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Vergissmeinnicht 勿忘我
※媒體工作者
※世界之大藏有無限可能，努力讓被時間淹沒的每一個人生故事不被遺忘。
你知道台灣一年約有多少具無名屍嗎？
根據法務部的統計，從2017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有40多具無法辨認身分、找不到家屬親人的無名屍骸，當祂們被尋獲時，祂們的面容可能因為日曬雨淋、身體的「自我分解」機制，以及蛆蟲的腐蝕而被完全抹去。
祂們死亡的原因，不外乎輕生、意外，有些甚至連死因都是「未確認」。當然也不乏有被法醫認定為是「他殺」的無名屍。這些無名屍，在經過警方採驗指紋、DNA、紀錄特徵、衣著，並經公告後，有部分無名屍，很幸運的能夠找回身分。但也有部分的無名屍，依舊回不了家。
而那些被認定是「他殺」的無名屍，因為沒有身分，就更難拼湊出祂的生命拼圖，並及時啟動調查機制進而追兇。「時間」就像一把冰冷的刻刀，隨著刀刃劃過，將所有可能的跡證慢慢刻磨掉，像是監視器過了保存期限、死者指縫裡的加害人皮屑消失、遺留現場的毛髮被吹散，證據一點一滴慢慢消失，無名屍的死因就愈來愈難以查明。
差一點湮沒木柵山區的無名女屍
位在木柵的老泉街有個杏花林，是當地知名的景點。因為當地居民將杏花枝條，嫁接在桃樹上種出碧桃花，每年2到3月碧桃花盛開，紅粉相間的花朵點綴山頭美不勝收，因此杏花林成了很多人闔家賞花、郊遊踏青的好去處。
1993年10月24日，當時住在台北市富陽街的市民王志聖，他開著車帶著自家養的狗，到木柵老泉里45巷附近的山區步道遛狗。當他走進一處濃密竹林中時，小狗突然跑到一個山溝旁狂吠，他靠近一看，發現有一個疑似人體模特兒在山溝裡，由於現場沒有腐臭味，他原本還想說是誰亂丟人體模特兒，直到他看見了「模特兒」那一頭茂密的黑髮時，他才確定那模特兒其實是人，驚覺不對勁的同時，他也迅速地報了警。
當時任職於文山一分局刑事組的巡官黃國浩、組員施國欽、黃其南，接獲民眾報案趕到現場。他們發現山溝裡的是一具女屍，仰躺，但是因為屍體已經腐爛，無法看出是否有外傷，儘管身著紅色上衣、藍色牛仔褲，手上也戴有一只錶面已破碎的手錶，但由於身上沒有證件，身分難尋。儘管警方已經發布查緝專刊，希望能有家屬來指認，無奈等待許久依舊沒有下文，只好將這具女屍安葬在文山區的富德公墓裡的無名墓塚中，而跟女屍有關的資料，也被鎖進警局的資料庫裡。
建中資優生尋妹 意外揭女屍身世之謎
1994年7月5號，這一天，各大媒體的新聞版面，都被一則「資優少年尋妹」的新聞佔據了版面。新聞的主角，叫做黃國鎰，16歲，就讀建國中學一年級，他躺在醫院病榻上，在母親的陪伴下召開記者會，忍著孱弱的身軀用盡力氣，對著鏡頭呼喚，希望大家幫他找找妹妹黃佩芬，「小芬，你快一點回來，哥哥身體不好，你要回來幫哥哥照顧媽媽！」
黃國鎰說，妹妹黃佩芬就讀弘道國中三年級，15歲。一年前的中秋節，也就是1993年9月30日，小芬與朋友相約出遊後就此失聯，他與媽媽到處找、到處問，就是等不到妹妹回家，擔心妹妹遭人綁架，他們也有報警，依舊沒有著落。日前黃國鎰日前肚子痛，到台大醫院掛急診，卻發現自己罹患了肝癌，而且末期了。
黃國鎰的爸爸，事發8年前因為車禍過世了。這些年，黃媽媽含辛茹苦靠著打零工，拉拔黃國鎰與妹妹兩個人長大。屋簷下一家三口，日子雖然苦了一點，但彼此相互扶持日子，過得倒也快樂。原本黃媽媽一心期盼著，兒女長大成人、出人頭地，可以成為她的依靠。沒想到，黃佩芬失蹤一年後，黃國鎰剛考上建中沒多久，又罹患了癌症。黃國鎰怕媽媽擔心，也怕若是自己真有個萬一，誰來照顧媽媽，才鼓起勇氣向外請求協助。
