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謀裡的陰謀
十信案至今三十三年，仁愛路圓環的敦南金融大樓，案發後出售給新光吳家，2011年，又為蔡家買回。看起來，這已經是台灣官商關係變化過渡時期的一則往事。但是提到這事，一般都說，蔡家依舊耿耿於懷，認為當時財務不佳、瀕臨崩壞的民間金融機構所在多有，並不一定要拿蔡辰洲開刀。被牽連的國泰集團員工，回憶起來，甚至以白色恐怖形容。
當時一位集團經理，在回憶錄裡描繪了國信集團破產拆解後的悽慘景象。營收不差的關係企業被破出讓，連王冠上的寶石來來飯店都不得不易主。許多中階主管一夕成為債務人，往來的中小企業負責人也成為票據犯。一大早，便有許多人在蔡辰男辦公室守候，大聲問道：「董事長，我們盡心盡力這麼多年，你一句話也不拿出來嗎？」
似乎，儘管宣示要「保障十信存戶權益、維護金融秩序穩定」，但是比起實際的員工存款受災存戶、被牽連的主管與中小企業，政府的介入更在意的，是如何拆解這個集團，而非追回去向成疑的金流，釐清真正的責任歸屬。
他說，在當時的眾多信用合作社裡，十信一直是經營最好的幾個，此前多家出問題的合作社，都是十信幫政府吃下來。國信部份，國信在業界績效良好，規模贏過第二名的中國信託許多。多年後想起，他仍覺得十信案或有國民黨政府借刀殺人的意味。手起刀落，牽連無數無辜。[1]
比起財政部報告批判的違背法令惡性重大，或是商業週刊透露的官商勾結，這後面似乎隱隱有著更深的謎團，說著還不能就此結案。
這條線索，把我們帶往黨外雜誌。相較於財經週刊，這些根植於反對運動的文章，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一言以蔽之，所有的經濟問題，都是政治貪腐，背後都有著陰謀。在多年後的今天，這些雜誌帶著一種奇特的歷史形象：那既是民主化運動的重要記錄，卻沒有太多人會重新拿起閱讀。它們多半是時效性的文字，充滿激烈的攻擊，比起事實，更多地反映了人們的憤怒，在有限的事實裡，傾注著種種臆測與謠傳，以填補對現實的困惑。
而這些在事實與謠傳之間的文字裡，正有著我們要找的東西。
1985年3月6日，蔣經國在國安會議和國民黨中常會上說了重話，要徹底整頓經濟犯罪。在2月3日，案發前夕，蔣已經宣示，「反對壟斷！反對特權！反對投機！」這一天，他更直接指示：「今年這一年當中，特別要整頓財務、金融和經濟方面存在的問題。」「政府官員一定要憑良心依法辦事。」
但是，黨外雜誌的撰稿者卻有不同解讀。
像獵犬一樣，他們鉅細靡遺地捕捉著官方媒體的片段資訊，填補裡面的空白。他們一一比對前後不一的宣示，編織黨職公職的系統，從人事升降調動的細微變動，推測整個權力結構運轉中，外界所看不到的核心決策。
在案發之後，始終「好官我自為之」的經濟部長徐立德，辭職前後的報導，便是一個例子。在整個二月，當跟官方關係密切的大報，代表企業界訊息的財經雜誌，都還在挖掘蔡家的種種不法，黨外雜誌已經將砲火全力指向國民黨的要員們。
報導獨家揭露，早在兩年前，台北市財政局擬定撤換蔡辰洲，將十信分拆為二的「斷然處置方案」，業經財政部金融司簽報，時任財政部長的徐，將方案壓了兩個月後予以否決，批示由合庫進駐輔導的溫和方案。
這中間的故事一點一點披露。報導指出，十信問題放款，經歷幾任財政部長，在張繼正任內的1979年還是11億，到徐立德任內，已經激增到1983年底的38億。這段期間，徐立德作為來來飯店香格里拉俱樂部的特級貴賓，手持價值200萬元的VIP卡，不時出席宴飲，招待三溫暖。1984年初，蔡辰男爭奪華僑銀行控制權之戰，儘管最終以不符華僑身份敗北，但在徐的護航下，政府以高價回購蔡家手上的股份。而徐成立「中華民國行政學會」，蔡辰男也慨然贈與辦公大樓，又將國泰信託總經理換為徐的親近同學謝森展，每天固定到財政部長辦公室跑一趟。
