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台灣,地方政府財政困窘。在台灣建省前,清律規定,重刑犯需押送到省城福建,但縣官常常窮到連這筆錢都出不起,只好讓重刑犯在台灣的監獄「塞車」,塞好塞滿,值到存夠錢,終於能讓犯人「上路」為止。
但是,就算存夠了路費,一切就這樣風順水平了嗎?還是會發生其他一些出乎意料之外,很「鏘」的情況呢?讓我們來看看乾隆年間的一個例子。
乾隆皇帝生氣氣,一切都是東北季風惹的禍
乾隆十三(1748)年的秋天,乾隆皇的桌子上擺著一份由廣東巡撫岳濬遞上來的奏摺。它是這樣寫的:「據吳川縣報稱:有閩省商船一隻隨風飄至石匈洲營所轄淡水汛地方,內有臺灣府役洪佐、許郡二名押解彰化縣命案絞犯蕭蔭,訊係解往福建省城之犯。當即檄行該縣照例遞解,中途脫逃;旋即弋獲,遞回閩省,咨明福建撫臣收審。」
以白話文來說,這是岳濬向乾隆皇帝稟告:在他管轄的廣東吳川縣內,撿到一艘東北季風吹到這裡的福建商船,內含兩個負責押送死刑犯蕭蔭的府役洪佐和許郡。訊問之後,就讓他們繼續他們的押送之旅,沒想到竟然連官帶犯,通通逃了!臣速速抓回,交回給福建巡撫,請他審判。
皇帝聞言,大大震怒:「解役所以防案犯之逃逸;乃罔顧法紀,與犯人同逃,更非囚犯畏罪圖脫可比。」言下之意,犯人畏罪潛逃是一回事,負責押送犯人的官差竟然跟著逃,是還不還把法律放在眼裡了!(潛台詞:還把不把朕的權威給放在眼裡了!)乾隆除了要官員嚴加查辦逃亡的官員,更要知道這著小小蕭蔭到底犯了什麼罪。
不查還好,一查之下,案件雖然沒有像雪球般越滾越大,但倒是越來越荒唐。
原來蕭蔭不是蕭蔭,是其他人。而官差也不是官差,也是其他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偷天換日、金蟬脫殼:蕭蔭跟他的替身
在彰化縣犯下命案的死刑犯蕭蔭,到底做了什麼要被判絞刑呢?
當時的彰化縣,幅員遠較現在遼闊,北至大甲溪,南至虎尾溪。因此蕭蔭確切住在哪裡,現在的我們不是非常清楚。但可以知道的是,當時的治安不是太好,因此偷竊盜匪時有所聞。而這位蕭先生有天晚上在抓小偷時,不慎眼殘把自己的遠房叔叔蕭木打傷,以至於蕭叔叔傷重不治身亡。經過訴訟、審判之後,彰化縣府以「鬥殺」罪將蕭先生定罪,並判以絞刑,準備一路從台灣府押送至福建省城––福州,等待行刑。故事到這裡都還挺合理的。
但,當蕭蔭被押到台灣府,等待上船的這段期間,他找了堂弟蕭大和不知打哪裡來,名為黃宗的兩人,頂替了押解他的差役許郡、洪佐,另外找了一個無名氏來代替他。於是,當押解犯人的船隻開出台灣府外,不僅上面的犯人不是真犯人,押著他的官差也不是真正的官差。而這件事一直沒人發現,直到船隻被風吹到了廣東,然後犯人和官差一起逃亡,又被廣東巡撫給抓回來,寫奏摺告訴皇帝,然後皇帝下令嚴加查辦為止。
不知道乾隆皇看到這份奏章的時候,心情是什麼呢?他的腦血管有氣到差點爆開來嗎?我們今日已經不得而知了,但我們可以推測到的是,這麼荒唐的事件,到底是如何發生的。這要從清代台灣的戶籍制度開始講起了。
沒有身分證的時代:清國戶籍制度與蕭蔭的逃脫
近日有一條新聞,提到台灣上一代身分證已經發行超過十年,上面的欄位也是全世界最複雜的,因此在新一代身分證的規劃上,將取消一些不適用的欄位,比如父母的姓名。圍繞著這條新聞,有些不大不小的討論,諸如戶籍的重要性,以及什麼欄位需要填寫等等。當代的身分證,主要是延續日本統治時期的戶籍制度。那麼,清代的戶籍制度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呢?
1684年,清朝將台灣納入版圖之後,就開始實施保甲制度,十戶一甲,十甲一保,透過甲長與保正管理轄下的人口和治安。在還沒有指紋辨識與攝影技術的時代,每甲、每保有多少人,這些人是誰,都需得仰賴甲長與保正們的紀錄來確認。某個程度上,比起政府組織,更接近居民自治組織。甲長與保正們 到底能多大程度地掌握每個人的動態,就成了此套系統是否可供依循的關鍵。然而,當時台灣與中國之間的交流頻繁,人口動態難以掌握之外,當時人也不太有「只有一個通用本名」的概念 。除了課本上常見的文人雅士「名橫字雅堂號武公、慕陶、劍花」之類哩哩啦啦沒完沒了的名號之外,就連販夫走卒也常有本名與別名通用共稱的習慣。在《淡新檔案》中,就常有像是「黃阿狗,即黃心婦」唧唧復唧唧,別名峰峰相連到天邊的情況。在這樣的情況下,蕭蔭想要不再是蕭蔭,可以說連易容術都不用,只要和保正、差役對好台詞,再重金找到願意拿錢辦事的亡命之徒,逃離絞刑,也只是分分鐘的事情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蕭蔭機關算盡,卻沒料到船隻被吹到廣東,而原本擬好的貍貓換太子大計,也在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被廣東巡撫給攪了黃。後來奉旨查辦此案的閩浙總督喀爾吉善與福建巡撫潘思榘兩人,在回報給皇帝此間「明有賄囑謀脫情形」,認為是吏治不彰的報告中,還被乾隆刮了一頓,要他們把「簽差不慎之員」一起查辦。但這個「簽差不慎之員」到底是誰?蕭蔭後來是否有被抓回去正法?許郡、洪佐、蕭大、黃宗和假蕭蔭的下場又是什麼?
這一切均消失在茫茫的歷史洪流之中,只能有待更多的史料爬梳,或想像力的靈感召喚了。
參考資料:
1.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高宗實錄選輯,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年。
2. 戴炎輝,清代台灣之鄉治,台北:聯經,1979年。
調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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