當時黃國鎰有一個同班同學叫連勝武，他的父親就是當時行政院長連戰。黃國鎰向連勝武拜託，請他幫幫忙。同班同學的義不容辭，沒多久，全台灣的大小媒體就被黃國鎰找尋妹妹的新聞給佔據了，當時媒體的標題都是「黃佩芬妳在哪裡」，這成了全國人民都很關心的問題。
同一時間，在台北市文山一分局刑事組裡的巡官黃國浩、組員黃其南，也看到了這則新聞，他們注意到，黃媽媽提供的相關資訊，衣服、褲子還有一只手錶……一個念頭閃過兩人的腦海，他們立刻衝往文山一分局地下一樓的檔案室，搬出了那個被塵封一年的紙箱，並立刻打電話通知小芬的媽媽來警察局認一認這衣物的主人，是不是她那失蹤一年的寶貝女兒。組員黃其南說，他至今仍忘不了，當黃媽媽一走進刑事組時，一看到那些衣物時，立刻崩潰大哭的場景，因為眼前的每樣東西，從衣服、褲子、手錶，都是女兒的。這一天是1994年9月30日，就在黃佩芬失蹤滿一年的這一天，黃媽媽找到女兒了，但卻找到了一個最讓人心痛的結果。
開棺驗屍之日 無名女屍尋身分驗死因
1994年10月4號，檢警、法醫還有黃家人，大批人聚集在富德公墓，要開棺驗屍。當時陪同現場驗屍的幹員阿欽回憶，現場的氣氛悲悽，「令人鼻酸啊！一個母親看到自己的女兒，躺在無名屍的四塊板的棺材裏面。」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現場的氣氛怎麼讓人不鼻酸。阿欽說，小芬的媽媽，當天帶了桃木劍、草鞋，還有準備一套紅色的衣服。草鞋是希望黃佩芬能有草上飛，桃木劍則是希望小芬能夠去找出是誰讓她魂斷山區，「會穿紅色衣服就是怨念深，想報仇就穿紅色衣服。」每一樣物品，背後都是媽媽的不捨與不甘，不捨的是，她沒法保護女兒，小芬還來不及長大，多看看這世界就香消玉殞；不甘的是，是誰讓女兒連長大的機會都沒有？
這個問題，同樣也是檢警要問的？黃佩芬會什麼會魂斷山區？一個年僅15歲的少女，她是怎麼來到這裡？是誰帶她來？又是誰將她丟棄在這裡？
檢警驗屍發現，黃佩芬的屍首因為曝屍郊外，蟲蝕多，腐爛嚴重，再加上風吹日曬雨淋，期間又遇到颱風大雨沖刷，身上找不到更多的微物跡證，看不出有什麼明顯外傷。但檢警發現，黃佩芬上半身的腐爛嚴重，尤其是頸部，「判斷她最嚴重腐敗最先和最嚴重的地方，就是第一個受傷的部位，從這個地方來研判她應該是被勒弊。」檢察官黃全祿說，驗屍時，發現黃佩芬的脖子有疑似遭人勒扯的跡象，經鑑定後確認，黃佩芬是遭人掐住頸部窒息而死。但讓人納悶的是，一個年僅15歲的少女，究竟是如何招惹殺身之禍？
花店躲雨行蹤成謎 相隔一年少女變成無名屍
要找出黃佩芬的死亡之謎，得要弄清楚，哪一天她出門後，去了哪？見了誰？慢慢爬梳才能理出脈絡，才能拼湊出真相。
1993年，9月30日，中秋節這一天早上九點多，小芬和李姓同學、朱姓同學、陳姓同學，幾個大女生說要去西門町的萬年大樓溜冰，大夥兒約在朱姓同學的家中集合後再一起出發。這個朱姓同學，家裡開花店，由於花店的位置就在中華路上鄰近西門町，店門口又是公車站牌，這裡逛街方便、交通也方便，因此成了幾個女孩平時聚會集合的地點。
小芬出門後下起了雨，突如其來的雨勢，再加上幾個大女生沒人帶傘。於是，朱姓同學只好撐著傘來回接送。當時，朱姓同學先帶著黃佩芬一同撐傘回到花店後，再去接其他同學來。卻沒想到，五分鐘後，等到朱姓同學接完另一個李姓同學回來花店時，卻沒看到黃佩芬。
人呢？原本，一夥人以為黃佩芬是不是臨時有事，於是她們在店裡留下了一張紙條後，就去溜冰了。自此之後，黃佩芬再也沒有出現過！