儘管在3月11日，因為輿論上的壓力，徐立德說出「雖然沒有政治責任，但我有道德責任」，請辭獲准。但是，黨外雜誌並不因此鬆口。相反地，根據請辭前後的線索，他們認為這只是斷尾求生的一幕政治宣傳戲劇。[2]
新的報導指出，徐立德突如其來的請辭，有著背後的動力。
不過幾個禮拜前，在十信案的風暴中，面對記者的提問，徐始終談笑風生，四兩撥千斤，對自己的官位顯得極有把握。只有一次，自立晚報記者單刀直入，問到他與國泰蔡家的密切關係，才幡然變色，怒摔電話。但也隨即在當晚請託友人，打電話向自立晚報社長疏通。當時，黨外雜誌推測，認為春節前監察院例會上，張一中等監委主動成立的監察小組，其作用不過是為了避免增額監察委員介入，而由國民黨監察院黨部主動請纓，作作樣子，正如前一年海山等煤礦連接出事，黨外監委提出調查，以釐清政治責任歸屬，卻為國民黨派出協查的監委牽制，一波三折，徐始終沒有到院接受調查，位置穩如泰山。[3]
但是，到了2月底，春節過後，院會開議，隨著2月26日立法院外頭出現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請願隊伍，國塑集團的債權人，在正門、側門高呼口號：「打倒蔡辰洲！」、「蔡辰洲是罪魁禍首！」、「立即逮捕蔡辰洲！」這時，執政當局，似乎也改變了策略，《中央日報》2月27日的三版頭條，赫然出現「十信弊案拖延五年未採斷然措施，財金單位是否予違法包庇，正根據數項疑點深入調查，金融司曾多次擬案追究均被擱置」的標題，直指徐立德涉嫌包庇。另一篇特稿則強調，即使無人包庇，至少政策失敗是事實，應有官員負起責任。
如果是在黨外雜誌上，這些內容並不特別，但是在直屬國民黨文工會的《中央日報》出現，那麼代表的是高層意志有了不同打算。三月上旬開始，《聯合報》、《中國時報》也紛紛跟進，「政治道德」、「政治責任」等字詞，一時間佔據了大小版面。與此同時，原本消極等待財政部不知何時才會送到資料的監察院專案小組，也突然動了起來，主動去財政部調閱資料，並派了兩個職員到部裡駐點。
撰稿者言之鑿鑿，正是在這時，當蔣經國宣示「政府官員一定要憑良心依法辦事」的發言經由各大報紙傳播之際，徐立德作為政府有心整頓作為的替罪羊命運，已經註定。一方面作為平息民怨的出口，一方面避免案情往上延燒，一方面也表現出政府的大有為決心。
而也在這時，監委小組「調查任務」大功告成後不經意的發言，進一步提供了黨外雜誌批評的口實。監察委員張一中表示，專案小組不眠不休調查弊案，蔣總統核准徐辭職，非常英明睿智，行政院主動負責，令人高興。專案小組的任務，也可以暫告一段落。至於有關單位的行政責任，最好等行政院妥善處理後，監察院再視情況調查。本應默默配合低調安靜的張一中，發言一出，讓原先規劃的「大有為政府」戲劇尾聲，頓時出現破綻。據稱，隔天張就被叫到中央黨部訓斥一頓，而張回到辦公室，對著職員大發脾氣，怒罵記者王八蛋，否認講過前一天的發言，認為記者裡面一定潛伏著陰謀份子。而專跑監察線記者裡面，則流傳著「再不打老虎只打蒼蠅，監察院乾脆併入行政院環保局」的笑話。[4]
5月20日，另一則雷聲大雨點小的餘波，也從側面予以這陰謀論有力的支持。
當合作金庫總經理陳曉鰲經過三個月的整頓，釐清帳目，使十信終於出現字面上的盈餘，卻傳出陳曉鰲與營業部經理被調查局審訊，送往台北地檢署偵辦的消息。
所以發生這戲劇性的一幕，在於3月定下戲劇的大方向後，遲遲未能完成的調查報告。儘管徐立德去職，在表面上對政府長期在金融監管失格負起責任，但是2月4、6、8日三天，風暴前夕，合作金庫為什麼還是緊急對十信融資30億元，卻一直沒有合理的交待。如果十信就要出問題，那麼誰批准了這麼大筆的資金流動？這筆錢又流到哪裡去了？
4月26日，被傳訊的幾位合庫負責職員，因為在歷次調查十信中，協助通風報信被捕（一說，他們進一步供稱金融檢查之鬆弛，陳總經理有包庇之嫌）。得知屬下被捕的陳曉鰲，面對記者質問，說出通通有獎的內幕：「有錯的人一大堆，要追究十信弊案，應該從上到下，通通有獎，大家一起來，對社會才有交待。」
