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時刻，若是在家中開伙，習慣會與家人圍坐餐桌，邊吃飯邊聊聊生活瑣事、抒發心情，同時間電視機也開著，轉到的多半是新聞頻道。這一天，家人好奇地問：「咦，今天的新聞好像跟平常看的不一樣？」
家裡裝的仍是俗稱「第四台」業者提供的包套節目，新聞台集中在某一區頻，好讓收視戶簡單按個上下選台鍵就可以輕鬆切換。不過撇除特定的政治立場後，看來看去各台的報導內容大同小異，就連行車記錄器、手機拍攝等民眾上傳至社群媒體的影片都一模一樣，或同是網友、鄉民等不特定對象的奇言異語，盡是拼拼貼貼的浮面陳述，不見進一步的探問爬梳，讓我沒了收看興致。轉過幾個頻道，發現一台較有條理地彙整國際要聞，夾雜評論與略帶深度的剖析解說，於是近期開始習慣轉到這個頻道來。
這類近乎「照本宣科」、「來文照刊」式的新聞播報，讓我想起近期中譯出版的一本社會報導作品，日本記者清水潔撰寫的《連續殺人犯還在外面：由冤案開始，卻也在冤案止步：北關東連續誘拐殺害女童案件未解之謎》，作者在書中為此提出了嚴厲的批判。
重返連續女童遭誘拐後殺害之重大刑案
《連續殺人犯還在外面》一書，聚焦在七〇年代末至九〇年代間，在日本北關東地區、群馬縣與栃木縣境方圓不到十公里的小地方，陸續發生的女童誘拐後遭殺害的重大刑案。一九五八年生的清水潔原本是平面雜誌《FOCUS》的文字與攝影記者，轉職到日本電視台報導局後，於二〇〇七年六月接下社會部部長杉本敏賦予的任務，參與製作新聞節目《ACTION推動日本》（ACTION日本を動かすプロジェクト），要用一整年為單位追蹤報導一個主題，而這個報導的結果「將會推動日本」──清水所負責的，是亟具爭議性的「未偵結的懸案」。
之所以說具爭議性，乃因為報導「未偵結的懸案」絕非只是重新講述警方與檢調的偵蒐始末，必須更深一層探究無法結案的各種因素，並且從媒體的角度積極地監督檢討，始符合「報導的結果將會推動日本」這個節目宗旨。然而，記者擁有的權力不過是調查、採訪並傳達訊息給大眾，並不具備「破案」的權限、能力與資源，製播過程很可能徒勞無功或激怒公權力造成對立，全然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最終，硬著頭皮接下這艱鉅任務的清水潔與記者同事杉本純子，決定鎖定即將超過追訴期的案子（當時的重大刑案尚有二十五年追訴期，二〇一〇年四月之後才廢止這個時效規定），發生在一九九六年七月的「柏青哥店誘拐女童案」登時浮現兩人眼前。
七夕那天，居住在群馬縣太田市的橫山一家人原本要去逛百貨公司，由於父親不經意看見柏青哥店「七夕感謝日」傳單，因而改變了這家人的命運。四歲的長女由香里在獎品區看中一樣煙火組合包，作父親的承諾「爸爸贏給妳」，於是兩夫妻專注在叮噹作響的機台上，任由香里在店內遊走玩耍。那時的大眾不會把柏青哥店視為危險的場所，母親依稀記得孩子曾跟她說「有個很好的叔叔」，她也反過來叮嚀由香里「不可以隨便跟人家走喔」，可是就在十分鐘後，女童原本安坐的長椅上只留下吃到一半的飯糰和果汁，人已不見蹤影。
心焦的橫山夫婦找遍了店內外仍無稚女的形影，父親隨即奔至派出所報警。調閱監視畫面發現，由香里跟隨一名行跡鬼祟的可疑男子離開後，從此下落不明。清水與杉本翻閱相關報導及資料後發現，六年前的一九九〇年五月，隔壁的栃木縣也曾發生四歲女童松田真實同樣在柏青哥店外誘拐後遭殺害之事，再往前的一九八七、一九八四、一九七九年亦各有一名女童受害，且事發地點相距僅十公里遠。難道這是同一名歹徒在十七年間默默犯下的連續誘拐殺人案？但為何警方與媒體都未曾擴大調查與報導？
宛如推理小說的懸疑情節在真實世界上演，記者清水潔扮起偵探一角追尋真相，但他很快就發現上述的疑惑當年何以沒在調查與報導上引發熱議：因為一九九〇年的女童命案業已偵破，遭警方逮捕的凶手是四十五歲的幼稚園娃娃車司機菅家利和，定罪鐵證為「犯人的自白」與「DNA型別鑑定」。
科學辦案、媒體報導與檢警體系的相互幫襯