「都會打電話報平安，如果晚一點回去，結果那天等不到，她媽媽就覺得不妙了」檢察官黃全祿說，黃佩芬個性乖巧，不太讓家人擔心，這一天沒有回家，家人立刻就察覺有異，隔天馬上就報警了。當時候，負責偵辦的北市萬華分局漢中街派出所所長張榮興說，接獲報案後，他們立即出動清查，整個派出所為了這個案子查了好幾天。由於黃佩芬最後出現的地點，就是朱姓同學家裡開的花店，派出所便以花店為圓心，開始向外追查。
首先，他們詢問朱姓同學的爸爸，也就是花店老闆朱男，但朱男說，那一天早上11：00前後半個小時，他都在店裡睡覺，沒有看到小芬，再加上花店裡沒有監視器，無法確認小芬抵達花店後的行蹤。
於是警方只能向外再查，他們發現，當時花店旁邊有工地正在施工，擔心黃佩芬被拐騙進入工地，除了一一詢問工地裡的所有人，工地上上下下連地下室警方都查過一輪，卻一無所獲。警方訪查時也發現，花店的正前方就是公車站牌，再加上，黃佩芬失蹤當時，正是西門町人多熱鬧的假日，倘若小芬是被人強行帶走，怎麼可能沒有驚動任何人？黃佩芬是跟誰離開了？按照這個邏輯推斷，應該是熟人帶走了黃佩芬！但是誰？警方清查黃佩芬的交友狀況很單純，除了幾個好友外，也沒聽過她有到處亂結交朋友。
沒想到，看似單純的失蹤案，一年後竟成了命案。問題是，一年前警方追查黃佩芬的行蹤，都查不出線索，事隔一年，還能從哪裡查？「她最後一站在花店，沒有人可以再證明說，她在其他地方有出現過，所以當時是以花店為最主要目標。」
花店裡的秘密 「黃佩芬是誰殺了妳？」
「究竟是誰殺了黃佩芬？」這句話是當年媒體報導黃佩芬命案時，最常使用的標題。因為對專案小組來說，從黃佩芬失蹤、死亡至今已經相隔一年，要追查一年前的命案難度可不低。首先，黃佩芬的遺體被棄置在郊外，風吹日曬雨淋下，縱使有兇手留下的跡證，可能也遭毀損了。再來，棄屍現場是偏遠的木柵山區，沒有監視器，誰進誰出根本不可考。縱使有監視器也早就被覆蓋掉了，當年更沒有行車紀錄器這樣的發明。
但總是得踏出第一步，案件才會有所進展。在檢警打開棺驗屍的那一刻起，就正式開啟了緝凶之路。專案小組決定，要從黃佩芬最後被人看見的那一家花店開始追起。這家花店的老闆，姓朱，他的二女兒就是小芬的同學。一年多前，警方詢問朱姓老闆的行蹤，還記得他怎麼說的？
朱老闆：「那一天早上11：00前後半個小時，我都在店裡睡覺，沒有看到小芬。」
這句話，看起來並無奇怪之處。但一年後，當警方將所有當天跟黃佩芬見過面、講過電話的所有朋友都請來一一詢問過後，朱姓老闆的這個說詞，顯得有點怪。
檢警調查發現，當天黃佩芬抵達花店後，曾打電話給一個陳姓同學，邀她出來溜冰，這個時間就在11：00過後一點點。比對一下，朱姓老闆的說詞，小芬若在店裡打電話，朱老闆沒道理沒看到黃佩芬。
理由很簡單，朱家的花店開在中華路上，寸土寸金的地段，房價不便宜，租金也不便宜。這家花店，店面不大，約莫兩坪左右，這樣大小的空間，說沒看到人，似乎有點說不過去。再加上，黃佩芬的好友朱姓同學是朱姓老闆的二女兒。寶貝女兒的同學不見了，彼此也熟識，朱姓老闆的態度卻異常冷靜。讓檢警開始對他起了戒心。而且朱家的花店，在那一年的10月1日就結束營業，剛好就是在小芬出事的隔天。儘管朱姓老闆說，是因為租約到期才會收了花店，但種種的疑點，讓檢警覺得不對勁。
專案小組請朱姓老闆說清楚，一年前的9月30日，那一天他到底人在哪？去了哪？見了誰？請他一一交代。他怎麼說？我們爬梳相關的報導與判決整理出來，他供述的行蹤如下：
約08：30左右 開車到石牌榮總醫院送花，再到濱江街花市批花
約10：40左右 回到花店，休息至11：10左右