陳出身銀行基層，資歷完整，受命整頓合庫時，他便強調，長久以來迴避蔡辰洲的搭線，而對於五鬼搬運的弊端，更有自信破解帳本的祕密，「十信的徵狀還瞞得過我這老醫生嗎？」這樣的老醫生，卻在此時遭遇指控，情急之下的發言，打破了先前在省議會報告合庫營業狀況時的公務樂觀面具。[5]
據黨外雜誌的報導，一向孤傲的陳曉鰲，向記者說道：「過去什麼話該講，什麼話不該講，我都有分寸。但是如果事情非常不合理，本來不該講的，我也要講。」
當初緊急融資的命令是誰下的？這黑鍋他既不願背，又不能公開說明，或許察覺到自己禍從口出，接下來陳曉鰲就稱病告假，失蹤近一個月。
在這短短的線索引起各方議論的一個月後，陳曉鰲再次出現在報紙與雜誌上，現有資料說法不一，《中央日報》上說他回應偵訊，表示融資過程並無不法，都按照開會程序，黨外雜誌則寫道，他坦承違法，只辯稱此違法情事早已行之有年，而不管是哪一份記錄，都說核貸前都向財政部請示報告過，此融資是政策性措施，不是他一人可以作主。至於向哪些人報告，他不作說明。[6]
陳曉鰲的大嘴巴，為他招來危機，但似乎也因為大嘴巴，讓他化險為夷。他先以破紀錄的20萬元交保，三天後，營業部經理也跟著交保，一場就要展開的風暴，突然平靜無波，據黨外雜誌指稱，高層權衡利弊，決定不繼續把陳辦下去。
這出爾反爾的奇異逮捕，沒有爆出更多的內幕，但卻隱隱約約，證明了內幕的存在，以及圍繞著內幕的種種權力運作技術。
接下來的黨外雜誌上，繼續引述不具名「財經權威人士」的消息，指稱財政部長陸潤康，及其背後主掌財金多年的行政院長俞國華，都脫不了關係，而十信案情的天天向上，也不當到徐立德為止。據稱，陸接任徐出掌財政部後，仍然秉持跟蔡家的合作關係，予以多方照顧。在立委質詢下，陸承認持有來來飯店貴賓卡便是一證。在案發前夕，陸也與蔡辰洲達成共識，因而批准了30億元融資，只是陸沒想到十信的窟窿30億竟填不滿，才緊急喊停，轉身翻臉，扮起果斷徹查的角色。而陳曉鰲脫稿演出，更讓陸決定落井下石，提供陳的違法證據給有關單位，一方面讓合庫作替死鬼擔起責任，一方面也殺雞儆猴，避免還有其他人口無遮攔。只是沒想到陳一口咬定上面對放款知情，而落得辦案也不是，不辦也不是的窘境。[7]
8月，隨著監察院最終調查報告的出爐，陸潤康在質疑聲中宣示負起責任，辭職獲准。但他也堅持自己問心無愧，將十信案歸諸於長期種下的種種制度弊端，以及歷任監管機構，為了維持經濟穩定，難以下定決心處置，反而自己是「以最大的決心，排除一切困難，斷然處置，是非自有公斷。」至於30億資金流向，他說，在案發前，2月初在市面謠傳下，十信各分社已經陷入擠兌，合庫如果不依法給予支援，將釀成更大的經濟風暴，當時融通的資金，只有一小部份流入國塑關係企業，主要是應對擠兌的民眾需求。[8]
但是，如果一切都如陸潤康所言，那麼5月的這起風波，便難有合理的解釋。在陳曉鰲被逮捕偵訊時，身為主管長官的陸即使沒有如黨外雜誌的說法「落井下石」，他卻不曾用這番合情合理的交待，為「無辜」的陳說上一句話。
黨外雜誌的報導有多少成份的真實呢？自然，在黨國體制下，權威人士難以具名，真的消息與想像的陰謀都只能用半公開的管道傳遞。而在這一層套一層的陰謀中，幾許確鑿的證據，需要多上幾倍的想像來拼湊成一個故事。可以確定的中小陰謀，也使得那難以測度，在權力最高處的計畫，在人們的傳播中，變得更為堅實可信。
在真實與想像之間，國民黨文工會（文化傳播工作會）對報社的指示，更為此添增一份支撐。在徐立德辭職獲准後，文工會邀請各報主管做了背景說明：「一、要強調政府一切依法處理，矢志維護經濟紀律的決心；二、要誇讚政務官的道德勇氣，勇於承擔政治責任的表現；三、各報要作到療傷止痛，見好就收，不要誤導民眾宣洩情緒。」[9]
於是，也在這裡，跟著這些使官方說法難以自圓其說的旁證，儘管沒有直接的證據，我們卻來到那隱隱約約浮現的權力運作機制跟前。那我們終於找到，應該加上引號的「可靠消息來源」所透露的，「十信案件本來就是國民黨一手導演的事件」，也越發顯得像是事件看不透的核心：
