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說今天是幾號
1989年6月3日的天安門廣場前，中國當局宣布戒嚴，已經在廣場上駐紮將近兩個月的萬餘名學生，遭到人民解放軍的武力鎮壓，第一位犧牲者是32歲的航太技術人員宋曉明，經過國際媒體的深入調查，解放軍當時使用的是會在體內碎裂而造成體腔重大創傷的達姆彈。
10時30分，民眾將雙節無軌電車及公車等大型車體作為路障，推到馬路上焚燒，雖然延遲了解放軍的攻勢，但終究不是長久萬全之計。
6月4日，凌晨約1時30分，清除路障的解放軍封鎖天安門廣場四周，一方面向學生喊話，另一方面也展開武裝暴力驅離的手段。
清晨5點，儘管有零星的奪槍事件傳出，絕大部分手無寸鐵的學生開始陸續撤離。這一夜，死傷劇烈，實際數字由數百到數萬的說法都有。
流亡海外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曾回憶，他本來以為示威遊行的下場最多就是被警棍打，誰想到擺陣在他們面前的是解放軍的坦克與機槍。
北京各地急診室應接不暇，為首的學生領袖被中國當局拉清單當通緝犯處理，中國人最敢說真話的一代就此凋零。截至今日為止，依然有許多不知情或被誤導的民眾，對於那日的死傷與流亡渾然不覺，特別是在忌諱聽到「8964」這串神秘數字的中國境內，資訊被封鎖，歷史被加密，更無從知曉自那一日後，中國的未來完全變調，人民解放軍從此成為一句自相矛盾的空談，既不與人民同行，更嚴行封鎖之實，而非爭取大鳴大放的自由解放。
民運的正當性
根據不同的統計來源，約有15至50位軍警在這場事件中殉職。中國當局經常以這個數據來質疑群眾抗議的合理性，並播放學生攻擊或壓制軍警，搶奪軍警槍械，甚至爬到坦克車上揮舞旗幟的畫面，中國當局的官方定調是學生已經搶奪軍警的武器，而軍警對學生的反擊，乃是出於自我防衛的正當措施。
如果站在對等的立場上來看，奪槍襲軍警的事件本來是不可原諒的，但是誰下令讓軍警的槍械對準既無現行犯之虞，又赤手空拳的學生，以致學生的生命受到威脅？站在學生的角度，奪槍的行為不也是出於正當防衛？且不談漢娜鄂蘭提出「平庸之惡」的論點，面對一群希望國家走向光明，反對政府獨裁貪污，甚至也派出代表與政府表達意見，提出幾項條件，希望能讓天安門外的集會和平收場，卻秒遭政府重重打臉的學生們，軍警為何昧於良知能下此重手？
從北京逃到廣東的呂京花女士，和六位民運人士在虎門搭乘小船要偷渡前往香港，卻在海上遭遇解放軍的船隻。船上的解放軍人很清楚在這種時候、這樣的組合、從虎門海岸出發往香港的船隻，應該就是他們要搜捕的通緝犯，但他們卻一反常態，表達了對這些民運人士的支持與不捨，放過了呂京花一行人。
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就在解放軍全面控制天安門的同時，香港簡稱「支聯會」的「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已經開始運作，由司徒華為首，匯集了支聯會創辦人何俊仁、牧師朱耀明、知名製片岑建勛、律師李柱銘等人的力量，針對中國當局開出來的通緝犯清單，擬定了當時稱為「地下通道」，即後來被司徒華以曹植《野田黃雀行》的詩句：「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重新命名為「黃雀行動」的救援計畫。
還有八年就要脫離英國統治回歸中國的香港，相當關注六四天安門事件，毋寧說香港人正期待中國內部的群眾們能將天安門的精神，擴散到全中國，促使中國邁向真正的民主化國家，如此一來，就不必擔心回歸後在制度上的各種矛盾扞格。因此，拯救這些被通緝的民運及學運領袖，保護他們的安全，讓他們持續發聲，把中國的政局現況傳遞給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人知道，就成了最要緊的事情。從今日的香港局勢來看，當年支聯會的眼光十分卓越，早已熟知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手法。
中國解放軍全面控制北京城的出入，根據逃出北京的人回憶，6月4日那天，滿街都是荷槍實彈的軍警，包夾得密不透風，當時完全不敢想像能有平安逃出的一天，甚至都是做好了犧牲性命的準備。