約11：10過後 拿布到長沙街某製旗社去車布邊，待了40分鐘
約11：50左右 回到花店後又外出吃飯
約12：10左右 回到花店，就在花店一路待到深夜
這是朱姓老闆的說法，檢警開始逐步清查，要確認他到底有沒有說老實話。首先，檢警找上了製旗社的老闆娘，老闆娘說，當天朱姓老闆的確有拿布來要車縫，但是他只待了兩、三分鐘就走了，並沒有待上30-40分鐘。此外，老闆娘還透漏一件事，朱姓老闆事後有來找她，跟她說，倘若之後警方找上門來問話，一定要說，他有來過製旗社。
朱姓老闆的大女兒則說，當天接近中午時分，她曾兩度回到花店卻沒看到父親。二女兒則說，當天她也曾打電話回花店，但沒人接聽。這跟朱姓老闆的說詞互相矛盾。但事後，朱姓老闆又改口，說當時他人是在花店內外整理搬運物品，所以女兒回來才沒看到他，說詞反反覆覆。甚至有秘密證人，向警方透漏，就在事發之後，朱姓老闆曾經「教導」女兒如何迴避警方問話，還要女兒「不要亂講話」。
最重要的是，朱姓老闆的大女兒曾經向警方說，9月30日那一天晚上，父親徹夜未歸，而朱姓老闆也對於自己那一晚的行蹤無法清楚交代。他說，因為這是一年前的事，他記不清楚了。問題是，朱姓老闆對那一天早上去了哪個花市，買了什麼花、買幾支、多少錢，他都記得清楚，唯獨對於關鍵行蹤無法自圓其說。
被騷擾女學生：「他說他是海軍陸戰隊，可以隨意扭斷我的脖子！」
此外，專案小組調查發現，朱姓老闆經常會對女兒的同學「毛手毛腳」。有時拍肩，有時從背後擁抱，已經逾越了長輩關愛、關心後輩的界線。儘管朱姓老闆說，只是單純的打鬧好玩。
但根據電視媒體的報導，曾經有一名曾在花店與朱姓老闆有過互動，化名Y小姐的女子，在事發26年後，她寫信給當時承辦的檢察官黃全祿。Y小姐說，她在因緣際會下認識了朱姓老闆，偶而會到花店幫忙，包花束、整理花材。她說，因為朱姓老闆的花店就在中華路的公車站旁，平時很多學生會在公車站牌等車，朱姓老闆就會藉機去發玫瑰花給等車的學生，並且藉機攀談，等待彼此都熟悉了，就會邀請女學生到店裡。
Y小姐向電視媒體透漏，朱姓老闆對家庭失和的學生關愛有加，這些受她照顧的女學生也會喊他一聲乾爹。朱姓老闆偶而也會帶這些女學生到附近賣場去吃吃喝喝，其實當地賣場的店家，對朱姓老闆都有印象。
Y小姐說，她在花店幫忙時，朱姓老闆就曾經從她背後環抱住她，說要教她拔玫瑰花刺，也曾經被朱男從後方勒住脖子，儘管 Y小姐覺得很不舒服，但是卻不敢反抗。因為朱姓老闆曾跟她說過，「他說他是海軍陸戰隊，可以隨意扭斷我的脖子，不管他說什麼都得要聽他的。」26年前，年少的Y小姐，在這樣的威脅恫嚇下，她當然不敢違逆。儘管，她曾經向學校反應過這件事，卻被學校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最後不了了之了。
常對女學生「毛手毛腳」 有女學生曾遭朱男帶到山區施暴未遂
如果按照Y小姐的說法，朱姓老闆「騷擾」女學生的應該不是單一事件。因為，就在檢警追查命案的同時，有另一名高中女學生向警方報案。這名女學生是花店的工讀生，她說，她曾經被朱姓老闆開車載到木柵偏遠山區猥褻。
當時朱姓老闆，以要教女學生開車的名義，將女學生帶往木柵。一開始都沒有異狀，沒多久，朱姓老闆突然說要帶女學生去果園採水果，儘管女學生拒絕，但朱姓老闆不理會，開著車沿著木新路轉入恆光街、恆光橋開上山區，並停在一處杏花林旁，隨即對女學生上下其手，女學生嚇得趁機逃跑，並向住在附近的一個茶農求救，才平安下山。而女學生說的這個地點，距離黃佩芬被棄屍的地點只有5分鐘車程。