國民黨在江南命案搞得灰頭土臉，百般辯解也難以自圓其說之後，黨內決策者就亟思以另一件足以震撼社會的大事來轉移人民的注意，在陳啟禮與吳敦受審之前，揭發十信的弊案，對國民黨而言，是「夠本」的生意。江南命案對國民黨完全是負面的不利影響，但是整頓蔡家，揪出一些貪便宜的小官員，卻會贏得一般人的喝采。[10]
而這或許也就是親歷者使用「白色恐怖」一詞形容十信案的意義。儘管從今天的角度看，作為經濟犯罪的十信案，與今天用這四個字指稱的政治案件與思想壓迫，顯得頗為遙遠；但是回到當時，黨國體制的運作方式卻概括一切。在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依循著黨國體制進行分配而運轉的時代，蔡辰洲憑借在商場江湖打滾的動物性本能，察覺了體制漏洞與獲利方法，將上下打點，舖平道路，使自己的利益與黨國的利益重疊起來，甚至一度產生錯覺，這個體制正圍繞他轉動。比起站在體制對立面的抗爭者，蔡辰洲彷彿聰明得多了，但是，他的本能並沒有告訴他這個體制的真正構造：只要他的利益共同體一運轉失靈，這個體制的核心便會顯露出來，毫不留情地，為確保自己的生存，將他拋擲到深淵之中。
黨國內部的波浪
然而，案件似乎還沒塵埃落定。
追蹤那陰謀巨大輪廓的過程裡，有兩條歧出的線索，將我們帶向黨國體制內部的波浪。
一條是1985年8月20日，蔣經國的問話。一般認為與蔡家關係密切的蕭政之，指稱在國璽公司蓋章的借款都是人頭，他並不知情。他說，自己所以會被針對，是因為蔣經國次子蔣孝武有意接班，忌恨王昇人馬。在十信案發後，他一直打官司上訴，一路上訴到最高法院發回高等法院更審。一直到蔣經國因為徹查涉案官員進度之緩慢大為憤怒，問道：「蕭政之怎麼還沒有關起來？」蕭才終於入獄。[11]另一條是陸潤康在回憶錄裡，認為當時他所以在媒體上不斷受到攻擊，監察院報告直指違法失職，乃是因為「有人要這個位子」。反俞國華的派系，以之作靶，在暗地裡興風作浪。[12]
就現有的資料，我們無法證實蕭政之跟陸潤康究竟如他們的辯白般廉潔不染，或者，其實深深涉入與蔡家的往來，我們只能猜想，在比例尺上，這頭多一些，或往另一頭多一些。但從這裡，可以確定的一點是，比起一台精確殺人不見血的無敵機器，在那時，黨國體制更像是許多零件彼此咬合不齊的龐大機器，儘管佔有絕對優勢，聲音震耳欲聾，在聲浪之下，卻時常有卡住的狀況。
在黨外雜誌撰稿者眼中，國民黨是所有罪惡的根源，巨大的陰謀從核心指示層層下達，吞噬台灣人民長久以來打拚的經濟成果。但是，從這兩條線索，卻可以看到那陰謀的另一側面：黨國體制並非鐵板一塊，而是許多派系利益與人際網絡的疊合，財經行政官僚、國民黨部、情治系統，在這個體制裡各自尋求自己的利益，而即使是最高領袖蔣經國，他也不能完全掌控情況，並遂行最高意志。
對於黨外雜誌來說，這些區分並不那麼重要，撰稿者有時分出國民黨內部派系，著力宣揚黨國內部鬥爭之醜陋，有時又將各派混在一塊談論，彷彿他們作為貪腐的共同體，總是團結一致。這使得撰稿者透過十信案，用力抨擊黨國體制責任時，只觸及案發後權力對下的運作，而很少注意到權力結構內部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動。
在他們眼中，重要的是指出那巨大陰謀的存在，而這巨大陰謀是遲早要整個打倒的對象，也就沒有必要去仔細考察在「整個」裡面究竟有著什麼。這些在少許證據裡以想像力催生出巨大陰謀輪廓的撰稿者，目標是確定陰謀的存在，觸發讀者的憤怒，因而許多評論都帶有時效性，注重整個的無差別攻擊，有時，你會發現在前一期與後一期，原先勾搭在一起的惡徒，卻突然變成了仇敵，儘管各自讀起來都有理有據，在巨大陰謀的投影下，也確實都說出了真相的一部分，但是把各期排列在一起，你便會發現，儘管陰謀是確實存在於某處，但許多細節卻拼不起來。
