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一個這麼火鳳凰的身體：台獨義士詹益樺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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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從那一場攻堅開始

（記得看到最後，文末有公益講座資訊，支持臺灣民主需要你我的力量）

1989年4月7日清晨，在時任中山分局刑事組長的侯友宜指揮下，警方開始對鄭南榕的《自由時代周刊》雜誌社辦公室進行攻堅。侯友宜手裡拿著拘票，對著空氣中濃重的汽油味，「問心無愧」地，誓言要將因辦雜誌而遭檢方以涉嫌叛亂起訴的鄭南榕拘提到案。侯友宜在風傳媒的訪問中說，「他事先已做周全準備，希望把傷害降到最低，其他人在談這些事情，對他來說只是一個執法過程而已，「依照當時的時空背景，現在再發一次拘票，我在當基層員警，還是要去執行。」他作了什麼樣的準備呢？依據現場記者邱萬興的說法，「當時親眼所見民權東路巷子兩邊佈滿鎮暴部隊，並無救護車、消防隊，何來救援一說？」侯友宜「希望把傷害降到最低」的準備，似乎不太充分啊。他無視於鄭南榕將以一死抗議的宣言，也不思採取任何柔性勸說的談判。

諷刺的是，在侯友宜擔任台北市刑事局除暴組組長的時期，他倒是很會和擄人勒贖的綁匪談判。在《經理人月刊》刊登的〈和侯友宜學談判！談判就是騙術，但「騙」裡要有一點真實〉這篇文章裡，侯友宜說，他在擔任台北市刑事局除暴組組長的時候，第一次經手此類案件，也是從那個時刻起，開始學習「談判」。在同一篇文章中，記者也轉述了葉毓蘭的說法，指稱侯友宜在偵訊殺手劉煥榮的時候，「天天帶著劉煥榮最愛吃的魚下巴、鴨舌去牢裡看他，又協助安排劉母到牢中會面」，終於突破了劉煥榮的心防。

兩相對照之下，不由得令人好奇，侯友宜的談判技巧，是否只用在擄人勒贖犯和殺人犯這類人身上呢？他的同理心，在面對因言論不自由而獲罪的「犯人」時，是否就乾涸一如沙漠？侯友宜說，他不後悔自己的決策。如果事情再發生一次，他依然會破門、攻堅、逮人。

真的嗎？如果今天哪間電視台的主持人因為講了幾句話，就被以涉嫌叛亂起訴，侯友宜會在明知對方有可能自焚的情況下，如此堅定地下令攻堅嗎？抑或者他會用他對付犯罪份子修煉而來的談判技巧，勸他千萬莫作傻事呢？

他會選擇何者，應該再明顯不過了。

順便說一句，正如同納粹大屠殺不管在當時或是在現代，都是錯的一般，「時空背景不同」這個魔法，對這個狀況全然地不適用。特別是，當侯友宜在同一個時代背景下，願意和綁架犯與殺人犯交心談判，卻不願對因思想而獲罪的政治犯施予同樣手段的狀態下，這樣的辯護更是加倍地站不住腳。

顯然，許許多多的台灣人也是作如是想。1989年5月19日，在鄭南榕的入殮告別式舉行後，他將被送到火葬場。這一段路，有4萬5千人上街，為其送行。他們由士林出發，循承德路、民生西路、中山北路、中山南路、轉介壽路（今凱達格蘭大道）。預定在總統府前舉行追思禮拜後，再前往火葬場。

然而，當遊行隊伍由中山南路右轉凱達格蘭大道時，卻被公園路前一排排的鐵絲蛇籠與憲警阻擋住，而無法抵達總統府前廣場。憤怒的群眾開始拆解蛇籠，警方則以強力水車因應。在衝突中，火光乍現－－眾人驚愕地發現，在一片被水車澆的溼透的馬路上，一團令人驚訝的熊熊火焰憑空而生。

醜小鴨變火鳳凰：詹益樺的故事

那團火焰，是高雄農權會的義工，「阿樺」詹益樺。1957年生的他，是嘉義人，時年32歲。詹益樺之所以會走上自焚這條路，說起來，和水難卻有著密切的聯結。高職肄業的詹益樺，離開學校後，陸續做了幾個工作，最後去到遠洋漁船上跑船、當船員。在那個戒嚴的年代，這是如他這種既「不是唸書的料」又非達官顯貴後代的台灣人少數能合法離開國境的工作。1985年，詹益樺工作的遠洋漁船遭遇船難，他獲救後被送到紐西蘭南島休養。意外接觸到非戒嚴社會的詹益樺，為紐西蘭的民主與自由風氣所震撼。回到台灣後，他開始接觸過去並不關心的政治運動、成為「黨外」的支持者。同年年底，台北縣長選舉，「黨外」推出了候選人尤清。詹益樺便成了他的助選員。

選舉結束後，詹益樺輾轉到了鄭南榕的《自由時代雜誌》任職。他便是在此時，與鄭南榕有了較密切的接觸。1986年的雙十節，詹益樺第一次參與了反核的示威遊行。兩個月後，他因當時為海外黑名單的許信良等人要闖關回國，前往桃園機場接機。沒想到，他沒等來被航空公司拒絕登機的許信良，卻等到了軍人與警察無情地水砲沖刷與拳腳毆打。不僅如此，他還被監禁在軍營裡超過十個小時。據口述歷史，詹益樺才走近機場，在沒有口號也沒有任何行動的情況下，就被便衣拖到軍營裡一頓毒打。打完之後，軍人才問他，來幹嘛？詹益樺說，來接朋友。打他的軍人就說，「你來接機，你是陰謀份子！」再把他打昏。