當初，專案小組詢問朱姓老闆對於木柵山區熟不熟悉時，他還說自己不熟。但檢警發現，朱男對於木柵老泉里45巷附近的路徑相當熟悉，他不僅常到這裡採集杏桃花的枝幹作為花材外，也會帶女孩子到這裡來，檢察官黃全祿說：「可能有更多的女生跟他一起過去。」 也就是說，面對檢警的訊問，朱姓老闆總是有各種說詞。
朱家二女兒改供詞「沒看到」變「有看到」
正當檢警將偵辦重點放在朱男身上時，朱男的二女兒也就是黃佩芬的好朋友，突然改說詞了。原本她說，「當天她也曾打電話回花店，但沒人接聽。」也從沒說過她有回到花店。但現在她的說詞是：當天下午四點，她有回到花店去，有看到父親，她還向父親朱男詢問有沒有看到同學黃佩芬。這個說詞若為真，就是朱姓老闆最有利的不在場證明。問題是，當專案小組去詢問當天與朱家二女兒一同去溜冰的同學時，她們怎麼說，「她同學後來就說，我們都在一起，她(朱的女兒)沒有離開過(冰宮)啊！」、「這個朱姓被告說，他的女兒曾經回來過，他女兒後來也配合他的說詞！」檢察官黃全祿說，二女兒的說法改變，讓他直覺父女倆已經有串供的可能，於是決定羈押朱姓老闆。
朱老闆：「以前的供詞都是編的，承不承認犯案都無所謂了，你們自己去查明真相吧！」
1994年10月17日，台北地檢署開庭，檢察官黃全祿將所有的證人都找來，用交叉訊問的方式問過了一遍，點出了一個個的關鍵疑點與矛盾，並對朱姓男子進行訊問，整整4個小時，面對所有的疑問，朱姓老闆都無法自圓其說，最後他竟向檢察官說，檢察官的確應該收押他，他以前說的供詞，都是瞎編的，還說「承不承認犯案都無所謂了」，還向檢察官賣關子，要檢警自己去查明真相。
目擊證人指證 ：「曾看過朱男載疑似黃佩芬女子在棄屍現場附近逗留」
朱姓老闆有沒有涉入黃佩芬的命案？儘管每一個懷疑，都直指朱姓老闆涉案的可能性很大，但最重要的，還是得要知道一年前的中秋節那一天，在木柵老泉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但這就是全案最難偵辦之處，當時負責偵辦的文山一分局刑事組的幹員，每天都往山上去，就在棄屍現場附近，土法煉鋼地不斷找、不斷問，終於問到了一位家住附近的陳姓市民，案情才有了進展。
陳姓市民說，那天下午三、四點，他準備要回家時，看到家門旁停了一台車，車款是裕隆303 淺綠色斜背式的轎車，因為車款特殊，再加上那一天是中秋節，車子又是停在他家附近，平時深山裡來往的人車就不多，因此他印象深刻。
陳姓市民說，他經過這台車子旁時，有看到車上有一男一女，女的躺在一旁，雙手下垂。男的則壓在女生上面，看見有人經過，男子有稍稍起身。陳姓市民說，他原先以為是情侶約會，也沒理會。他說，他有看到男子的側臉，高高、瘦瘦的，長得跟朱姓老闆有幾分神似。但他不確定，女孩子長得像不像黃佩芬。
儘管沒看到女孩子的長相，但這個線索讓檢警相當振奮，因為朱姓老闆有一台車，那台車恰巧就是裕隆303，淺綠色斜背式的轎車，儘管無法確定是否是同一輛，但特殊車款再加上特殊色，很難說是巧合。
不只陳姓市民，專案小組陸續找到了許多的目擊證人，有人看到長得像朱姓老闆的人曾在附近燒紙錢，也有人看到疑似朱姓老闆與黃佩芬的女子出現。也許看到這邊你會好奇，朱姓老闆的長相，有這麼「好認」嗎？為什麼這些目擊者，都篤定的說，「長得像朱姓老闆」？根據與朱姓老闆見過面，並實際交手過的專案小組人員的說法，朱姓老闆瘦瘦高高的，臉部線條、輪廓明顯，見過他的人，很難不對他留下印象。
不少目擊者在當天下午三、四點間，看見了一男一女在木柵山區，卻沒有人看到行兇過程。這個時候，有一個計程車司機自己找上了專案小組。這個計程車司機姓章，他說，他看見了！
「喀擦」一聲香消玉殞 計程車司機成命案關鍵目擊者!?