在十信案中，比起黨外雜誌正面開火的財經官僚系統，砲火相對要輕的黨務系統，便顯示出這一點。
究其原因，或許是當時出任國民黨秘書長的蔣彥士，在十信案發佔據媒體版面的前一週，便已下台，而與之過從甚密的王昇，更在兩年前便被拔除要職，離開權力中心。對於黨外雜誌來說，已經無須分神浪費彈藥。至多，只是在戲謔的「台北要聞」版面上，補上幾則蔣彥士與洪小姐的婚外緋聞，寫道，與商界頗有往來的洪小姐，如何讓高層頭痛，甚至願意補貼洪小姐出國去紐約的費用，如今，傳聞將外放沙烏地阿拉伯大使的蔣彥士，或能與洪小姐來一段沙漠戀歌未可知。[13]
然而，比起風暴中的黨外雜誌撰稿者，當我們從多年後的今天回過頭，翻查比十信案那幾個月更長時間的資料，看到的卻是有些不同的歷史樣貌。從案件還在醞釀之際，首先拔除蔣彥士，在案情明朗之後，特別注意蕭政之，從黨政最高領導人蔣經國的眼裡，他更注意的毋寧是這一條線。日後，當時還是副總統的李登輝對十信的回憶裡，儘管因為並非主管官員，對案情著墨不多，也提及，蔣經國特別對他交待，蔣彥士不可再重用。[14]
在這些日後揭露的材料裡，比起拿蔡家作替罪羊，蔣經國在意的更多是黨務系統，或者說，黨務系統與地方資本家的結合，從這個角度回看，十信案會呈現什麼樣的面貌？
這樣，我們便來到各種版本的蔣經國傳記，我們必須進入傳記的細節，以及那些細節沒有寫到的地方。
[1] 蔡焜霖，《逆風行走的人生》（台北：玉山社，2017），頁239。
[2] 江楓，〈還是江南命案惹的禍：徐立德下台內幕〉，《民主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3期（1985年3月15日）。
[3] 李信義，〈如果彈劾徐立德，怎麼辦俞國華：監察院上演十信秀〉，《民主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2期（1985年3月10日）。
[4] 〈愛拍蒼蠅，不如併入行政院環保局：監察院十信弊案政治秀大走調〉，《民主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3期（1985年3月15日）。
[5] 〈十信案通通有獎〉，《民主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10期（1985年5月4日）。
[6] 〈合作金庫總經理陳曉鰲 接受調查局約談未說明向誰請示〉，《中國時報》， 1985年5月21日，第3版。
[7] 〈大案輕辦是既定方針〉，《民主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13期（1985年5月24日）。
[8] 〈斷然處置十信弊案 是非自有公評〉，《中國時報》， 1985年8月17日，第3版。
[9] 江楓，〈還是江南命案惹的禍：徐立德下台內幕〉，《民主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3期（1985年3月15日）。
[10] 江楓，〈還是江南命案惹的禍：徐立德下台內幕〉，《民主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3期（1985年3月15日）。
[11] 王丰，〈蕭政之和蔣家三代的恩仇〉，《亞洲週刊》。
[12] 陸潤康，《陸潤康回憶錄》，頁184-186。
[13]〈蔣彥士將外放駐沙烏地大使〉，《自由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1期（1985年3月4日）。
[14] 李登輝口述，張炎憲、陳博志、劉孟奇訪問，張炎憲主編，《李登輝總統訪談錄．四》（台北：允晨文化，2008），頁22。