這些對現代人而言簡直是難以想像的非法舉動，也深深地引發了詹益樺的憤怒。他說，他從前都是聽別人說，認為國民黨新一代有機會改變，直到這次，才親身體驗到了國民黨的可惡（啊，這聽起來何等耳熟）。隔天，被釋放的他在記者會上說，「我這世人絕對不再讓這種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如果說，在紐西蘭的生活經驗，是讓他開始關心政治的起點。那麼桃園機場事件，或許就是讓他親身體會到「國家暴力」的殘酷與不仁吧。其實，設身處地的想想，普通人在遭遇到這樣的事件後，很難不就此縮手－－家人親友，那些深愛你的人，難道不會希望你珍重自身嗎？而你又忍心讓家人一同受到特務監控嗎？然而詹益樺的憤怒是如此巨大，使得他無法就此轉身，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他回到台北後，寫下了《自白書》和《遺書》，文中表示如果他被起訴，那麼他將在牢內絕食至死。

那，或許正是火鳳凰誕生的剎那吧？

跌倒成為弱者的人，我站立那個地方扶起他

至此之後，詹益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各種社會運動，「經常扛著喇叭走在抗爭隊伍之前」，簡直稱得上無役不與：反核、台獨、農民、環保、工人、原住民、農民等運動中，都能看到他穿梭其間的身影。1987年6月12日，他上街反對《國家安全法》；1988年1月，他聲援「許曹德、蔡有全台獨案」；同年5月20日，農民上街抗議，詹益樺不僅前往聲援，更駕著宣傳車衝出重圍。

漁民出身的詹益樺，在這些所有的運動中，無疑最能與工人和農民共情。1989年，他到高雄縣（今高雄市），投入高雄縣農權會，為維護農民的權益而努力。他走訪六龜、甲仙、美濃、旗山、大樹、內門等較為偏遠的鄉鎮，不僅宣揚理念，同時也開始務農。曾與詹益樺相處過的農夫陳照回憶，阿樺來幫他，但他不會摘釋迦，不會裝箱，也不會綁箱。於是他唯一能作的就是背著裝滿釋迦的竹簍，協助搬運。附近的果農看到他的樣子，就問，這人不是做這個的，為什麼跑過來？陳照說，阿樺說「他是都市人，要來體會農民的痛苦」，我就讓他體會。

詹益樺的運動，開展在搬運與搬運之間的休息空檔。趁著休息時間，他向鄰近的農民宣講民主運動、講農民該如何向政府爭取自己的權益。他說，「農民太可憐了，如果現在下大雨，刮颱風，農民馬上就要到田裏放水，不然稻秧統統要淹死。但是，公務員下雨天就可以坐在辦公室看電視。照台灣目前的制度，不可能改。政府每次講要撥下幾十億元，就算撥下來一億元，到農民身上，多少錢呢？……農民團體選出來的立法委員，有誰在為農民講話？選舉的時候，幾百元，一條領帶，票就投給他了！」

阿樺的努力不是沒有回報。他走過的各個鄉鎮，對黨外的支持越來越踴躍，參與演講、餐會等活動的人也越來越多。這些經驗，也反過來形塑了他的思想。他寫道，「我現拿鋤頭時、挑擔時，常思考這些問題：台灣社會上弱者在哪裡？他們被變成弱者是什麼原因？是什麼人造成？是什麼事情演變？現我不敢有什麼結論，我自訂一個方向：跌倒成為弱者的人，我站立那個地方扶起他。」

展翅的鳳凰，想成為落地的麥子

他原本會這樣繼續紮紮實實地進行他「運動即生活」的方針。直到1989年4月6日，台北傳來了鄭南榕自焚的消息。他立刻中斷了投注甚深的農民運動，北上加入追悼鄭南榕的行列。據鄭南榕之女鄭竹梅的回憶，詹益樺曾對她說，「我實實給恁講，一粒麥無落佇地裡來死，就猶原一粒爾爾。死，就結實多多。」麥子必須落地而亡，才能結出更多的麥穗。他也曾說，「鄭南榕是一顆偉大而美好的種子，我希望自己也成為一顆偉大而美好的種子。」從他所使用的比喻中，不難看出農運對他的深刻影響。植物那旺盛、死而後生的生命力，也成了他對台灣人的期待。此時，他已有追隨鄭南榕而去的計畫。

詹益樺找上了他在運動中結識的好友黃坤能等人，希望他們能協助他進行自焚計劃。按詹益樺的計畫，他自殺的時機，就是被國民黨鎮暴部隊阻擋的那個時刻。與此同時，他還要丟出聖經，以對時任總統的李登輝抗議。黃坤能等人雖然極盡所能地勸阻，但詹益樺心意已決，連藏汽油的自焚衣都已準備就緒。

有人能拉的住他嗎？當麥子如此堅決的朝地墜落？

他們最終選擇了協助他。希望他能遂其所願，以不比鴻毛重多少的、一粒麥子的重量，而能重於泰山。 5月19日，總統府前，詹益樺在警民衝突爆發後，步上了鄭南榕的後塵。他將汽油淋在身上，引火自焚後，撲向總統府前蛇籠上掛著的抗議布條上。那布條寫著，「生為台灣人、死為台灣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