就在檢警偵辦進入膠著時，這一名章姓的計程車司機主動聯繫警方。他說，案發那一天，他載客人上山後，在行經老泉里附近，因為尿急，他找了個偏僻的地方小便。要離開時，他看見附近有一台車，駕駛座的車窗已經被搖下來，一個年輕女子坐在右前座。當時一名貌似朱姓老闆的男子，從一旁的石頭小道走上來，滿面春風一臉得意。這名男子，看到章姓司機時，以台語對著他說「看什麼看」，並繞過了這名司機要上車。
章姓司機對著男子用台語說：「吃幼齒仔喔」，對方回說：「不要你管」。此時，章姓司機看到車子後座有放購物袋，他還調侃男子：「你還買新衣服送給她喔！」不料對方竟有點惱羞成怒，要他少亂講。就在這個時候，坐在副駕駛座的年輕女子突然哭了起來，嘴裡說著：「你看哪！都被人家看到了，都是你害的，我不想活了，我沒有臉見人了！」長相貌似朱姓老闆的男子，不斷安撫年輕女子卻沒用，此時男子突然冒出了一句話：「妳既然不想活了，我就成全妳！」
同一時間，有一個路人突然從小徑跑出來，質問貌似朱男的男子，要他說清楚剛剛在路邊在幹嘛
「你剛在底下找什麼？東張西望的？」
貌似朱姓老闆的男子則回：「跟你沒有關係！」當時路人跟章姓司機看這名男子態度強硬，於是他們便走到車前約一、兩公尺處議論、談話。就在兩人還在談話沒多久，他們聽見了清脆的一聲「喀擦」，轉過頭去就看到坐在副駕駛座，原本還在哭泣的女子，突然癱軟無力，雙眼緊閉，臉色慘白。車上的男子，立刻將少女推正後，發動車子立刻離去，留下了錯愕的路人與章姓駕駛。儘管章姓駕駛開車趕緊要追，最後卻追丟了。章姓司機說，這件事他擱在心上許久了，現在他決定鼓起勇氣說出來。
章姓司機的證詞檢警相當重視，畢竟他目睹了當時的過程，也聽到了關鍵的「喀擦」聲。專案小組將7名關鍵目擊者的證詞一一拼湊，7名證人，個個具結，願意對自己所說的證詞負責任，若有偽造不實也願意負起法律責任。這些證詞，也成了檢察官要起訴與否的關鍵證據。
1994年10月24日，檢警帶著朱男重回木柵山區的棄屍現場，當時警方帶著服裝用的假人模特兒，他們將假人放在黃佩芬陳屍的山坳中，並要朱男站在一旁。原本希望，重回現場試圖模擬，能讓朱姓老闆說些什麼，卻沒想到他一開口，竟然是對著躺在棄屍處的假人喊著，「黃佩芬妳說，妳說，是不是我害妳的，妳說啊！」他一副不在乎、不害怕的樣子，不太像一般兇手常見的心理狀態。事後，他接受媒體採訪時，甚至還說，「我也希望黃佩芬九泉之下能拿出良心，趕快顯靈，讓警方早日抓到真兇還我清白。」
朱男車上尋獲關鍵玻璃碎片，疑死者手錶玻璃?!