刑案調查程序中，藉由科學方法研判的證據往往具有極高的效力，從早年的指紋、血型、聲紋、筆跡、彈道分析、血跡型態到近年熱門的DNA鑑定等等，當冠上了「科學」二字，似乎就有了不容質疑的正當性與決定性。可是，該證據實際運用的原理是否扎實真確、鑑別率與出錯率是否足以作為定罪以及法庭攻防的判準、採證程序是否完備且不受汙染破壞等等，才是該證據能否得以採信的必要前提──一九九〇年的「女童松田真實誘拐殺害案」，就是在這一點出現爭議，造成菅家利和蒙受長達近十八年的不白冤屈，在日本冤罪史上稱為「足利事件」。
為了要證明這五件女童誘拐案極可能是同一人所為，就得先擊破這堵已判決定讞的高牆。因此，《連續殺人犯還在外面》全書前半有極長的篇幅針對「足利事件」進行調查解析，主要的切入點有三：一是重返事件現場、還原當時的人事物證。要調查十七年前的懸案，除了參閱當年的新聞報導、警方筆錄與法院文件外，作者亦須重新獲得被害家屬、證人與菅家利和的信任，從而察覺檢警調查上的偏頗疏漏，並藉由《ACTION推動日本》節目的揭露追蹤促成輿論壓力，是首要關鍵。
二是反省媒體的作為與不作為。在清水潔的前作《被殺了三次的女孩：誰讓恐怖情人得逞？桶川跟蹤狂殺人案件的真相及警示》一書中，作者便提及日本的一線媒體（書中以「一流」稱之，並自嘲當時任職的《FOCUS》雜誌是「三流」媒體。原因在於，一流報社與電視台會組成與政府機關合作緊密的「記者俱樂部」，方便取得第一手資訊，此舉也受人批評為政府篩選媒體、進行新聞管控的箝制性作為）只管轉手報導警方提供的資訊，導致當時未能在第一時間注意到「犯人的自白」有受辦案刑警脅迫作假的可能；多年後，當民間律師團不斷質疑足利事件是否有扭曲證據、造成冤案的可能時，眾媒體又一致採取冷眼旁觀、噤聲以對的態度自保，避免與官方站在對立面，這種陋習無疑是懸案無法偵破的共同幫凶。
三是揭穿檢警組織死不認錯、官官相護的醜陋嘴臉。自西方引進「DNA型別鑑定」技術的當下，打造了「幾近完美、無懈可擊」的神話幻象，是警方驕傲、媒體吹捧、檢方勝訴無往不利的定罪利器。就其原理來看，除非是同卵雙生，否則每個人的DNA組成都不同，當在被害者衣物上找到與嫌犯相同的DNA型別時，的確稱得上是如山鐵證。不過在足利事件中，警方的科學搜查單位先是對檢體的DNA型別判讀上出了紕漏，後來甚至無法回應該檢體究竟是源於嫌犯、被害人或不知名的第三者。更離譜的是，檢方不斷在程序上阻撓菅家利和律師團要求重新檢測、提供原始報告等訴求，其動機極可能是想要掩飾技術引進初期在採證與檢驗上的疏漏和不完備，一來會對檢警雙方的組織人事造成劇烈的震動（該如何咎責？當年宣揚這項技術、破案有功的人都當了高官），二來將影響過去沿用此技術的所有刑事案件（不可能全數重新調查與審判）。
這三個切入點亦是清水潔在《連續殺人犯還在外面》書中提出控訴的三個面向，最終由於檢警的死不認錯（唯獨法院承認這是一樁冤案，並在法庭上向被告菅家利和鞠躬致歉）而遭遇重大挫敗──還記得我在前面曾經說過，「為了要證明這五件女童誘拐案極可能是同一人所為，就得先擊破這堵已判決定讞的高牆」這段話嗎？為什麼清水潔會提出這樣的「作戰計畫」呢？
由冤案開始，卻也在冤案止步
原因很簡單，作者已經調查出一名嫌疑極重的男性，很可能就是這五樁案件的幕後真凶。
這項爆炸性的論點一出，為全書帶來最高潮。就算清水潔百般不願扮演偵探一角，卻在他回顧事件始末、拼湊所有線索之時，一名可疑的男子就此浮現。沒有偵蒐權的新聞記者只能將自己的推論轉提供給具調查與逮捕權的警方，但唯一可供定罪的DNA證據，卻始終卡死在堅不認錯檢警高層──當年錯誤的採證與解讀，成了真凶最完美的保護罩，所以書名才有「由冤案開始，卻也在冤案止步」這段文字，至今仍只能以「未解之謎」無限期地擱置下去。
然而，清水潔推理出來但無法公布其身分的男子（書中以「魯邦」稱之），百分之百就是真凶嗎？這一連串事件是否還有其他突破口可被攻破呢？追查真相、尋覓真凶，似乎是閱讀這本書的核心乃至於是大眾欲知悉的答案，但清水潔的寫作企圖遠不止於此。我認為，他是以新聞工作者的立場與信念，提醒自己、同業以及世人正視更大的問題與黑暗：那些被具有權力與掌控性的組織所吞噬抹除的、為維護自我利益而糾結的群體想聯手遮掩覆蓋的，需要訴諸耳目清明的大眾共同來關切與監督──我們不應只為「連續殺人犯還在外面」感到恐懼，更需為「縱放連續殺人犯在外面」的種種錯誤與不公而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