不僅上面的犯人不是真犯人，押著他的官差也不是真正的官差。而這件事一直沒人發現，直到船隻被風吹到了廣東，然後犯人和官差一起逃亡，又被廣東巡撫給抓回來，寫奏摺告訴皇帝，然後皇帝下令嚴加查辦為止。
不知道乾隆皇看到這份奏章的時候，心情是什麼呢？他的腦血管有氣到差點爆開來嗎？我們今日已經不得而知了，但我們可以推測到的是，這麼荒唐的事件，到底是如何發生的。這要從清代台灣的戶籍制度開始講起了。
沒有身分證的時代：清國戶籍制度與蕭蔭的逃脫
近日有一條新聞，提到台灣上一代身分證已經發行超過十年，上面的欄位也是全世界最複雜的，因此在新一代身分證的規劃上，將取消一些不適用的欄位，比如父母的姓名。圍繞著這條新聞，有些不大不小的討論，諸如戶籍的重要性，以及什麼欄位需要填寫等等。當代的身分證，主要是延續日本統治時期的戶籍制度。那麼，清代的戶籍制度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呢？
1684年，清朝將台灣納入版圖之後，就開始實施保甲制度，十戶一甲，十甲一保，透過甲長與保正管理轄下的人口和治安。在還沒有指紋辨識與攝影技術的時代，每甲、每保有多少人，這些人是誰，都需得仰賴甲長與保正們的紀錄來確認。某個程度上，比起政府組織，更接近居民自治組織。甲長與保正們 到底能多大程度地掌握每個人的動態，就成了此套系統是否可供依循的關鍵。然而，當時台灣與中國之間的交流頻繁，人口動態難以掌握之外，當時人也不太有「只有一個通用本名」的概念 。除了課本上常見的文人雅士「名橫字雅堂號武公、慕陶、劍花」之類哩哩啦啦沒完沒了的名號之外，就連販夫走卒也常有本名與別名通用共稱的習慣。在《淡新檔案》中，就常有像是「黃阿狗，即黃心婦」唧唧復唧唧，別名峰峰相連到天邊的情況。在這樣的情況下，蕭蔭想要不再是蕭蔭，可以說連易容術都不用，只要和保正、差役對好台詞，再重金找到願意拿錢辦事的亡命之徒，逃離絞刑，也只是分分鐘的事情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蕭蔭機關算盡，卻沒料到船隻被吹到廣東，而原本擬好的貍貓換太子大計，也在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被廣東巡撫給攪了黃。後來奉旨查辦此案的閩浙總督喀爾吉善與福建巡撫潘思榘兩人，在回報給皇帝此間「明有賄囑謀脫情形」，認為是吏治不彰的報告中，還被乾隆刮了一頓，要他們把「簽差不慎之員」一起查辦。但這個「簽差不慎之員」到底是誰？蕭蔭後來是否有被抓回去正法？許郡、洪佐、蕭大、黃宗和假蕭蔭的下場又是什麼？
這一切均消失在茫茫的歷史洪流之中，只能有待更多的史料爬梳，或想像力的靈感召喚了。
參考資料：
1.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高宗實錄選輯，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年。
2. 戴炎輝，清代台灣之鄉治，台北：聯經，197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