朱姓老闆堅決否認，檢警依然全力動員找尋人證、物證。專案小組搜索了朱姓老闆的車子，儘管這輛車在事發後曾被開去中部維修，車內也被清理過了，但專案小組的成員不放棄，用了多波域光源將整台車再檢視了一遍，並且用吸塵器在後座發現了玻璃的碎片。當時專案小組成員欽哥說，這個碎玻璃與一般的車窗玻璃不太一樣，切面角度有稜有角，不像平面的車窗玻璃，這片碎玻璃送往工業技術研究院工業材料研究所進行鑑定，事後打給檢測人員詢問，得到的答案是：「材質材料、成分，大部分都一樣，應該就是了！」
一句「應該就是了」，讓檢警像吃了定心丸一樣。畢竟這段時間以來，朱姓老闆的說詞反覆，拒不認罪。卻沒想到，就在檢察官偵結起訴的前夕，朱姓老闆透過律師向檢警表示：「他要認罪了！」。
認罪提條件「不能判死」、「不交代犯案過程」
黃佩芬命案檢察官偵結在即，檢警認為人證、物證都已備足，就差起訴了。沒想到，朱姓老闆突然透過律師向檢警捎來訊息，表示只要檢察官願意接受他提出來的條件，他可以也願意認罪。第一，他要求檢察官黃全祿必須承諾他未來可能被判的刑度，也就是不能判死。第二，他不願意說出犯案經過。只要檢察官接受，他就會認罪。
這些條件檢察官當然不能接受。
「不能交代你殺害黃佩芬的動機跟所有的當時的行為，這是什麼條件？這是什麼邏輯？」檢察官黃全祿說，當件案件偵辦已經快收尾了，朱男從案件發生一直矢口否認，卻在起訴前夕才說要認罪，再加上朱男曾提出一個證人，要替他做不在場證明，證明在事發當下，他人在花店裡。但事後這名證人得知做偽證得負刑責，最重可能被判刑7年，便打退堂鼓了：「所以我們對他的要求，就不予理會。」
1994年11月21日，朱姓老闆前往刑事局進行測謊。但幾個問題，朱姓男子的測試結果都顯示他沒有說實話。幾個問題，包括了：
⒈你有無開車載黃佩芬到木柵山上﹖ （朱男：沒有）
⒉你有無強迫黃佩芬與你發生性關係﹖（朱男：沒有）
⒊你知道黃佩芬是怎麼死的嗎﹖（朱男：不知道）
⒋你知道是誰弄死黃佩芬的嗎﹖（朱男：不知道）
⒌你有無殺害黃佩芬﹖（朱男：沒有）
⒍你曾在黃佩芬陳屍現場燒紙錢嗎﹖（朱男：沒有）
⒎你有無將黃佩芬的屍體扔到山溝裡﹖（朱男：沒有）
這些問題朱姓老闆的回答，不是「不知道」就是「沒有」，但測謊結果都顯示他有明顯不實的反應。
1994年11月28日 台北地檢署偵結起訴，起訴書內容直指，朱姓老闆平時會對女兒同學有肢體接觸，看準被害人年幼可欺，藉機將被害人帶至山區侵犯，因被人撞見憤而殺人棄屍，依殺人罪起訴，並具體求處死刑。
黃佩芬的案件偵辦至此，也許很多人都覺得，這案子應該就此塵埃落定的了，畢竟有這麼多證人、手錶碎片、以及測謊報告。卻沒想到，案件進到法院，審理了一年半後，1996年6月，台北地院一審宣判，依罪證不足判處朱姓老闆無罪。而就在法院宣判無罪的這一天，朱姓老闆走出法庭，竟對著媒體鏡頭比了勝利手勢「V」這一幕讓所有人都看傻眼了。
只要有合理的懷疑就可以起訴，但法院要百分之百的確信
不僅被害人家屬傻眼、警方、檢察官每一個人都愣住了。偵辦這麼長一段時間，基本上人證、物證甚至連測謊的資料都已完備，為什麼仍舊無法定罪？問題到底出在哪？爬梳判決書，答案就在裏頭。
首先，法院審理過程中，找來了證稱在木柵山區看見了疑似朱姓老闆的幾名關鍵證人，包括了章姓司機，還有陳姓市民。他們都已經具結，願意對自己所陳述的證詞負責，但為求謹慎，法院讓幾名證人接受測謊，卻沒想到這些人的測謊也沒過。也就是說，朱姓老闆，還有兩個關鍵證人測謊都沒過，在這樣的狀況下，法官究竟該相信誰說的話？