支聯會的救援工作分頭進行，一部分人馬開始尋求海外國家實際的政治庇護，另一部分的資源則想辦法把被通緝的人員偷渡到英屬香港。
法國騎士精神
根據法國導演拍攝的紀錄片《黃雀行動》指出，當時由於美國總統老布希正在嘗試與中國恢復雙邊貿易關係，儘管在口頭譴責中國軍方暴力，但無論使館或國務院都要等到10月才開始接收逃出中國的民運人士。
最先投入救援工作的國家是法國，李柱銘聯絡了法國駐港領事館副總領事孟飛龍，談到那群正準備離開北京的年輕人，抵赴香港後，必須飛到海外才算真正的安全，孟飛龍幾乎沒有多加思索，甚至跳過了一些法律上的程序，未告知上級，即與當時的新聞官方文森開始安排這些人員入港後的暫時居所以及未來赴法尋求庇護的事宜。
孟飛龍跟方文森能有這樣的勇氣，多半也和法國總理密特朗在6月4日當天發表的聲明有關，密特朗直言：「敢殺青年的政府，是沒有未來的。」有了總理的譴責聲明，救援行動因此有了人道主義的正當性，不但上級沒有懲處孟飛龍跟方文森，甚至連法國民眾也樂於接納這些被中國視為政治犯的年輕人。
血染的風采
整個香港從上到下都在想辦法救援北京民運人士，大多數的經費也是來自民間勸募。早在5月27日，在香港國民巨星梅艷芳的號召之下，以不足一周的準備時間，讓長達12小時的《民主歌聲獻中華》順利籌得1300萬港元善款，是後來資助黃雀行動相當重要的一筆經費。主持陣容包括黃霑、陳欣健、曾志偉與岑建勳，《成報》報導入場觀眾近百萬，表演歌手包括羅文、鄧麗君、梅艷芳、侯德健、沈殿霞、周華健、汪明荃、鍾鎮濤、張明敏、張學友、Beyond、達明一派、李克勤、周慧敏、王傑等人，全都是亞洲華語樂壇的一時之秀；而劉德華、周潤發、譚詠麟、成奎安、李麗珍、錢小豪、張曼玉、林子祥則以亦現場螢幕現身獻聲表達對活動的支持。
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後，香港人再度上街舉辦遊行聲援，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六四維園燭光晚會，募資救援民運人士，至今已經舉辦三十多年，不曾間斷，累積的募資金額近四千萬港幣。
反送中運動之後，當年堅決反對解放軍暴力的香港藝人，也有不少人為了生存利益而轉換陣營改撐警察。有些香港人疼惜梅姑若天上有知，也要捶胸頓足。
黑色白色，有時候還會變色
製片岑建勛也透過演藝圈的關係，聯絡演員鄧光榮，透過他的三合會背景，接觸到人蛇集團的蛇頭陳達鉦、活躍於中港走私的東聯社、義堂、聯樂堂，甚至澳門賭王何鴻燊、香港電影大亨向華勝等各路帶有黑道背景的組織與名人，紛紛以愛國的名義展開救援行動。
六四事件發生後，趙紫陽成為被清算的對象，其子趙二軍帶著妻女展開逃亡，同時也加入黃雀行動，營救北京的民運人士。躲過監視查緝逃到廣東，負責接風的是陳達鉦、陳達鉗兄弟，安排他們一家從屯門龍虎灘上岸，即便遇到港警例行檢查，撥打岑建勛提供的秘密電話號碼，就能直接接通時任香港總督的衛奕信。
相較於後來反送中運動，那些持刀械棍棒在元朗大開殺戒的黑幫分子，香港這三十年間的時局變化，實在讓人感嘆不已。而當年在前線支援走私通道的陳達鉦，也在反送中運動轉變陣營，改為擁護中國與香港政府推動的國安法，認為反送中是黑色暴力事件，支持政府的維穩手段。所以當大家正在策畫第二波黃雀行動，準備將這幾年的香港民運人士過渡到海外的時候，就不再考慮這位當年的戰友，至今無人尋求他的協助。
已故的黃雀行動領導人之一的司徒華，也曾透露當年和陳達鉦接觸的時候，陳達鉦的走私價碼不斐，而且有洩漏行動路線導致的嫌疑，所以後來才跟其他人蛇集團合作。
救援行動只可以做，不可以說，前陣子台灣記者鐘聖雄在臉書上暴露五位香港民運人士從東沙逃亡到台灣的消息，讓中國政府藉此機會以封鎖海域的方式阻絕逃亡路線，引起軒然大波，更切斷了香港民運人士逃亡的希望。
司徒華在回憶錄《大江東去》坦言他的共青團身分，而從他的言行也可以理解，他其實就是傾向中國的民主回歸派。香港作家陳雲則認為寄望中國實施遙不可及的民主自由，香港人就無法擺脫魔鬼統治。他痛批司徒華是香港的毛澤東，一手締造「教協+民主黨+支聯會」的三位一體政團，令香港今日淪陷於中共殖民統治。
歷史人物的功過，向來不能一概而論，司徒華在黃雀行動的貢獻不可抹滅，這是許多獲救的民運人士都一致認同的；歷史事件的真相，則必須按照證據與邏輯逐一還原，並永遠銘記，為後來的人們留下血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