對證人而言，一年前看見的現場，一年後對於細節的記憶還剩多少？而且，縱使他們真的在現場看見了一男一女，又該如何證明他們看見的人就是朱姓老闆還有黃佩芬呢？也因此，法官對於證人的說詞打上了一個個問號。
針對朱姓老闆的測謊，法官的解釋又是什麼？依據判決書的內容，裏頭直指測謊可能因為這些心理因素受到影響：
1.由於蒙受嫌疑或控訴而感憂懼。
2.對於測謊之可能不準確而憂懼。
3.過度焦急的渴望合作，以求獲得正確測謊結果。
4.對可能受到測謊傷害而憂懼。
難不成法官認為，縱使朱姓老闆的測謊沒有過，可能是因為他急著要證明自己的清白，心理的焦急導致測謊結果受到影響嗎？這三位的測謊結果，法官最後選擇都不採信。
至於朱姓老闆車上找到的玻璃碎片，原本工研院回來的口頭訊息是：「並無不同」，但事後鑑定報告卻是：「訊號是大同小異，但成分含量不一樣，二者之微硬度及元素成份稍有差異，無法證明屬於同一類型產品。」
檢察官希望能夠以「熱熔點」再做進一步的分析，但因為鑑驗單位當時沒有相關的檢測設備，窮盡所有檢測的方式，依然無法證實這碎片就是黃佩芬手錶上的碎片。
檢察官用以起訴的證據，在法院審理時都被打回票，那還有什麼可以證明朱姓老闆真的有殺人棄屍呢？
另外，與黃佩芬要好的同學，也就是朱姓老闆女兒的前後說詞不一，法官認為，沒有更積極的事證證明朱姓老闆殺人，朱姓老闆「不在店裡」也不等於就是犯下殺人案。
一年前的命案，一年後重啟調查，能找到的跡證還剩多少？黃全祿說：「我只能說，我們只要有合理的懷疑就可以起訴，但法院要百分之百的確信。」
儘管黃佩芬的命案，朱姓老闆遭判無罪。但是他涉嫌將女工讀生帶往山區涉犯妨害自由，再加上他曾犯偽造文書，兩案共判處他三年6個月的徒刑。全案定讞。
案件定讞，黃佩芬的案子，成了一樁沒有兇手的命案。檢警打從心底認定兇手就是朱姓老闆，但還能靠什麼證據來證明？ 27年過去了，黃佩芬的案子依舊懸而未決，黃佩芬三個字也成了專案小組心中難以抹去的姓名。
那黃家人呢？黃佩芬的哥哥黃國鎰在判決後沒多久，就離世了，他永遠等不到司法還給妹妹一個公道。黃媽媽則是在事後也搬家了，離開那個她曾經一度幸福美滿的家。黃媽媽去了哪？我們透過各項管道得知黃媽媽的近況。對於無法替黃佩芬找出真兇，黃媽媽既難過又無奈，對於案件的無力回天，失去兒女的痛，她也不願再回想了。她每年都會定時去祭拜丈夫、兒子、女兒。至於，她過得好嗎？我們只能說，這些年她努力讓自己可以放下傷痛，繼續往前走，其餘的不能再透露了。
專案小組：「這個案子我們一直沒有忘記，儘管法院判無罪，但他仍是涉嫌最重的人」
27年前，媒體刊登的標題「黃佩芬究竟是誰殺了妳？」這個問題，時至今日依舊無解。當時負責偵辦案件的檢警們，一度將全案的卷宗細心保存下來，期盼著哪一天，能替黃佩芬沉冤昭雪，「如果不是這個被告做的，當然法院判的是對的，我們也尊重。但如果是他做的，我想對於他的良心、家族永遠是個陰影。」檢察官黃全祿說，就在他接到Y小姐的來信後，他深感振奮，因為終於有人願意勇敢地說出，當年在花店時所遭遇的一切。儘管，這些無法成為重啟調查的關鍵證據，但證明了當年他們對於朱姓老闆的懷疑。他也呼籲，當年若有人知道了什麼或是遇到了什麼，可以像Y小姐一樣勇敢站出來。希望能有機會，替這個27年來未解之謎找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